来自医院的震撼！

这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叫陈强的先生在他的博客上谈到他回国后的“不适感”，被他文中的一句话所触动。他说他的一位朋友对他说，把这种不适感记下来吧，否则以后就没感觉了。事实上真的会这样，人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我每次回国都会有一个星期的“适应期”，然后就会一切如旧，一切习以为常。其实这种“不适应”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感受，它使你看到差距，看到改进的必要性。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今天，正是这些一批批的“海归们”凭借着他们敏锐的“不适感”一点点改进，改良了中国方方面面的无序状态。但凡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能看到中国这几年的巨大变化，虽然现在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毕竟在与世界接轨的口号中大大的拉进了这中间的距离。相对于银行交通以及其他服务部门的状况，我认为在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最大的还应堪属中国的医院！

我离开中国十多年，虽然经常回国但并没有机会与医院打交道，虽然多年来时时听到这方面的负面报道，也知道中国在医疗改革方面并不顺利，但毕竟没有感同身受的体验。而这一次由于我那已经八十六岁的老母亲因感冒引发肺炎，迫不得已送进医院，使我有了这样的机会，与老母亲一起品尝了这住院的滋味。

首先我必须提到的是，我并不熟知中国医院的运作方式和管理状况，并且我所看到的医院也不能代表中国的所有医院，虽然这家医院也应算是省一级最大最有权威性的医院了。我只是以一个患者的角度，一个病人的角度，以同样的住院治病的经历来诠释一下这其中的巨大差别，希望能给有关人员一点点启示，在他们修建新的病房时，能想得更周到一点更人性化一点，希望中国的医院能尽快的从企业化产业化回归，希望中国的医务人员能有更好的待遇，更先进的医疗设备，更便捷舒适的工作环境，当然还有更高的职业操守，希望中国的医院也能像其他行业一样尽快地与世界接轨。

我在英国生活的十几年中，曾因摘除胆结石和子宫探查先后两次住院，一次是在普通的地区医院，另一次是在妇女医院。也许让许多国人想不到的是，在英国的医院里，除了生孩子和一些特护病人，大多数的病房都是要容纳十几个人大病房，也许他们认为这样更便于操作和管理，总之我两次住院都是住在这样的病房里。我注意到病房虽大，病人虽多，但并不觉得拥挤与嘈杂。我想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床位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至少相隔两米以上，并且中间设置有可封闭式布帘。平时全部拉开，便于医护人员观察每一位病人。每当医生前来查房或需要做任何检查和治疗时，或者病人需要换衣服或作其它事，布帘便会拉上，让患者有一个完全私密的空间；二是病房内整洁清爽；三是除了探视时间外病房里也没有陪床等闲杂人员。

此外，在我住的病房尽头，隔出来的一个空间，是休息室可供病人吃饭会客等，然后旁边是卫生间和盥洗室。最可称赞的是，无论是卫生间还是淋浴室，都是面积宽大可供轮椅直接进入，马桶两旁都设有扶手，为行为不便的人提供方便。卫生间和浴室都是一尘不染，比自己家里的都干净。室内光线柔和，所有的器皿都是闪着洁净的光泽，让人放心。

我的一位多年的老朋友在这家医院有很铁的关系。通过她，我母亲才得以调到一间只有四人的小病房。可是即便是这样，仍然让人难受。我注意到这本来应该是三人病房，也许是因为供不应求，硬加进一张床，改为了四人病房。这样床与床之间就只能是几乎挨着，中间就只能放一把椅子。这边的病人还在吃饭，另一个病人已经在解小便了；病房里除了患者本人，每个床边至少还会有一个照顾病人的人。小小的病房七八个人在呼吸在走动， 人多气闷，空气龌龊。这呼吸科病房住的患者都是咳嗽，气喘，呼吸困难的毛病，我老妈还兼有肺部感染，这样的空气环境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这所本省最大医院的呼吸科病房里，一层楼大约有七八间病房，大小不等，可就只有一个有三个位子的厕所，男女不分。进门以后还必须上登一个高高的台阶，空间狭窄只能容一人转身，并且是蹲式。虽然其中有一个是座式，但肮脏的令人害怕。最不可思议的是，用厕后没有洗手处。这样粗糙丑陋的厕所现在在国内即使在一般的公共场所也见不到了！这对一般的正常人也许问题还不大，可是呼吸科的病人大多是呼吸困难，年老体衰的人！当我扶着颤颤巍巍，走路都艰难的老妈走进这厕所，心里真是沮丧万千，恨不得抱着老妈飞到英国用厕！

英国的医院大多历史悠久，病房的建筑设施至少在五十年以上，但室内维修保持的状态非常好。病房的床单每天必换，而且不仅仅是换床单，与此同时她们会把患者的床架，床框，床垫，甚至床脚，床头柜一起用消毒巾擦拭，每个床都是这样，一丝不苟。患者若需要做手术或做任何检查，就会有工作人员来接送，坐着也好躺着也罢，去任何部门都有专门的通道，楼与楼之间也都相互连接，所有通道路面平滑，任何一点震动，工作人员都会伏下身说一声Sorry。可是我母亲入院的那一天，从急诊室到呼吸科病房，上楼下楼，穿过交通繁忙的医院院落，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颠颠簸簸大约走了十多分钟，甚至更长。我问那个推车的工人，如果下雨怎么办，他笑笑不可至否。送到病房后，推车工向我索要十块钱，虽然不贵，但这已经是本市坐出租车的价钱了。而且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就在当天因为要做各种检查，诸如CT, B超等，每用一次手推车就须付十块钱，而每一次都要走到室外绕上一大圈才能抵达，（当然这是因为避开台阶的原因），可是医院建筑的设计者们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医院所应具备的无障碍通行这最起码的特点。

我在英国两次住院的经历最让我感慨的还远远不是外在的医院条件与设施。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外国的月亮就一定圆。英国的医疗体系也是弊病丛生，英国的医生也有笨拙得让人难以置信的时候，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刘海若不就是被英国专家判了死刑，而后却被我们中国的大夫奇迹般的起死回生的吗！而我自己也有过为了取出避孕环而推进手术室，全身麻醉，醒来后告诉我取不出来，弄得我哭笑不得的亲身经历。但是我还是感慨，我感慨他们医务人员的职业素质，感慨他们极其人性化的操作程序，感慨他们给与每一个病人患者由衷的关注和微笑。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要做胆囊摘除手术那一天，天刚蒙蒙亮，一位护士小姐叫醒了我。当你入院住进这病房色那一刻，医护人员就记住了你的名字，他们绝对不会使用 “十床，十二床”，这样完全没有人情味代号称呼病人。她递给我一叠温得暖暖的衣服并指示我先去洗个澡然后换上衣服。这是受术者专用的服装。确切地说两件长袍，一件朝后开口，一件朝前开口，没有扣子，同时还配有一次性的内衣。这样一是手术时便于医生操作，二是保证皮肤内衣清洁可大大减少感染源。护士小姐不厌其烦的提醒我不要进食不要喝水，其实我前一天就已经知道了。换好衣服我就做在床上静静的等待手术时刻的到来。大约在九点左右，一位年轻的黑人医生走到我的床前，有两位护士跟随，她们把周围的帘子全部拉上，然后这位医生先自我介绍说他是将为我主刀的Anderson大夫的助手，然后他开始详细的给我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预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和危险。并且耐心的回答我的疑问，最后让我自己本人签了字。又过了一会儿一位彪形大汉推着车过来了，跟着的他的一位长得极漂亮的护士小姐的自我介绍说是手术室的护士。 在她与病房的护士交接后，又仔细的核对了我的姓名，家庭住址，出生年月日，并在我的手腕上套上一枚小型卡片。虽然我此时完全没事，可以自己走，可他们还是要把我推到手术室。

在手术室里我见到了要给我做手术的Anderson 大夫。他首先自我介绍一番，然后简单的告诉我手术的方法，并且说大约需要三个小时，他让我不要紧张，睡一觉醒来就好了。他的微笑和自信让我放松，让我对他产生完全的信赖。然后麻醉师走过来，这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头，他笑眯眯的说现在我给你打上一针，一秒钟你就睡着了，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好的……，而那个漂亮的小姐自始至终都站在床旁边握着我的一只手。我忍不住也想对他笑，我想说我一点都不担心，可还没说出口，我就已经没有知觉了。

等我醒过来时，Anderson 大夫笑着对我说祝贺你，手术很成功， 过两天你就可以出院了。我说我可以看看我胆囊里的那些石头吗？Anderson大夫把一个已经装好了我的胆结石的小瓶子递给了我。

手术室外不需要也不允许家属或亲人等待。我躺在车子上被推回了病房，家里人要到下午探视时间才能来。我虽然不舒服，嗓子尤其痛，但病房的护士们每隔几分钟就来看一次，（她们穿这不同的工作服，想必是有着不同的职责，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我感觉得到他们的关注，即使没有家人在旁边，我心里也没有丝毫的焦虑和担心，他们做的一切都让我舒服放心。胆囊摘除术在使用Key-hole的这种方法后已经不算是什么大手术，第二天我就可以自己下床行动了，第三天就出了院。全部费用医院全包，包括伙食费。自己不用付一分钱，这甚至让我有点失落。出院后，有巡视医生到家里探访，观察伤口恢复情况直到痊愈。

我叙述这一段经历只是想让大家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在完全受制于别人时，比如生病，要做手术等，都会本能的尤为强烈的希望被尊重被重视被呵护，都希望医生护士如同上帝和天使一般让我们免于苦难。在英国我遇到的医生护士给我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在中国时，正逢上一个亲戚的儿媳妇生孩子，因需要做破腹生产手术，说是要给医生送红包。（据说这几乎是人人都要遵守的潜规则）我禁不住问道如果不送会怎样？我不相信医生拿不到红包就会乱来！我并不想唱高调说什么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或提什么医生职业所应遵守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我只是想到底是什么让中国的医院成了现在的状况！也许患者和患者家属希望能用钱换来医生对自己的多一点的关注和细心，可是人们也不想一想，每一个病人都送红包，这对于医生来说不是也意味着对每个人都得一样了吗？

据说中国医疗改革的路走的是美国模式，而不是英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全民福利的路。但是美国医院收费机制是与一个健全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医院监察制度同时并存的。也就是说， 医院的任何收费都是在有力的监察下进行的。而中国的医院，由于在改革之后，国家减少了对它的行政拨款，医院要靠自己挣钱，最可怕的是医务人员的收入也和医院的盈利紧密挂钩。这样在没有任何有力的监察和控制的情况下，不合理收费和各种医疗检查泛滥所得收入根本不可能得到控制。这样下来的结果。病人患者无疑就成了医院宰割的最直接对象。

我母亲住院的当天，转到病房安顿下来后却没有立即进行任何治疗，我询问之后被告知，因为我还没有交押金。其实我妹妹已经带着钱正开着车赶来。但是这至少让我知道没有交钱之前医院是不做任何治疗的。交了三千块钱押金后，护士或医生，立刻拿来一摞处方和各种检查单据，既不解释也不说明，只是催促快去“打卡”，我不太明白具体怎么打，但我知道三千块钱一天之内就几乎“打”掉了。我的朋友百忙之中赶来，她知道我心急如焚，立即为我找人，尽量找到医术娴熟医疗经验丰富的大夫为老母诊断，拿出治疗意见。但是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改变医院本身已经形成惯性的运作方式。看着他们一会儿搬来氧气给老母输氧，一会儿安上心脏呼吸监视器，一会儿又是输液的忙活，还是没有任何人来解释。我心里惶惶不安。我期望着会像在英国的医院里一样有一位主治大夫前来微笑的对我说，哦，不是对我说，是对我母亲，对病人本人说，我们对你的情况作了检查，诊断为……，我们现在准备采取这样的治疗，你还需要做以下检查……。我们的运气不太好，我母亲的管床医生那一天正好休息，值班的医生来了一个又一个，（可能有实习医生在内）但他们众说不一，也不知所有的处方和化验单出自哪一位医生之手。此刻我深深体会到，医院是个多么可怕的地方，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天王老子，还是平民百姓，只要生了病送进医院，你立刻就得完全把自己交出去，完全丧失了保护你自己的能力，你的命运就攥在了医院的手里! 这本来也没有关系，如果医院是可信赖的，如果医生是可以信赖的，可是你在这里完全找不到这样的感觉。所以每一个人都想千方百计地要去找关系，要一个托一个找熟人，为什么？说穿了就是想找一个放心，找到一种信任。

在一个看病必须花钱的国家，治病花钱这本来也是天经地义。问题是病人与医生的关系，患者与医院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就很难摆上公平交易的平台上。作为病人本人或患者的家属来说，生命无价，他们往往会抱着一种只要治好病，不惜花钱的心理。尤其对那些对医学知识一无所知的人，会误以为药越贵越好，检查做的越多越好。而医院需要挣钱的压力又迫使医生，（这里据说有很复杂的原因）对每一个病人，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把医院的设备都用上，让你尽可能多的花钱。今天凤凰台吴晓莉在对卫生部长的采访节目中提到，在2007年度某个部门在四个城市中作的抽查中发现，仅仅因为感冒看病，医药费竟高达648元！更不要说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一位病人住院两个月，花费650万的那件丑闻了。一种病，需要用什么样的药，需要做那些必要的检查，这里的花费往往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而这差别就把握在医院的手里，确切地说就把握在医生的手里。以我之见，这也不全是医生的错，他们在这样的医疗体制下，在挣钱挣奖金的压力下，怎么还去想什么医生的天职，怎么去想什么希伯克拉底誓言，什么南丁格尔誓言！但是，中国的医疗体制与民生攸关，要想真的建立一个和谐平等的社会，要想真的达到国际水准，光靠高楼大厦，光靠高速公路，光靠GPT的持续增长，光靠国际名牌的登陆是绝对不行的！

写到这我已经精疲力尽，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刚才听了卫生部长陈竺的采访节目，听了一下他粗略的表述，知道了研究一年多的医改方案至今还没能出台，知道中国人口多负担重，知道了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却只有世界百分之二的医疗费用，知道中国医疗改革的路还会很艰难还会很漫长……但至少，他说全民的合作医疗体系，尤其在农村，在2008年将会百分之一百的实现。无论怎样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城市里，市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一时半会儿恐怕还是难于解决。因此，我只能祈祷我所有的亲人朋友都不要生病，（请原谅我的自私，我应该说全中国的人都不要生病），我只能祈祷我的老母亲能平安无事，此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