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送政治处LST看病、住院时,曾经在达娜儿童医院楼下的叉路口停放过车,却没有仔细观察过周遭的情形,也不知道面前那座银灰色的建筑是家儿童医院,只晓得那是这座特拉维夫最大的医疗中心的一部分。前总理拉宾遇刺之后,就是被送到这家医疗中心的。在急诊室的门口,有一块铜牌,既是记录,也是纪念。
沿着医疗中心主楼旁边的人行道向里走,看到对面银灰楼体上端用红、绿、蓝、黄等颜色涂染的Dana Children's Hospital,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心想不就是医院嘛,除了医生、护士、病孩和惨白与淡兰相间的色调,还会有多少差异?
在入口处遇到两位女士,象是病孩家属,其中一人手里拽着一把气球,至少有十个以上,五颜六色。国内的儿童医院大概不会让家长拿玩具到医院的。TXK与LXW电话联络了一下,得知需要乘电梯上二楼,出来后右转,走过整个楼道,换乘另一部电梯上五楼,再向左走完整个楼道,才能到达典典病床所在的位置。在五楼出了电梯之后,XK猜测也许XW还没有从车祸的震荡中醒过来,应该是有直达电梯的,不必这么“四渡赤水”般地来回往复,只是他自己不知道罢了。不过,在两层楼道中走了一遍,有不少发现:护士头上带着个发卡,上面竖着两只绒绒且圆圆的猫耳朵;楼道的天棚上挂着无数的玩艺儿,有的是玩具小动物,有的是手工制作的卡通形象,有的干脆就是一把捆在一起的彩纸带;楼道里贴边儿放着添加的病床,碧绿的栏杆,划绿色的被套,看着就那么地养眼。病房不是很多,借着从门口掠过的机会往里张望一下,每间病房都不大,大约9平米的样子,里面平行地摆放两张病床,中间用帘子隔开。至于墙上是否象成人病房那样有许多设备,就不得而知了。
典典的病床摆在五楼楼道尽头的拐角处,床头是一扇双开现在却紧闭着的门。原来,因为病孩太多,病房里已经容纳不下了,典典被安置在楼道里了。我们到的时候,病床上是空的。XK似乎是要让我放心,不断地强调就是这里了,他认识床上放着的鲨鱼模型和其它玩具。放下XK为典典带去的东西,再回头时,才注意到刚刚走过的楼道里还有三、两个孩子坐在轮椅里,轮椅上挂着输液的瓶子,家长们则象中国的爸爸妈妈一样,疲惫地坐在一旁。
跟着XK往回走到楼道的另一头,听见他跟别人讲汉语,才发现东海饭店的小老板赵先生夫妇和他夫人的表妹正坐在那儿,赵太太怀里抱着的孩子,歪着个脑袋,浑身上下瘫软无力的样子。赵氏夫妇在大声地诉说着按医嘱带典典去照X光相的经历,儿童医院这边没有设备,得绕行很远到成人部那边去,背着个孩子登高爬下是如何的辛苦;由于典典汉语基础还没有打好就随父母出国常驻,在幼儿园里学的却是希伯来语,他跟医生之间可以交流,却不知道如何把那些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所以陪伴他的大人们都说不太清楚医生的判断和解释。因为事先知道典典在Beer Sheva那家以色列最大的急救中心做了下颌整形手术,可眼前这孩子通身上下都看不出手术的痕迹,也没有纱布包扎,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他就是典典!问了XK才知道,手术的刀口在下巴底下,不长,而且是用最先进的技术缝合的,不用拆线,也不影响外观。典典在车祸中被甩出车外,造成下颌骨粉碎性骨折,所以手术中用了不少材料以固定他的下颌骨,一个月后还要开刀把这些材料取出来,更换成相对永久性的材料,半年之后再更换一次,才能算是完成了休复工作。看着典典一会儿要喝饮料,一会儿要求吃医院送来的晚餐,还由衷地说“真好吃”,心里不由得感慨以色列医疗技术水平之高,那么大的手术,却不留任何直观、明显的痕迹,孩子也没有任何难耐的痛苦。唯一让人心痛、心酸的是,孩子已经不再象刚刚苏醒时那样不停地叫着找妈妈了,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六天,莫非他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很明显,今天的典典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大使官邸光着个屁股到处乱跑的淘气包了,很安静、很听话。谁能说明白,改变他的到底是伤痛,还是心痛?
电梯门开处,走来一对中年夫妇。TXK悄悄地告诉我说,这就是我闻名已久的台湾中央社驻以色列记者杨一帆和他那来探亲的太太。俩人看上去都挺和蔼。杨先生一来就对赵氏夫妇说:“你们都回去休息吧,今天晚上我们来看护。”一口纯正的国语。看上去,典典对他们也不感觉陌生。坐下来的杨先生总是把目光放在我身上,因为对他而言,我肯定是在场所有人当中唯一的陌路。XK悄声问:“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下?”稍一踌躇之后,我还是给了否定的答案。因为此时此地,我们原本是谁,具有何种背景,都不重要了,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典典父亲的朋友和同事或同行,关心典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