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 车 情 节（一） 上季度★1被因公因私，连着每月返回上海一次，而多坐上海 成都的K290快车返徐州。这趟车从上海始发，为徐州及以南沿途各站：蚌埠、南京、常州、无锡等都留有卧铺票。 这些位置在始发时多空着。如坐短途卧铺，即使临时买票及车上补票，都是到这节车厢的固定位子“就铺”。因上午始发到徐州不过下午5点，又比普通票贵些，所以买这种票的人少。上车后，车厢空，。所以卖书报的、卖零食的、预定饭菜的，卖水果的、卖玩具的、卖袜子的、卖毛巾的乃至出卖高科技发明权的，多在此厢频繁巡回。出租VCD看的也经常来回动员。希望在这部分乘客中多成交一些。我则一毛不拔，常使他（她）们失望。上月★2返徐，一格车厢（上中下6铺）只有我一人。小贩们更是失望。到是乘务员（因常来常往，有点面熟陌生）每次在车近徐州我快下车时，总要带了意见薄来“征求”意见。我则在常规印好的“五条”，服务态度、车厢卫生……打上优秀外。还不忘加上：供应的货物也很充裕。并签上真名实姓。这次乘务女士说了一句这位老先生对铁路贡献蛮大的。 回想起来，活了 一个“甲子”，有三十六七年在外奔波。作为游子，交通工具的使用在所难免。在飞机、轮船、汽车、火车中，以火车的使用里程最长。机车经过了蒸汽及内燃两个引车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坐车，立（着乘）车，到现在常常要白天买卧车。（想到荣德生坐三等车往返无锡 上海之间，有时也常自勉多坐低价车厢。但毕竟“老先生”当时还是荣先生，而且也没有见过上世纪60年代起，大陆火车客运的壮观场面，从世界最大的客运站到一个春运要运送以亿计人次的客运量。人气之盛，客车超员40%内就算正常，使年老体弱者为之索然。 我第一次去车站不是去坐火车，而是“看”火车，由先父牵着手两人买一张站台票（5分人民币），因我个子小而还不要票。进入上海北站从候车室看起到进入月台沿着火车的末节走到火车头（机车），因不送人也不接人。先父站在“火车头”边上与司机、司炉搭讪。我则望着机车巨大的轮子（直径高出我当时身高的许多）顿生敬畏之意。他们交谈什么、未闻其详，只是最后先父说“儿子没见过火车带他来看看”。司机来了劲，又放蒸汽又鸣笛。我又惊怕又强作镇静。火车开动了，才看到这大轮子慢慢地转了起来。轮子与铁轨的磨擦声应了“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的歌词。司机与司炉因很少有人来“专程相送”对着月台上的父子俩又是挥手又是舞动帽子，与十余年后的天安门城楼上的首长如出一辙。而月台上的父子却一点也没有十余年后“火车（笛声）一响，爷娘白养” 的情感。父亲的这种直感式的教育方法，在不久后的小学教学过程中有一个重复。但这次我是上了火车了！ 1953年上小学4年级时，区团委★3、学校与铁路部门联合组织了“少年列车”的活动：即学生们到上海（老）西站（中山公园站）上车，乘客全部是少先队员。“列车员”、“列车长”，除了正常的工作人员外，还配备了相应的少年乘务员。我四年级时是中队长就相应的当了“列车员”。一个车厢坐约100人（两个班级）。少年乘务员由正式乘务员负责“带教”。因不穿制服每人胸前配带一个“页”字型的铅印硬纸片作为“上岗证”。一路上由带教老师讲授电路开关、车门的开启法……，但没有教扫地、倒水。中间还有列车长来“例行公事”（列车长是外校的一个大队长）。一切都象模象样，只是旅程不到20分钟就到了终点——龙华站。这场“小人大白相”的游戏算结束了！在这短短的半小时左右的接触中那位带教的列车员始终不悦。——想来这肯定是额外的负担吧——但比起以下所述的另一位乘员他还算是不错的。 1968年末奉派往黔西南，次年该省“武斗”全面爆发，因乱携妻回沪。当时湘黔铁路尚在修建中。从安顺上车后需经贵阳、都匀、南下广西，绕湖南衡阳再北上株州，东向江西、浙江，回上海，行程二日二夜强（50多小时），硬座拥挤又都是长途，从云贵回沪的支内职工及知青占了绝大多数，自成一帮，互相交流所在地的见闻，到站下车上厕、取水、漱洗，（因车上厕所也多被乘客塞满），尚能互助，乘务人员除了到站开关车门，其它服务均都自免，车行一天一夜后，座旁突然传来“外地猪锣……外地猪猡……的（大声）谩骂斥责。不觉愕然，不知是现代法律所说的“非特殊指名”。还是大多数没有了上海户口的回乡客，还自以为不是“外地猪猡”，居然无人抗议，我看过去只见此君三十周岁不到，身材不算魁伟，穿的铁路制服也不齐整，上身还罩一件餐车的白短衣，不过多有污渍。指手划脚俨然洋大人骂“支那猪”的架势，待到此君回过头来，虽非满脸横肉，却是满脸的天花后遗症，也就觉得上帝对他已是先行作了处罚。此后的一天多时间内全车厢人不断被他“尊称”为伊斯兰教的崇拜物种。一直到车到上海，乘客间互道再见——后来居然在南京路上，还与其中一人相遇。而我们在有必要与其搭腔时则称他“花师傅”。此后虽多次往返于沪黔线上从未遇见此位仁兄。如健在也当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以他的作为，当时可能算是事业的顶峰，现在也早已“下岗”了吧！ ★1 2003年4季度 ★2 2003年12月 ★3 共青团（当时叫青年团）徐汇区委 火车情节（二） 除了大串连外，买了车票坐长途火车，是从1968年底去贵州报到开始的，当年的毕业分配也很简单，因为总的方向是上海一医2/3大西北1/3大西南，而上海二医则是1/3大西北2/3大西南。分配前也象征性的填了志愿表，反正无多选择，多数同学填的一句当年的流行语：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则自填贵州，当然还加上了那句流行语，去贵州出于两点考虑，第一属南方，暖和，穷人怕冷怕冬天；第二有米饭吃，比北方杂粮面粉较习惯些。说起来还是受了刘德傅教授（60年代广慈医院妇产科主任我因搞教育改革被她赏识）的丈夫徐老先生的启发：贵州天无三日晴出稻米无碍，棉花长得差……。还嘱我如去贵州一定要吃辣椒，随当地的人吃喝可避寒瘴之气……，在那个年代能听到如此直言教诲也属不易，所以终生难忘，这样的好人，所以从57年开始就吃了亏（他们的儿子徐振之也是我一届的同学）。 当年湘黔铁路尚未修建。从上海到贵州安顺要经浙江杭州——金华——江西上饶——萍乡——湘南株洲——衡阳，再折入广西经柳州北上入贵州独山——贵阳再西折安顺，虽有快车从上海发往昆明，途中可在安顺下车，当时行车准点也要近50个小时。从小地理学得不错，上南模初中时在徐汇区中学生（无准备）突击抽查考试时还以99分夺过第一名。尽管奖品只是一个小的讲义夹，那时的考试也做过从某地到某地火车行程路线图的考题，而实践如此曲折的长途乘车当属首次。出行的车次找到了而票源却紧张。 那次的车票是先赴贵州兴义的四班同学曹大荣医生的二弟代买的，曹大荣先到了那里，来了一封信是寄给我的还是叫他二弟来找我当面给的已不能确记，信中详细介绍了车次，转车点，在安顺，花江，兴义的投宿点（旅馆当时也十分紧张）并要求替他带一包食品去。并介绍他二弟（67届高中学生？）在学工中与上海铁路北站相熟，大荣父母经营车行就在北站附近，老式木结构为主的二层楼房，楼下为车行，楼上即为住家，文革中虽受冲击，但看来外观变化不大。大荣先赴兴义后来分在晴隆县医院做外科医生，上世纪70年代初，公出购药去过晴隆一次，当时这山中小城，夜间照明尚成问题，一起喝了一场酒，他酒量不大，但席间有一女子酒量极大，我还留他打油四句“昔日同窗今为友，相逢且尽杯中酒，若问平生何所愿？喜看环球无病忧”。好象他属羊长我一些，现在也应退休了。 曹弟果然把票买来了，是三张对号硬座票，座次为X厢118、117、116，同行为朱维卿同学，他到贵阳XX局（好象是有色金属工业局）报到，但他的计划与我们不同，他是准备报到后即病退上海的（因小儿麻痹后遗症一足跛），所以行李较少，但带有两条大前门香烟（当时较难得），并号称抽完就戒烟，因与他分手时他的烟还未抽完，不知结果如何，走时已是69年12月30日，三位牛弟大伟、小海、聂家小阿弟帮忙把行李安顿在行李架上（三人均属牛）。当时叫抢行李架，当时出远门的人行李都多，上不了架的行李则要塞在座位下面甚至过道中，脏损较多为客所不愿。一张车票只能买两张站台票，所以多选精壮小伙送站，抑或还有年老尊长娇妻幼子需送行，二张站台票往往不够，就要托人开后门。那时票贩子黑市很少能找到，现在想来不是四、五十年前的人不会低进高出，而是一旦被抓，就易被划进“投机倒把”，如被带上坏分子（覆盖涵义极广）的帽子，则序列入“地富反”之后位列四类分子之末, 57年后因又增加了一种“右”扩编为五类分子，一入此另册，恶果无穷，人人视为畏途，敢以身试法者（尽管当时不大提“法”）就少得多。另外50年代初大力提倡人人有工作，尽管月工资最低的只有20多元，甚至有16元、18元（学徒工一级）。总有个去处，犯罪率较低。行李架抢到位后松了一大口气，岂知顾此失彼，三个座位除了文丽坐了临窗的一个座位外，最末排的118、117座被两个老大哥（工人）模样的人坐了，等到请他让座时，对方居然说，100号以外都是不对号的，谁坐都可以（以后知道铁路上确有此一说），我们手里拿的又是长条状的手写软票，开始时还很硬气，后来周围四排两格18个座位的人均是不对号的，方知底气不足，（曹君原是开后门替我们买来的）。此时火车徐徐开动，站台上送客被退至白线之外，火车虽然超载站着的人不少站台上也明显的超负荷，挤得与当时的公共汽车上差不多，送客挥手示意者有之，仰天流泪者有之，失声痛哭者有之，哭声有老年悲怆的，也有幼儿的尖稚之声，这种交响非亲历者很难彻悟，亲历者则往往经久难忘。64年我在二医大民乐队时，曾参与演奏“十送红军”。那瞬间突然悟出生离死别，决非是如此顿挫婉转之曲，想必是后人杜撰之作。我们三人及车下送客因都是青年人，到无甚失态，何况长兄耀海日前还与我有换刀之举（当然是削水果的小洋刀），颇有送弟出征之意，悲或有悲，壮必是壮，未过门的大嫂还拎了一个蛋白蛋糕（当时是希罕物）来送行（她好象未进站），如同走亲戚一样。我们则忙着与那两位“老大哥”争论，谁知人家涵养好不再开口。好在列车员关了车门过来了，朱君拉住他把情况说了一遍，他到也没有不理，问那两位怎么回事，其中一人抬头说了句“这个号是不对号的，谁先到先坐，你铁路的不知道吗？”列车员听了就走开了。此时朱君又改变策略，企图“以情动之”，告之路途遥远，初出远门……，就是不说足有疾，我见此辈垂头闭目，佯作不闻，非词说能动，也一时无法。一来二去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第一个停靠站——嘉兴到了，这两位老兄提起小背包一溜烟地下车了！看来真是老练，朱君与我方得坐下，后来想想，必是家在嘉兴附近而又有工作在上海阳历年回家过年者，到底谁占了谁的座位，各有一套道理。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始终没说坐一站就下车，另外是身强力壮，买的就是无座票，何必如此。 2005—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