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的文章 考试种种（开篇） 2005-04-01 04:42:57 考试种种（开篇） 余入小学于1950年，升中学于1956年，进大学于1962年，原应于1968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岂知1966年大革文化命骤起，最后二年虽有复课闹革命（1967）等几个上课的机会，但考试已近于被取消。所以只能算读完了大四，二医当时医疗系为六年制，从五年改为六年始于1960年，故二医真正的六年制医疗系毕业生可算一个也没有，儿科系因早改一年，1965年的毕业生入学于1959年总数有100名左右，但这些学生入学时大跃进的声浪尚于高潮，种种下乡、血防等活动甚多，而且统一教材也还未全部编写完成，也多少有些影响，好得当时入大学颇属不易，自学风气浓，二医毕业生成材的比例应算很高（据80年代后校友会材料）。按当时的说法我算是完整的受完了建国以后十六年封资修的教育。 其实上个世纪（20世纪），中国教育正处于由封建制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时期，西方教育从逊清同光年间起大量被吸纳，50年代后苏联的教育模式又对大陆中国有较大的影响。满清后的中国国家级的决策层领导人无不是既受过中式教育又受过西式教育的，在他们的指导下，“封资修”同时反映在那十六年中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教育改革”在上世纪几乎没有停止过。考试也总是整体的一个面。 生理学家告诉我：人在睡眠的时候大脑的活动并不是全部停止的，所以有“梦”。夜间如睡6——8小时，就大约会形成6——8个梦。但只有睡醒前最后一个梦有时被人们“记住”。能回忆起一些情节。我想是有道理的。 时到今日，早已远离考场，但常常在安睡中做的是考试的梦，准备考试的梦，而且被“急醒”、“喜醒”、“愁醒”或者“惊醒”。老妻有时亦然，尽管人人都知“同床异梦”。可能我们的一生有太多的时间与考试有关了。 2005-3-10 老爸的文章 考试种种（三） 2005-04-01 04:43:33 考试种种（二） 我上的幼儿园是觉民（明之？？？）小学暨幼儿园，这个觉民（明之？？？）小学与巴金笔下的六？？？眼镜的二少爷毫无关系，它的校长叫zhan仉|倪？？？逢梅，是位立志终身奉献教育的独身女士，所以她所聘用的女教师也要求未婚的。据说结婚后就要被解聘。可惜这位校长在50年代初就自杀了！我一直有个印象就她是我大学时（上海二医）的副校长仉|倪(???)葆春教授的姐妹，但一直没有机会问过仉|倪(???)教授，尽管他活了一百岁，总之他们是我受教育中的最初的校长与最后的学历教育的校长。仉|倪？？？教授的的特长是整型外科，而即使他长寿他也没有看到整型外科真正在大陆中国蓬勃发展的今天。 上了二年幼儿（稚）园，期间的考试现在回忆起来应算真正的素质教育型的，即便到了考小学，我去参加了二个小学的新生入学考试，一个位于淮海中路西末端近余庆路武康路口的世界小学，一个是位于天平路137号的淑英小学（它的校长到的确是叫盛淑英）。入学考试也是素质型的印象较深的有看图说话，认时钟（几点几分），当然1950年只有指针式时钟，等等。还有极富个性化的问题：倪最喜欢吃什么？这是世界小学一位“主考”问我的，我说吃面包！这个回答可能是绝无仅有，那是不知是想起了朴而契克良的美味的花色面包？还是来应考路过武康大楼下面拱形过道内摆的烘的夹色拉的小罗宋面包，快到11点可能肚子有些饿了。这个一问一答被站在窗外的姆妈听到了。回家后还说我回答得与众不同，那个年代一般小孩会回答糖果，水果之类。最后二个学校都录取了。而上的是天平路上的淑英小学，家长的解释是上学要穿过马路少，要穿过的马路车辆也较少，安全，二是长男（？？？）耀（？？？）海也要转学到淑英小学上四年级，上学路上有过照应（因胶州路的房子顶给X？？？香的老板住了，我们举家并入天平路奶奶原来住的房子里住，所以大哥也要从觉民（明之？？？）小学转来附近上学）。其实当时可能还有经济上的考虑，世界小学当时要40万元（旧币）一学期，而淑英小学制药30万元（旧币）一学期，而当时的女佣的工资每月只要10万元，所以也不算太少的数字。好在六年以后我考上了南洋模范中学，编班排桌后同坐一条板凳同桌学习的经（？？？）天培君就是世界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我在淑英小学也做到大队委员，所以可算异曲同工，即使当天上了世界小学也不过如此。 对我整个人生影响最直接的考试应数1962年高中毕业后参加的高考了！在经过了近一个学期（当时高中教育大多压缩在高三上学期完成，而下学期开学不久就转入了复习迎（高）考阶段，当然在真正的考试7月7，8，9日来到前还有许多“答疑阶段”，实际就是进入自学阶段。）一向学习不求满分的我就真正的自学（自由学习）了，以至有一次在十分得意的看一本原版的英语幽默时被英文教员潘和德先生发现，一向认真的他大不以为然，说了一句“这个时候你还看这种书”。大概我总还算在看书，还是看他教的英语，也未深究，那一年招生极少，全国的高校在大跃进中的扩招气魄早已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缩到总数只招10万2千人，在上下五年，后来66年～71年整个文革中毕业的71万学生中，62年进校的学生也是最少的，所以无怪教师都希望学生努力备考。 那年我的考场是在卢湾区的向明中学，每场来回骑车11/2小时（单程的45分钟），虽然性不好死读书，自持小聪明，六场下来还算自得，场场早早交卷（好像物理稍迟，语文更得意，化学做好了不好意思交卷（太早了））正好，外面下雷阵雨，我的座位临窗，居然有雨水打进来，我一面护着试卷一面说，卷子要淋湿了，交了吧，一面站起身来交了头卷（早交并不加分，同室的考生绝大多数也不认得）。考得虽然轻松，但压力还是有的，那三天没怎么吃饭，每天吃点西瓜。（可见聂棋圣的陋习不是他发明的专利）到了那几天书也看不进，只求早早考完，了了此事，当然压力还是有的，如考不上大学可能要去新疆，因为父母的工商联学习小组里都作了动员。考完还小小发了一天热。发榜时居然考上了二医医疗系，四年后“文革”四起，造反派为了追查当权派特批的“后门学生”，把每人的高考成绩都抖了出来，才知道没门课的成绩。当然62年开学时就知道，出身好的要平均81分以上，出身不好的要高一档分数录取，平均86分以上，这是年纪政治辅导员说的。有了那次考试的结果，才有了上二医，去贵州，又在徐州行医卅年，从小医生做到老医生，又多了种种考试。乃至对婚姻，子女多有很大影响。现在想想，如果那次考试……，一生又是如何呢？ 2005－3－4于 沪 朴而契克良——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影前的白俄经营的面包西点坊。位于淮海中路瑞金路至思南路之间路南。 考试种种（三） 在大学阶段，有两次考试比较与众不同。一次是大二上学期解剖学考试，一次是大三下学期的微生物学考试。解剖学是西医的基础课中的重头戏，没有什么理论可言。全是死记硬背，或者更确切的表达为“死记硬认”，认识人体的各部位的结构及其相邻关系。在医学院的课程中分别为系统解剖学（人体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实际上是让学生在按系统（如骨骼系统、循环系统……等学习一遍后再按某一局部（如手部、上腹部……）再学习一遍，这样更有利于培养医生特别是手术医生。如果上了医学院，又想当外科医生的学生对此重视不言而谕。我在二医时领导我们解剖课程的是我住在天平路时的近邻—— 冯固教授，五十年代初，他就住在国泰新村，而且据说在那里挂过牌行过医。到我们系统解剖考试时，教授们出了一个新招——“苏联式”的口试，每位考生在一个布口袋中摸出一个号，按号索题，准备五分钟，然后面对老师口答，当场并不给分，但大多考生对自己应得的分数心中有数，大差不离。这种考试方法与所受教育有相同之处，准备了很多，而考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如书读了很多，而实际用到的可能只是很少一部分。但如你抽到的题目是你没有准备到位的。那你必得二分无疑（当时是苏式五分制，二分为不及格）。真应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老话。那时是1963年底1964年底的冬季，同学们按时段来到二医邻近思南路的解剖室门前等候。天冷心急，还好我的号靠前，上午10点多就进去了，抽到的题是最小的部位——脑干部，不要翻动尸体标本，只要在许多玻片标本里找到红核，黑质的部位指示给教授看，并说出它们的功能及相关关系。说实话这是一道解剖学的边缘题，又死又活，指示部位很易，而说出功能及相关关系，即使到40多年后的今天也不是容易的事，我在把解剖片子找出来后又在几张片子上提出了它们的位置，主考又找了几张片子叫我指认。自以为不错，然后款款而讲功能及相关关系。时近最后几分钟，突然想起生理学讲义中的对此的阐述又补充了一番。英美学者认为……等回答进一步提问时，已是力尽。告答毕后退出。算是没有被判要补考（3、4、5分等级要等成绩单告知，如为2分则当时通知回去再准备补考）。当时百家争鸣，是文革前十六年较为宽松的一段时间，各位教授都又有自己的观点，所以解剖学教授（据说是德日派），要与生理学教授（据说是英美派的张鸿德教授是当时的生理学教授，教研组长），争向宣传自己学派的现点、成就。总算是二位教授涉及这一观点的讲课都在二年级上学期，并且我当时即感觉到讲授的不同点，两面的说法全答上了。不知是对是不对，总之最后我留意了一下最后得分是 “4分”，不知是答全了被扣分，还是没答全被扣分。 另外是64年大三时的微生物学，当时领导微生物教研组的教授是余贺，执教我们的主讲是张詠，可能是我们丙班总带点教改试点的意思，我们那一年学科结束考试只有一道题“免疫在人体的作用”。多大的题？可写成综述也可写成科普，题目大但时间是有限制的，深度又可考人，其实这种题对大三的学生（如属一般程度）有点大了，但很可以考察知识的深度。用来收研究生到也可算一种测试。这样的题对不喜欢死背而理解能力强，文学表达能力占优的学生有利至极。譬如我就得了最高分。而十分用功的一位女同学又是该科的科代表，就对她自己的得分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我想如果她参加甲、乙两班的传统方法考试一定会得高分的。这位张詠老师当时约40岁左右，所以等到文革结束，重招研究生时他是主力导师了。关于他最著名的传闻是50年代曾经在自己或子女身上（咽喉部）做过免疫疫苗（麻疹？）的培养，因而为大众赞许。但换了今天自己当志愿者当然无可非议。如在无自主能力的子女身上作培养则肯定大受非议，是否要动用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来衡量了。 2005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