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种种（二） 考试种种（二） 我上的幼儿园是觉民小学暨幼儿园，这个觉民小学与巴金笔下的戴眼镜的二少爷毫无关系，它的校长叫|倪？？？逢梅，是位立志终身奉献教育的独身女士，所以她所聘用的女教师也要求未婚的。据说结婚后就要被解聘。可惜这位校长在50年代初就自杀了！我一直有个印象就她是我大学时（上海二医）的副校长倪(???)葆春教授的姐妹，但一直没有机会问过倪(???)教授，尽管他活了一百岁，总之他们是我受教育中的最初的校长与最后的学历教育的校长。仉|倪？？？教授的的特长是整型外科，而即使他长寿他也没有看到整型外科真正在大陆中国蓬勃发展的今天。 上了二年幼儿（稚）园，期间的考试现在回忆起来应算真正的素质教育型的，即便到了考小学，我去参加了二个小学的新生入学考试，一个位于淮海中路西末端近余庆路武康路口的世界小学，一个是位于天平路137号的淑英小学（它的校长到的确是叫盛淑英）。入学考试也是素质型的印象较深的有看图说话，认时钟（几点几分），当然1950年只有指针式时钟，等等。还有极富个性化的问题：倪最喜欢吃什么？这是世界小学一位“主考”问我的，我说吃面包！这个回答可能是绝无仅有，那是不知是想起了朴而契克良的美味的花色面包？还是来应考路过武康大楼下面拱形过道内摆的烘的夹色拉的小罗宋面包，快到11点可能肚子有些饿了。这个一问一答被站在窗外的姆妈听到了。回家后还说我回答得与众不同，那个年代一般小孩会回答糖果，水果之类。最后二个学校都录取了。而上的是天平路上的淑英小学，家长的解释是上学要穿过马路少，要穿过的马路车辆也较少，安全，二是长男耀海也要转学到淑英小学上四年级，上学路上有过照应（因胶州路的房子顶给别人住了，我们举家并入天平路奶奶原来住的房子里住，所以大哥也要从觉民小学转来附近上学）。其实当时可能还有经济上的考虑，世界小学当时要40万元（旧币）一学期，而淑英小学制药30万元（旧币）一学期，而当时的女佣的工资每月只要10万元，所以也不算太少的数字。好在六年以后我考上了南洋模范中学，编班排桌后同坐一条板凳同桌学习的天培君就是世界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我在淑英小学也做到大队委员，所以可算异曲同工，即使当天上了世界小学也不过如此。 对我整个人生影响最直接的考试应数1962年高中毕业后参加的高考了！在经过了近一个学期（当时高中教育大多压缩在高三上学期完成，而下学期开学不久就转入了复习迎（高）考阶段，当然在真正的考试7月7，8，9日来到前还有许多“答疑阶段”，实际就是进入自学阶段。）一向学习不求满分的我就真正的自学（自由学习）了，以至有一次在十分得意的看一本原版的英语幽默时被英文教员潘和德先生发现，一向认真的他大不以为然，说了一句“这个时候你还看这种书”。大概我总还算在看书，还是看他教的英语，也未深究，那一年招生极少，全国的高校在大跃进中的扩招气魄早已被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缩到总数只招10万2千人，在上下五年，后来66年～71年整个文革中毕业的71万学生中，62年进校的学生也是最少的，所以无怪教师都希望学生努力备考。 那年我的考场是在卢湾区的向明中学，每场来回骑车11/2小时（单程的45分钟），虽然性不好死读书，自持小聪明，六场下来还算自得，场场早早交卷（好像物理稍迟，语文更得意，化学做好了不好意思交卷（太早了））正好，外面下雷阵雨，我的座位临窗，居然有雨水打进来，我一面护着试卷一面说，卷子要淋湿了，交了吧，一面站起身来交了头卷（早交并不加分，同室的考生绝大多数也不认得）。考得虽然轻松，但压力还是有的，那三天没怎么吃饭，每天吃点西瓜。（可见聂棋圣的陋习不是他发明的专利）到了那几天书也看不进，只求早早考完，了了此事，当然压力还是有的，如考不上大学可能要去新疆，因为父母的工商联学习小组里都作了动员。考完还小小发了一天热。发榜时居然考上了二医医疗系，四年后“文革”四起，造反派为了追查当权派特批的“后门学生”，把每人的高考成绩都抖了出来，才知道没门课的成绩。当然62年开学时就知道，出身好的要平均81分以上，出身不好的要高一档分数录取，平均86分以上，这是年纪政治辅导员说的。有了那次考试的结果，才有了上二医，去贵州，又在徐州行医卅年，从小医生做到老医生，又多了种种考试。乃至对婚姻，子女多有很大影响。现在想想，如果那次考试……，一生又是如何呢？ 2005－3－4于 沪 朴而契克良——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影前的白俄经营的面包西点坊。位于淮海中路瑞金路至思南路之间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