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非洲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怀念我在非洲度过的日子。要说我那时候呢，人年轻，颇有点“大丈夫四海为家”的豪迈气概。在坦赞铁路中国专家组工作的时候，所有的日常生活都由公家给安排好了：吃饭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单位还三天两头地发东西，水果啊，墨镜啦，香水啊，公文包啊，床上用品啊，等等。工资呢，公家都给你记在帐上，回国直接到外经贸部领美元就是了，再加上专家组内部还有一些创收项目，所以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从理论上讲，如果节俭一些的话，在专家组工作两年可以一分钱不花也过得很好。
可是，每当我回忆起我在非洲的日子，我就总忍不住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再回非洲的机会，我是否愿意回去呢？我的答案是：如果是短期旅游，我非常想再回去，回到我曾经工作过的那些国家看看，最好是带上我的孩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年轻时的故事。在非洲，也经常能看到一些上了年纪的白人带着孩子回到非洲故地重游。但是，如果是让我再在那里长期工作，我就不愿意，即便是收入再丰厚我也不想。原因我想主要有两个：首先，非洲的确是艰苦，自来水，电，这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非洲都没有保障，而且有些非洲国家的社会治安非常动荡，人身安全都是个问题；另外，就是非洲的疾病。具体地说，就是肝炎，艾滋病和疟疾了。
先说肝炎。非洲据说是肝炎的重灾区，所以大家也就特别小心。也就是因为在非洲的生活，我才养成了饭前认认真真洗手的习惯。还有就是尽量避免握手。非洲人和我们一样，朋友和同事之间见了面要握手；他们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两个人在聊天聊到产生共鸣的时候，相互笑着击掌以示开心。那么这时候是握手还是不握呢？不握显得不礼貌，握的话就有传染肝炎的可能。我的对策是在对方伸出手来之前，抢先在大老远就向对方欢快地挥手，如果是近距离的话就抢着先拍一下对方的肩膀以示亲密，这样就可以避免了握手。如果实在是躲不过，那就握吧，但是记着赶快洗手。
还有就是避免当地的饮食。原则上我们是没有可能吃当地饭的，因为专家组有自己的食堂和中国厨师。即便是出差的时候，铁路沿线也都有驻在当地的中国专家小组，两三个人，一个小院子，可以在他们那里吃饭。他们也都很欢迎，因为平时难得来一个中国人，所以偶尔来一个人就跟农民家里来了亲戚一样隆重和热闹。如果在出差的路上赶上饭点儿，我们一般也就买点香蕉或者鸡蛋这些剥了皮才可以吃的食物。因为大家都普遍小心，所以几乎没有听说过谁在非洲得了肝炎。
再就是艾滋病。众所周知，全世界的大多数艾滋病人都在非洲。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不够检点，而且也不懂得在做那种事情的时候保护自己。我曾经看过一部非洲人自己拍的电影。有一个情节是一个非洲小伙子跟他的女朋友在做爱，中途停下来带上了避孕套。他女朋友为此就不高兴，质问他难道你把我当成卖身女郎了吗？由此可见当地人的观念还是有问题，在如何进行安全性行为方面的意识还是任重而道远。
有些非洲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坦桑尼亚政府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帮助下，开始在公共卫生间里放置免费的避孕套，我们办公楼里的卫生间也经常能看到这些东西。有趣的是，有些中国人也去拿。我记得有一位跟我同机回国的老专家，在达市机场安检时，坦桑官员从他随身携带的包里发现了一些避孕套。坦桑官员就开玩笑地问他，你包里装这么多这些东西干什么用啊？可怜的老专家涨红了脸，用英语解释不清，只好把我拉过去，跟我说：“小高，你告诉他，这是我回去准备跟我老伴用的。”
那么中国人在非洲又是怎样预防艾滋病的呢？我想最主要的就是应该管好自己。但并不是每一个国人都洁身自好。因为我曾经亲眼看见过我们专家组的一个成员夜里把一个当地女孩偷偷摸摸地带进了自己的房间。他的行为也被另外一个老专家当面给撞上了，所以这哥们就整天腆着个脸跟在老专家后面叫干爹，虽然他们俩年龄也就差十岁左右。我想，是不是害怕老专家去领导那里告发他，他就得回国再没法挣美元了？还真是说不定。
但是客观地说，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还是能管好自己的。其实想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也就不会有问题了，那就是十几分钟的快乐重要，还是你的小命重要？显然是后者。对于我自己来讲，先放下道德和责任等等这些东西不谈（但并不是说这些就不重要），我自己对黑人女孩就没有什么感觉。说得再坦诚一点，那就是该是白的地方就不应该是黑的。所以说，只要把自己管好了，艾滋病对于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来讲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最后就是疟疾，就是我们所说的打摆子。疟疾可就不一样了，可以这么说，在非洲，疟疾就和我们这里的感冒一样普遍，所以在坦桑工作过的中国人没有打过摆子的几乎没有。我在非洲工作的这几年当中，总共打过十次摆子。非洲各国的摆子也都不太一样，非洲东部，就是坦桑所在的地方，打摆子时候的感觉是最痛苦的。
大家知道，被蚊子叮咬是打摆子的唯一途径。所以，为了不遭受打摆子的痛苦，每个人都想方设法防止蚊子叮咬。房间的窗户上装了纱窗，门上装了纱门，晚上躲在蚊帐里面睡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高级一些的就是穿一种薄薄的肥肥的类似睡裤的裤子，又凉快又可以避免蚊子叮。不管男的女的，下了班吃完晚饭都换上这种裤子在院子里散步乘凉，岁数大一点儿的手里还摇着一把蒲扇。蒲扇遥遥，睡裤飘飘，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感觉，尽管这飘逸的外表下都是一颗颗疲惫的尘世的心。
打摆子次数的多少除了跟自己是否保护得当有关以外，还跟个人的体质有很大关系。在非洲打摆子最严重的差不多每月就要打一次，有无聊的人就给这种周期性的摆子起名为“月经摆”。我在坦桑尼亚的时候对于这种摆子还只是耳闻，到了尼日利亚的时候才算是真正见识到了。话说这位“月经摆”患者是上海一家空调厂的工程师，专为我们在尼日利亚的项目所用的车载空调提供售后服务。这位工程师是非常聪明的人，社交非常到位，虽然来自铁路以外的部门，但跟我们项目的人上上下下处得极好。由于是作售后服务，所以平时事情也不是很多，江南的男人对自己身体的保养也很是重视，按说不应该这么倒霉。可是实在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据他自己透露，每个月一到那几天，他都是相当小心，基本上窝在床上不起来。可是即便如此，他的老朋友每次都是准时来拜访他，从来就不曾迟到早退过。
我刚到坦桑的时候，对防止蚊虫叮咬还是做足了防护措施，所以刚开始的几个月还是平安无事。后来的就慢慢地有些松懈，被蚊子叮了也不太当回事了，摸点儿风油精或者清凉油就过去了。到九四年春节那一天，突然觉得全身不舒服，发烧，头疼，关节疼。去跟一位处得不错的老专家说这事儿，他一听我说这些，立马说：“完了，摆子。”立刻叫车把我送到专家总组的中国医院，北京铁路总医院来的陈大夫经验丰富，略作诊断，就立即决定打点滴。就这样，我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每天喝一点儿白粥，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流点儿思乡的泪水。后来春节结束了，我的摆子也就好了。
后来的几次摆子都很平淡无奇，所以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是还记得有一次在尼日利亚，我当时正在一所工地驻点，突然就摆上了。体温就像浇了油的火苗，忽忽地往上窜。当时正是半夜，总部的中国医院又远在几百公里以外的拉各斯（尼日利亚前首都，也是最大城市）。没有办法，半夜里同事们就开车送我去拉各斯。尼日利亚社会治安恶劣，所以车上还跟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当地警察。还好一路都没有出什么事情，天亮的时候平安到达了中国医院。我刚一住院，第二天上海的空调工程师也如期回来了，我们俩互相关照鼓励，经常在一起回忆在中国天堂般的好日子，谋划着回国后要作的事情。讲到激动之处，工程师当即向我承诺回国后我如果去上海他将带我去这里那里玩，费用全包在他身上。他的承诺勾起了我对未来上海之行的美好的憧憬，所以这一次住院还不算太痛苦。
在非洲的中国人当中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打摆子一般都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引发摆子的疟原虫一但进入了脑神经系统，那一般就没救了。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是在坦桑尼亚中国煤矿专家组的一位湖南人，的确是因为打摆子救治不及时而命丧非洲。葬礼是在位于达市郊区的中国烈士陵园举行的，我们铁路专家组的人都去参加了。
这个烈士陵园还是当时修坦赞铁路的时候建造的，我离开坦桑的时候有58名中国烈士长眠在这里。不知道当初修这个烈士陵园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因为它是预先挖好了60个坑放在那里，一旦有人去世，火化后骨灰盒放进去就算了事。当然领导的决策无疑颇具前瞻性，可是殊不知我们中国人最忌讳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专家组内部如果两个人发生矛盾吵架，最恶毒的话莫过于是：“你等着吧，烈士陵园里那剩下的两个坑就是给你预备的！”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大家都说中非友谊牢不可破，因为它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的确，那么多长眠在非洲的中国人，他们当初意气风发地走入非洲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将永远走不出非洲了。可是，国与国之间的友谊真的是牢不可破吗？或者说，用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这种友谊真的值得吗？
我不知道这么多年来坦桑烈士陵园那剩下的两个空坟墓是否已经填满？如果不幸已经填满的话，那么就希望到此为止，再也不要挖新的了。如果没有，那就让它永远这样空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