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个系列的开篇就说过，我在非洲各国工作的时候，结交了一些当地朋友。大部分是哥们儿，但也有那么一两个红颜知己。红颜知己我先不讲，我要把她们留在最后，这样就可以先调一调你们的胃口。哥们儿，我今天就先讲一个。他的名字叫路卡利，头衔呢是坦赞铁路局坦桑尼亚分局工务电务科的工务工程师。

坦赞铁路的当地官员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在中国留过学的和没有在中国留过学的，大体上就可以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海龟”和“土鳖”相类比。如果我让你猜在坦赞铁路是海龟吃香还是土鳖吃香？你可能会猜是海龟。我完全能理解你：是啊，坦赞铁路本身就是中国人在非洲修的一条铁路，修完以后中国专家组又长年累月地常驻在这里。中国人对这条铁路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再说了，这些海龟在中国受的高等教育，再不济也比当地的大学教育质量要高吧？所以说你这样猜完全有道理。可是遗憾的是这不是事实。在坦赞铁路，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只是中层官员，甚至在基层当个段长或者站长的也很多，而高层的位置则大都由毕业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简称达市大学）或者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的土鳖们把持着。要论业务水平，中国留学生则明显地比他们的土鳖上司要高。这种状况不知道现在有否改观，但至少我在的时候是这样。

要说这里面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既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表层的原因是，当时坦赞铁路刚竣工，急需技术干部，中国政府考虑到这个因素，就只安排这些留学生在北方交通大学学习两年，毕业后给个专科文凭，然后立即让他们回到坦赞铁路去工作。殊不知坦桑和赞比亚跟中国一样，只看文凭，不管水平和能力。这样一来，那些读了四年大学，有学士学位的土鳖们就大大地沾了光。后来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事儿办得不漂亮，于是又把这些留学生招回来，再学两年，补一个学士学位。但是多少已经晚了――土鳖们已经站稳了脚跟，你总不能把他们都拉下来吧？显然不现实。

说完了表层原因，那么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想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于非洲人来讲，我接受你的援助是因为我穷，无可奈何，我会感谢你，激动的时候再高唱两嗓子中非友谊的赞歌。但是内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微妙的想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所以说，坦赞铁路的这种局面到底是不是这种微妙心情的具体反映，我觉得还真是说不定。

我的坦桑朋友路卡利就是这样一个怀才不遇的中国留学生，事实上他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陪同我们出差的坦桑官员。我第一次看到路卡利是在陪同两位中国专家出差的软卧包厢里。这哥们给我留的第一印象就非常深刻，原因是他的非常别致的发型。非洲人的头发天生自来卷，而且也长不太长，所以男的基本上都留着很短的头发。而路卡利显然是不满足于这种在发型上的平庸，所以下定决心要标新立异。看得出来，他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先是刻意地将自己的头发留长，然后再剪成当时中国年轻人很时髦的寸头。我总是在暗暗怀疑路卡利是不是想通过自己的发型来时刻提醒别人自己是出过洋，吃过正宗中国馒头的人。

要我说路卡利的中文是所有留学生当中说得最好的一个，甚至可能好过一些口音比较重的中国专家。这哥们显然是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再加上我们包厢里还有一位到赞比亚去探望丈夫的来自中国江西的长得还过得去的少妇，更加激起了路卡利用中文聊天的无限欲望。一路上路卡利免费充当我们的导游，热情地向我们介绍铁路沿线的风土人情，并不断地找话题跟江西少妇聊天，坚韧不拔地试图跟少妇建立友谊。可惜的是，江西少妇显然是一个可怜的没有见过多少市面的人，只知道瞪着一双恐惧而好奇的大眼睛打量着路卡利，即便是在路卡利深情地说服她自己其实是一个黑皮肤的中国人的时候，少妇脸上和眼中的惊愕也没有减退多少。

我陪同出差的两位中国专家都来自中国中部的一个铁路局，在国内都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业务水平也都相当了的，一位擅长解决线路方面的技术难题，另一位则是威震四方的桥梁专家。看得出来路卡利对这两位中国专家非常敬重。当路卡利得知桥梁专家近期将服务期满回国的时候，立刻强烈挽留他再留在坦桑干两年。桥梁专家显然是对路卡利的一席话非常受用，先是爽朗地仰天大笑，然后得体地回答说自己也很热爱坦桑人民和坦赞铁路，也很想为这条铁路多做一些贡献，无奈离家已经两年，非常想念自己的祖国和家人，所以想先回国休息一段时间。如果路卡利真的希望他重返坦桑的话，则建议他不妨直接给中国铁道部领导写信，指名道姓地说希望他再来。

应该说路卡利在火车上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不但是因为他的热情和坦率，而且也是因为他所自然流露的对中国的热爱和对中国专家的尊敬，虽然这种尊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很快我就发现真实的路卡利远比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要复杂。

我们这次出差的主要任务就是考察铁路沿线的几座有问题的桥梁，然后提出整治方案。所以每考查完一座，就要再坐火车，再坐轨道车（俗名叫马力车）赶到下一座。我记得有一天凌晨为赶火车去下一站，司机早早地来接我们，然后再顺道接路卡利。到了他的住处附近，远远地看见有两个黑影站在那里。走进一看，一个是路卡利，另一个是一位打扮妖艳，来路可疑的女人。看见我们，路卡利一言不发，更没有把他的女伴向我们介绍。两位专家面色沉静，显然是见怪不怪。我再没有经验，也能看出来这个女人什么都可能是，唯独不会是他的太太。我虽然对非洲人的乱早有所闻，但是对一位体面的坦赞铁路官员能这样无所顾忌内心里还是大吃一惊。然而，随着后来他每天变换一个女伴，再加上中国同事对他的个人生活方面的某些议论，我也就见怪不怪了。

路卡利的办公室就在我们的隔壁。所以出差回来后他没事就经常过来聊天。聊得多了，路卡利慢慢地就开始透露一些他内心里的想法。这其中有两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是他似乎很憎恨白人，总是蔑称他们为“大鼻子”。我记得有一次他不满地对我说到：“你看看你们北京现在有多少大鼻子啊？哪像我刚去上学的时候那么好！”另外一个就是他对坦赞铁路的高层的也颇有意见。有一次他过来告诉我铁路局的达官们在运营收入一年比一年少的情况下竟然要在一个昂贵的风景区开年度工作会议。我听完也忍不住骂了一声：“Dame it!” 路卡利一听，开心地笑了，大有找到知音的满足感。

在我快回国的时候，路卡利又给了我一个更深地了解他的机会。事情的起因还是出差。坦赞铁路的差旅补助特别高，所以很多人想方设法地争取出差机会。有一次铁路分局安排中国线路专家到沿线各工务段考查，然后让我陪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路卡利得知这个消息，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关上门，恳求我能否把这次出差机会让给他。如果我同意的话，铁路局官员和中国专家组那里他负责去说。作为汇报，他愿意把差费的４０％给我。我本来就视出差为畏途，能不出就尽量不出（我会在后面专门讲在坦桑出差是如何艰苦）。现在听他这么一说，自然愿意顺水推舟落个人情，再说还能白得一笔钱，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家鄙视我吧！）

路卡利出差回来没几天，又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小声地跟我说，差费他已经报销了，但是因为最近他的经济太紧张了，所以他只能先给我一小部分，剩下的一发工资马上就给我，决不拖延。这种事情我在非洲见得多了，也就不以为然，笑一笑，也不说什么，拿过钱就走了。

从此以后，路卡利就不怎么到我的办公室聊天了，路上碰见了，却比以前更加亲热，但是绝口不提钱的事了。我呢，直到回国，也没有跟他提过，就好像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似的。

我回国以后，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前两年跟我的首翻大哥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路卡利后来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在非洲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躺在路边的在车祸中丧生或受伤的人，所以我也没有感到太过惊讶。但是心里还是难过了一阵。毕竟，坦赞铁路因此丧失了一位为数不多的技术不错的官员；更重要的，这位官员对我的祖国又是如此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