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杜鹃的信后，我被笼罩在一种无助的复杂情绪里。尽管我有过那么多的预感，也有过那么多的准备。但当事实真的临到的时候，我还是无法接受。我知道我还能挽救的希望，但我得做出某种放弃和选择。
我试着写信，通过语言能让杜鹃回头。写了以后，又觉得不够力量。然后撕了写，写了撕。折腾一个星期之后，我意识到这是无用的。杜鹃那里需要的是行动。
于是我盼望着我不被录取，这样我只有一条道走，辞职或停薪留职去南方去。为此我做了一些准备，给广州和深圳的同学和朋友联系。他们建议，像我这样的还是能调到一些对口的单位为好。为此，一个在设计院的同学还给替我同他们的头说了。但是，在我们研究所想调出去完全不可能。至少刘学诗那里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于是我四处跟朋友们打听商机。有个家在武汉的朋友说如果我们能够将那里的水泥运到广州，可以挣一笔钱。为此我到部里找朋友联系船。可哪里会有这样容易的事，我没有批文，谁会给我安排。而要得到批文，一道道的关口我都要去打通。
我甚至想到到家乡拉一个建筑队过去，只要捞到一个项目就可以立足了。为此，我还是找到广州那个设计院的同学，他笑了：“我要是能弄到工程，我早就辞职不干了。”他说：“大仙，你先过来看看吧。”
为此我去了一趟广州。同学招待了我，并带我转了深圳珠海中山。开发区像一个巨大的工地，昭示着发展和金钱。可是，和同学们聊过以后，我又没有信心了。现实告诉我，想要到这里，要不找到路子和靠山，要不就和那些南下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一样，从头做起。
我那点工资积余在广东没几天就花完了。我只好灰溜溜地回北京。在拥挤的火车上，我想到了杜鹃。晚上我看着窗外的星光，我羡慕着它们，它们有黑夜的遮护，我却没有。
考试的成绩来了，我过了。面试时导师对我也很满意。还同我聊了不少，让我有了一种久违的安慰，自然也燃起了某种信心。回去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坐在护城河畔，望着那熟悉的垂柳。我想，人生很多时候是控制不了障碍的。就像垂柳一样，对我是障碍，可对别人却是美丽的风景，我怎能以自己的原因破坏别人的风景。杜鹃可以搬到垂柳那边去，我却不能。也许这就是命运。我只是命运的风景而已。
离开研究所还是让我兴奋的。我虽然不知道以后我会被命运抛向哪里，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喜欢这里。哥儿们安排着和我告别的聚餐，这让我暂时离开痛苦。我尽量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更紧凑，晚上不是喝酒就是打牌。直至疲劳将我带入梦乡。
和杜鹃写信或联系的欲望也慢慢消退了。我知道，时间一长，我希望就越小，但是如果我现在直接跟她说，那只能是让渐变的事态变成突变。只要杜鹃没有接到我的回信，估计她一定还存有某种期待。
我只能从杜鹃他哥那里打听杜鹃的消息，但还不能直接问。一个长途打到最后，才稍上一句：“杜鹃在香港和你联系了吗？”
他哥说：“你们俩有意思，她上次也问你有没有跟我联系，你说你们俩，小时候对我不咋地，现在怎么都这么关心我？”
这话让我有短暂的兴奋，但很快又被失望的心情笼罩了。我知道，杜鹃关心我的是想知道我如何面对接受这个事实的痛苦，不会像我这样为挽救局面做痛苦的努力。
一切的情感在时间那里都会找到答案。慢慢地我的不定情绪被稳定在理智的怀抱里。在离开研究所到学校报到前，我给杜鹃写了一封很短的信。信中告诉她，我要离开这个宿舍了。这里将成为我的回忆。我到学校后再和她联系。然后，说了些导师和学校的事情，尽量说得很轻松。最后我说，哥哥永远是你的哥哥，只要你还需要他。
到学校后，我更加理智了。有时看见和杜娟很像的女孩子，心里会产生一种波澜。但是我越来越快地能让这种波澜消失掉。几个月后，当别人问到我有没有女朋友时，我基本上可以平静地说没有了。
元旦到了，我在是不是给杜鹃写个贺年卡的事情上挣扎了几天。最后我没写。那时候我想到的是，我该帮助杜鹃忘掉我们的过去。我任何的联系只会让她痛苦。
对于双方的家长，我采取的是拖的办法，我不能主动跟他们说。一年多以后，当他们不再问我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事实了。他们表现得很平静，因为他们知道我和杜鹃都是好孩子，我们的选择自然有我们的道理。
和杜鹃分别两年后，我又收获了爱情。这次的爱情没有了和杜鹃交往时候的诸多沉重。那时我才知道，原来爱情也可以那么轻松，可以那么自由，那么肆无忌惮。有时候还让我怀疑，我和杜鹃当时是不是不会享受爱情。
似乎，我和杜鹃就这样各奔东西了。即使有见面的机会，也只是偶然碰面罢了。尽管时间的流失让记忆变得越来越甜美，但我们绝不会再踏入对方的情感领地。可是命运之神往往却喜欢给人开一些恶作剧式的玩笑。
几年以后，我和妻子同在广州一所大学任教。我们的儿子出生了，我也得到机会到澳门大学教了两年书。等学校决定不再继续让我呆在澳门的时候，我又作出了我生活中的另一次职业改变。
金钱这个东西很奇怪，它的力量有时非常微弱，但有时又非常强大。从贫穷到富贵易，但从富贵回到贫穷你得需要足够的力量。我在澳门的工资是每月2万多澳币（比价和港元差不多），而当时国内学校里的工资不到2千元。回到广州后，反差让我不能容忍了。如果没别的机会，我可能会像众多的教师一样适应下来。可当时的广州充满着机会和诱惑。当一家全球50强的大公司给我月薪2千美金的机会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那时，我们已经买了学校的住房。公司又给我配了车子。这时候不管我又多大的定力，也不会拒绝这个条件而继续我的专业梦想了。当家人或朋友劝说我不该离开自己的专业时，我给他们一个过硬的理由，那就是即使我自己不考虑我的将来，也该为我的儿子作物质上的拼搏了。
我堂而皇之地下海了，坐在宽敞办公室的大班椅上，看着面前秘书给我排好的一叠叠要处理的文件，偶尔我会想到杜鹃。我想，要是这东西早来几年，会怎样呢？
我的职务是压型钢厂厂长兼南中国公司的技术部经理。总经理，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是个澳大利亚人，名字叫Gordon，除销售和财务外，其它的事情基本都是我说了算。我除了直接对总经理汇报外，还需要对位于香港的北亚总部汇报。另外，公司让每个人都取个英文名字，我选了Harry, 从此公司里没人叫我大仙了。
一天，Gordon过来找我。我们工厂已经通过测试和人员培训，马上就要生产了。按计划我们需要通过ISO9002认证。他说北亚总部新招了个质量经理，明天要到公司来。
其实ISO9002的事情我做了不少前期工作。我也在深圳和广州听了些讲座，加上我学习能力很强，基本上对项目如何进行有详细的方案了。为此我和Gordon谈过几次，建议我们自己搞，并用中国的认证机构，这样可以节约很大的开销。可是Gordon没能说服北亚总部的人。这不，人派过来了。
第二天公司开经理会议，听北亚来的叫Julia的质量经理介绍ISO9002。早上正好工厂有个吊装钢梁因竖向位移太大没有通过中国的安全规范，几个从马来西亚来的工程师在那里重新调试。我给Gordon打了电话说晚点去，然后在车间陪那几个工程师。可是，主管好几次跑过来说，Gordon让我马上去开会。我有点火，心想一定是那个北亚来的狗屁质量经理在那里摆架子，因为我接触过他们，这帮人常瞧不起我们大陆的员工。
我走到会议室。Gordon高兴地介绍：“Hi, Morning Harry, I know you are busy, but we need you here. Ok, let me introduce, this is Harry, Manager of Techinical Department and Operations Manager of the Factory. And this is Julia, Quality Manager of North Asia.”
对面一位穿白衬衫黑外套的女士站起来，我看过去，一下子愣住了，是杜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