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炉匠·

　　机务排就是农场中驾驶和维修拖拉机的小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沿用解放军的建制，管农场叫“团”，分场叫“营”，营下是连，连内的建制有排和班，比如农工排、机务排、炊事班等。

　　东北地广人稀，兵团一个连要种上千公顷的地（一公顷合１５亩）。几百口人种这么多地，非机械化不可，拖拉机是耕作的主力。除了春种秋收，夏天中耕外，拖拉机还做为主要的交通工具。我们连队是新建连，（我们来之前是一片亘古荒原），离团部营部都很远。平时拉个种子、化肥，过年过节拉个年货猪肉，紧急时送个病号等都得靠拖拉机。因此我们兵团人把拖拉机看成有血有肉的亲密伙伴，就象农民对待牛一样。拖拉机一发动，带着钢铁的铿镪，浑身散发出无比的力量，明亮的头灯照在没有电源的垦荒营地上，成为工业文明的唯一标志。

　　只有每日把汗水洒进土地的农民才能真切地体会拖拉机的强大无比。在夏锄的时候，人们顶着启明星和晨露下地，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里一锄一锄地努力工作，干到烈日当空，到夕阳西下，到满天繁星苗都看不清了，有时一垄还没有锄到头。可拖拉机拉起三十米宽的中耕机，相当于三十个人齐头并进，几千米长的地块两个小时就走一个来回。一天下来毫无倦意，相当于几百人的工效。在农忙的时候，拖拉机２４小时不停，拖拉机手两班倒，一班十二小时，大干十来天才能干完。而全连的农工，只是去锄拖拉机顾不上的地边、地角和小块地。也还要每天披星戴月，一季下来瘦下十斤肉脱掉几层皮。在靠力气吃饭的农场里，谁身强力壮谁就是老大，因此拖拉机得到农工们近乎于神的崇拜。

　　爱屋及乌，拖拉机手们也靠着拖拉机的威风获得人们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很实际的。拖拉机手一下车，总有人递烟划火。帮哪个老乡拉麦秸柴火，常常被请到炕桌边端起小酒盅。就算你是农工排长、党员，连里的大红人，见到机务排的小助手照样得陪笑脸，跟拖拉机手闹别扭不是好玩儿的。要不然下次拉沙子，给你点颜色看看，车只要停的偏一点，装起车来每一锹都要多费点力气，一车下来，几个兄弟就累个气喘嘘嘘，汗湿棉袄，做了不少无用功。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极少发生，一来大家都是实心眼，党员红人也不摆架子，尊重开车的；驾驶员也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干这种缺德带冒烟，坑害自己兄弟的事。

　　我到兵团后五个月就被选进了机务排。按说这种较受尊重，受累相对少的活应该轮不到我。我那时父母在文革中住牛棚，算是出身不好，见人总低着头，到兵团的表现也不突出。为什么我能被选上，至今我也不清楚。后来问过连长，他只说喜欢傻大个。

　　其实对拖拉机手的主要要求并非“根正苗红”，三辈子贫农出身；也不必是五大三粗，干活象头牛；更重要的是一种灵气。什么叫灵气不易写出，且举个例子说明。比如冬天深夜出车去拉煤，回来路上车熄火了。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里熄火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拖拉机工作时不管天气多冷，发动机的内部温度都保持在８５摄氏度左右，一旦熄火，就要求驾驶员在几分钟内发现问题，重新发动。否则二十分钟内机体温度就会降到冰点下，冷却水就会结冰，涨破机体使车报废。因此若几分钟内不能修好，就只能放掉冷却水，弃车回营。这样驾驶员和跟车的兄弟们就可能会冻掉鼻子耳朵，甚至被冻死。

　　这就要求驾驶员的脑子在几分钟内“嗅”出原因，并用正确的方式修好。但一种症侯常有多种原因，如果搞错了，不但修不好，反而浪费了宝贵的几分钟。好的驾驶员则有一种近乎巫术的灵机，往往一下就想到问题，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我那时锻炼出来的灵气直到几十年后还有。多年后洋插队，有几次穷朋友的破车在外抛锚，来电请我去急救，我赶到后常常在半分钟内发现原因，连自己都惊奇。

　　我十分感谢挑我上机务排的知遇之恩。别看我小炉匠灰溜溜的不起眼，可怀里还真揣着金刚钻，一定得干出个人样来。

　　我从小不通文骚风雅，只喜欢摆弄电器机械。上小学时常站在新华书店里一本一本地读有关电器和汽车的书。文革时停了课，我也经常到车库去玩，帮着司机师傅擦洗零件。去兵团之前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东方红５４拖拉机结构图解》，没几天我就看得倒背如流。刚到机务排不久，车长（也是连长，选我上机务排的人）带着我去几十里外的团部修理场，为车做大修保养。在这过程中要把整个机车拆碎，清洗检查后再装回。面对一堆第一次看到的零件，我竟能一件不错地说出名称和功能。这虽使他吃了一惊，但并未对我大加赞赏，却对我的缺乏灵气摇头叹息，表现出明显的不满。

　　我缺乏的灵气是一种先天的不足，文化传统造成的。在中国做技术工作的传统讲究“口传心授”。徒弟对师傅从来都要察言观色，极尽恭敬。师傅在工作时徒弟要眼明手快，师傅往哪个镙钉上一看，徒弟就要了解意图，随手递上合适的扳手。只有师傅高兴了，口传心授才能顺利。有时师傅对徒弟是有戒心的，要避免“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这就更要求徒弟取悦师傅，又眼明心快，才能半学半偷，从师傅的一举一动中领会。这是中国几千年拜师学艺的传统经验，还有个专用名词叫作“眼立见”。做中国师傅的徒弟不管是刻图章，焊铁壶还是车钳铣刨，没有眼立见是万万不能的。我当徒弟之前是个学生，既没有“眼立见”又觉得知识的太容易。那时只顾欣喜若狂地发现机车肚子里的秘密，还不时自高自大地向师傅卖弄，全然没注意到师傅在干什么，期望我干什么。师傅那时虽然心里不满，却没当时对我这个小白脸发作。只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对旁边别的连队的师傅发了牢骚。说我“两手插兜，吹着口哨，眼睛一点都不看他”，这种没眼立见的徒弟他从来没见过。那位外单位的师傅趁师傅上厕所的时候委婉地向我传达了师傅的不满，并耐心地向我传授了“眼立见”的秘诀。我听后如醍醐灌顶，一通通百，马上像换了个人似的。几天后我就把师傅哄得团团转，机油抹了一身一脸，落了个手脚勤快，不怕脏不怕累的好印象。

　　冬季结束后，连队开始了春耕。北大荒的春耕和别处不同。春天开始时，只有白天表土才化开几厘米，下面还冻得象混凝土似的，但这时就要抓紧“耙地”，也即松土，为播种做准备。我们连的地都是头年开出的生荒地，春耕时要先用重耙把草根切碎。这种重耙又叫草原耙，据说能把柏油马路切下块来。我第一次工作就是牵引草原耙。这种重耙很窄，只有一米五宽，是五个直径７５厘米的钢制圆盘串成一串，每盘外周是六个大缺口，边缘磨得象刀一样锋利，深深地切入土地，再把碎块带出来。

　　夜班时，周围一片漆黑。为我导航的只有远处的三盏灯。北方山冈上的一盏明灯是十几里外龙镇街头的一盏路灯，因为是水银灯所以格外明亮。东方山岗上也有一盏灯，但有五十多里远，不很亮。南方一盏灯是兄弟连队的一盏路灯。我们连队虽然近，但因为无电，只点油灯，几里外就看不见了。在没有人工灯光，空气又极明净的荒原里，天上的星星极为明亮璀灿。在城市中从没有这种感觉。我才明白为什么各个民族的先人都对星空那么崇拜，而且有那么多神话。夜复一夜明显地看到斗转星移，银河变了位置。记得７０或７１年春天，看到一颗美丽的大慧星，明亮的尾巴足有两三个月亮那样长，略带弯曲。它从落日后就清楚的挂在半空，直到半夜才离去。我一直奇怪为什么这么美丽的天象竟无人注意，广播报纸上没有，周围的人也熟视无睹。只能自己暗自惊叹造物的美丽。多年后美国的同事们经常聊起观看慧星的经历，他们往往要坐飞机出国到最佳的观察地点，用高级的摄影器材拍得精美的照片，挂在办公室内向人炫耀。问他们７０年代初是何慧星造访却无人答得出。我常常怀疑这年代久远的记忆是否正确，但那里夜复一夜在拖拉机里观看慧星的经历总是那么真实深深地印在脑海中。

　　在田里开拖拉机的操作很简单，主要是轻轻地拉两根操纵杆，微微调整前进方向，使农具处理过的地面不重耕不漏耕。行话叫“把住堑”。进一块地首先要开出第一道堑，以后只要在第一道堑的基础上把住堑就行了。开第一道堑讲究直，以后把堑才省力。打堑时拖拉机手盯住远处的一个目标，一直开下去。在大连队多机作业时，往往由最有经验的老家伙打第一道堑，大家跟随其后。播种时堑直最重要，中耕，秋收都要跟着播种时的堑走。据说某连队一直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傅打堑。有一次这老兄眼神出差儿，竞用远处山坡上的一头牛作为标志，那牛一边悠闲的吃草一边倘佯，使这条几千米长的堑一会偏左一会向右，出了大波浪。那年中耕，收割都费了不少力，大伙骂了他一年。听师傅讲了这个故事，我倍感打堑的神秘。我们新建点车少，地少，地块也小，经常自己打堑自己把，操作多了也不难，只要保持头部不动，再在车窗玻璃上找一块泥点作准星，用眼将它对准远处的目标，三点成一线就行了。关键是在没有偏离之前就看出倾向及时改正，才能保证打出一条笔直而流畅的堑。堑越直操纵杆的动作越小，旁边的人几乎看不到动，只凭手下感觉力度的微小变化来调正远处目标在窗上芝麻粒大小的偏移。慢慢熟练了一切成了下意识，开车的时候脑子就腾出来，可以思绪万千，也可以半醒半睡。

　　一夜往往是很漫长的，机车拉重耙时走得比人还慢，几百米一条堑要走个半天，人清醒着不想事是不可能的。我最多的时候是想技术。比如说怎样实现机车的自动驾驶、自动把堑等。再想远一点儿造台无线电话，实现机车和连队，连队和营部的无线通讯。再就是一些幻想，怎样将人的思想从脑子里用电线引出来，这样人际人的交流就不必受语言速度和语言能力的限制。在那些漫长的夜班，现实和幻想在脑中一遍一遍的交映，弥补者年轻而空虚的心。但我从未构想过与艺术有关的问题，或构思一部小说。我只受过小学教育，让我与宇宙的起源，生命的秘密之类的大问题无缘。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这一代人对哲学和宗教问题完全无知并有本能的反感。我的思想被限制在技术方面。我还常想三十年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连队会变成什么样？我只记得我想我会变成一个七级技工，又懂机械有懂电。我们连队也会变得很好，比如河岸上会有些路灯，大家吃完晚饭会在河边散步等等。

　　除了乱想更多的时候是困倦难忍。打夜班车日夜颠倒，白天常常睡不好，时间一长夜里就没精神了，常常半睡半醒。我的师傅是连长，他白天公务繁忙，晚上和我打夜班，开始时还睁一眼闭一眼，过了几日看我这新手熟了，就放心大睡，可把我给苦坏了。记得有一次我实在困得受不了了，就在地头把车停下闭闭眼。可过了一会睁眼一看车竞然还在往前走，地外就是一个水泡子（水塘），把车陷进去可不得了。情急之下一脚踩下离合器，可车还是不停，连忙用双脚踩下制动器，拉回操纵杆，可还是不停。连长也被我惊醒，大喊站下站下。可拖拉机只有辅助转弯用的制动带，刹车并不太灵。一急就挂上了倒档，一松离合器只听咣铛一声，车猛的向后一窜，我们俩才真正清醒了。原来车根本没动，是幻觉。可是为什么两人同时出现同样的幻觉却不明白。

　　机务的辛苦除了夜班的劳累还有白班的尘土。当荒地开成良田，地表就产生细细的粉尘，春季播种耙地时机车被尘土笼罩，一天下来脸变得很黑，只有眼圈和嘴角是白的。身上则是汗水和泥。两个人一班常能喝一桶水，有十几升。

　　春播结束，麦收未来之际，我们机务排就去开荒。在北大荒机开荒时先用大犁把表层的土翻个个。千年荒原长满了草，每年能长一人多高，地面下全是草根，有象毛毯一样的结构，足有２０厘米厚，这层草根和土可以切成一块一块来砌墙，十分暖和。开荒时大犁常被草根堵住，就需要一个人坐在犁上挥舞“二齿”（一种农具），一看到堵塞快形成时就捅几下。夜班坐大犁时常常与狼为伍。荒原上野狼成群，白天不常见，但夜里却大摇大摆围着车转。车灯照着狼眼就象一对对明亮的小灯笼。大犁常翻出一窝一窝肥硕的田鼠，狼们就跟在后面吃。大犁一过，硕鼠四处奔逃，狼们就一嘴一个，吃得满嘴鲜血。久而久之狼们知道犁后有美味，听到车声就从远处跑来，一群群跟在犁后跑，胆大的离犁尾不到一米。田鼠被翻出后逃的很快，离犁越近就越容易捕到鼠。我坐在农机手的位子上，常常与狼四目相对。哺乳动物四目相对就意味着挑战。狼的反应常常是龇着牙向后一坐，作应战状，同时停住脚步，一秒钟后犁已向前走了一段，狼有了安全距离，再低头吃鼠。我面向前背对狼，常常怕哪个狼疯了窜上来咬断我的脖子。但同时又在紧张的操纵农具，防止堵塞。一忙也就忘了与狼共舞，倒也从来没出过事。

　　夜里荒原中车灯下各种动物的眼睛都是亮晶晶的。狼的眼睛偏绿，狍子的眼睛红红的，狐和獾的眼睛则是金黄。一天夜里，我在离连队十来里外的一块地“７５垧”作业。当开到地头做一个１８０度大转弯时，车灯突然扫到一个白色的影子。在离地很高的位置上赫然挂着一对明亮的“灯笼”。这么高绝对不是动物，鬼呀！我汗毛直竖，脑子嗡的一下，魂飞魄散。当时距离太近了，本能的反应就是加大油门，拉杆，正面压上去。幸亏机车速度很慢，一秒钟之后我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穿着白制服的人，是炊事班的哥儿们“老倭瓜”。原来我们那天走的急，离开时他还没蒸好夜班饭的豆腐包子。只好半夜挑着担儿，循着车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十几里路来送饭，差点成了我的车下鬼。

　　我们连队小，只有两台机车，“５０３号”和“５０４号”。那些车都是５０年代从苏联进口的德特－５４拖拉机（我国仿制的型号叫东方红－５４）。二十几年下来，哪坏修哪，似乎永远不会报废。兵团地多机车少，车比人要贵得多，谁要是为抢救机车献出生命绝对是英雄而不是傻瓜。我们的一位哥儿们说，车比人贵是不对的，因为毛主席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连长师傅听了，大不以为然，接口说不对，不信你不管到哪个连队去，拿你跟人家换一台拖拉机来，保证没人愿意换（他可是个子高高的帅哥，金不换的好性格）。

　　农忙时，两车昼夜不停。人员两班倒，我们一般下班时先去加满柴油，再开到停车场保养，并与下一组换班。换班的车一进场，油门拉到顶熄火。顿觉万物具寂，原来充满两耳的巨大的轰鸣声立即消失，只留下淡淡的蝉鸣般的耳鸣，笼罩着周围隐隐的说话声和鸟鸣。听觉要等及分钟后才能恢复。我作为一个助手，跳下机车就立即忙碌起来，补充各处的润滑油，并检查机件有无破损。拖拉机之所以能在恶劣的环境连续工作，全靠保养得好。每班下班后需要加油检查之处有几十处，因此要求手快眼准。先抄起黄油枪，风扇，水泵，张紧轮……一路注下去。补完黄油，再提起机油壶，检查引擎油尺，启动机，引导轮，承重轮……最后检查减速齿轮箱，补充冷却水等等。手快的十几分钟就完了。夏秋季作业时，履带上糊满泥和草，就要多花时间，先清理烂泥再加油。一路加油时还要发现问题隐患。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农忙时爬窝一天损失满大的。

　　下得夜班，无比轻松地享受着归属自己的一天。但多数时间是想立即回屋睡觉。但有时也看着蓝天白云，不忍把那么美好的一天睡过去。夜班打多了，人不见太阳，这种感觉就愈发强烈。那时东北没有什么污染。晴天保证是标准的艳阳天。碧蓝的天空浮着高分辨率的雪白云朵，丝丝伸手可及。葱绿的原野点缀着灿烂的野花。几十里外山岗也轮廓清晰。脚下的纳莫尔河欢快地绕过连队，河水来自远山，清澈见底，水质比得上矿泉水。在河边洗脸真是一种享受。开拖拉机尘土多，保养时总是一手油泥，打几遍肥皂都搓不干净。最好的办法是用河里的细泥搓，差不多了再用肥皂。洗完手后再洗脸，洗头，打好肥皂撩起清凉的水一冲，只见清澈的河面上出现一片乌云，带着一夜的征尘渐渐远去，疲惫不堪的心灵也被清洗干净。

　　有时车坏了，少了一个夜班，就好象过节一样，白班的也跟着一起修。最常见的毛病是“呲缸垫”。拖拉机工作时，燃油在气缸内的高压下爆燃，推动活塞做工。这个高温高压的环境被气缸盖和缸体封闭起来。缸盖和缸体的接合处要用一个软垫，保证在热胀冷缩各种温度下都能紧密结合。这缸垫是铜片夹着石棉做成。时间一长就会被高压气体冲破。缸垫损坏后，冷却水被吸入气缸，再变成蒸气从排气管喷出。水蒸气对机体有极大的腐蚀。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就必需立即停车更换缸垫。换缸垫是集体工作，常需５－６个人，助手们先上去把缸盖上方的零件，比如空气滤清器、喷油管、进，排气管等等全部拆去，露出缸盖。再用大号板手把固定缸盖的２１个大螺丝一一拧松，最后四个小伙子拴麻绳，串扁担，“一二三”抬下缸盖，换上新缸垫。这时副驾驶或资历较高的助手就走上来，拧紧缸盖有一定讲究，对小助手不放心。为保证缸盖对缸垫压力均匀，拧紧固定螺丝要有一定顺序，而且每个螺丝的松紧要相同。缸盖拧紧后，在一边叼着烟，袖手旁观的老师傅才神气活现地出现，调正气门间隙。

　　这修车在兵团象盖房杀猪一样是一集体工作和社交场面，同时也是老师傅向人们炫耀技术的好机会。旧时代师傅的技术就象圣灵头上的光环，能在众人和助手面前保持一个神圣不可超越的形象。换完缸垫后调整气门间隙就是一种高技术工作。德－５４　拖拉机有８个气门，对每个气门调正时都必须在曲轴的某一特定角度上进行。不懂原理的人就要琢磨很久才知道规律，还要把这迷一般的规律记下来。我真佩服那些老师傅，有的连文化都不好，读书磕磕拌拌的，所有的知识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对拖拉机这么个复杂的机器，这种经验性的积累往往需要多年的努力用心，简直是自己为自己编一套教科书。这种努力得来的知识肯定要倍加珍贵，对徒弟们自然不肯轻易亮出。只有对眼立见极好的徒弟，信任的象自己儿子一样才肯教一点。在调气门间隙的时候，师傅在上面，叫徒弟在下面慢慢地摇摇把，一会儿叫摇一会儿叫停，“咯嗒咯嗒”地把气门臂晃来晃去，还不时地用扳子拧拧。徒弟真不知在干什么。气门调的好的机车马力十足，声音钢钢的。气门调的不好时，机声沉闷马力低下，老远就能听出区别。师傅的水平就在此一招，在下面摇摇把的徒弟却不知啥时才能知其中奥妙。这样代代相传，徒弟学会了，熬成了师傅，对自己的徒弟也是严密封锁。就象今天的人对商业秘密似的。

　　这种神秘的传统到我们这代就结束了，我们的捷径是从书本上获得知识。书上的一小段就把为什么要调正气门间隙，为何调得好马力大等等讲得清清楚楚。再有一张插图，就讲出什么角度调哪个气门。明白了道理，再看一眼就全懂了，剩下的就是手下的准头，体会一下间距在０.２ｍｍ时的“咯嗒”声是啥样的。我少年轻狂，看了没几分钟就口出妄言。那时是大锅饭时代，干不干都是３２０大毛。技术和饭碗已彻底脱节，于是师傅就叫我上来试试，让众人看个笑话。我也不加谦让，只想为同辈的小助手们伸伸头。就让一个哥儿们儿摇曲轴，仔细观看气门开关的规律。乍看起来气门七上八下地动着眼花缭乱，可找规律并不难。看了两圈就找到了三缸排气冲程的上止点，在此位置上调正了二四缸的进气门，虽然自己对多大的咯嗒声是０.２　ｍｍ没体会，但知道那螺丝一扣是１ｍｍ，拧到将紧退五分之一圈正好。用手晃晃，咯嗒声的差不多，于是信心增了，又摇又调一会儿就完了。那老师傅也呆了，只说以前三分场的七级技工“付大埋汰”也是这么干，紧紧松松，不用咯嗒。大脚（我的外号）这小子怎么琢磨出来的？车修好了，重新发出铿锵的引擎声，象新车一样。同辈的小助手们也一片欢笑，都说我是不是跟“师娘睡过”。

　　去过兵团的知青大都有让自己自豪的故事。几年后文革结束，大批知青离开兵团，返城再“待业”。这时的知青们已经长大了。我们中有成熟的管理干部，有经验丰富的会计，文书，有医术精湛的外科主刀，有农业技术部门的骨干，有知风报雨的气象员和受孩子们欢迎的教师。更多的则是能肩负三百斤麻袋上跳板的力士，能开百人宴的大师傅，气死鲁班爷的巧木匠，和象我这样有灵气的拖拉机手。我们为黑土地付出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