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几个医生朋友聊天，说起药物的情况，不知道怎么突然想起从前我在上海做实习医生时候遇到的一些病人。

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病人，得了红斑狼疮，药物控制以后，父母接她出院了。

过了大半年，我正好又轮转到肾脏科，看到她重新被收进来，判若两人，急性肾衰，人浮肿得都认不出来。原来她的父母不相信西医，出院以后把她所有的药物都停了，接她到一个庙里住着，吃一些中草药。

入院以后她的病情迅速恶化。她的父亲非常吓人，就是那种一看就要闹事的凶狠角色。我每次值班和他说话都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心里默默祈祷她不要在我的班上去世。 女孩子后来还是去世了。整个科室都如临大敌，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已经淡忘了。但是那种在深夜祈祷的恐惧感，我现在依然依稀记得。

肾脏科真得很忙，病人很重，我手上第一个送过的病人就是在肾脏科。是深夜里一个73岁的终末期肾衰的男病人，收进来准备做血透的。血压高，心率偏快。其他也没什么。

我看了病史明天就要做血透了，于是就开了降血压药物。他儿子跑过来说，医生，你再去看看吧，我爸他好像不对。我赶回病房，病人端坐在病床上费力透气，一听，两肺遍布湿啰音，急性心衰发作了，他的心脏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终于在就要血透之前的晚上罢工了。

静脉药物推下去都没有用，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急诊血透。但是来不及了。病人突然中止了呼吸。护士推过来抢救车，我开始心肺复苏，插了管。抢救了大半个小时，病人的心跳和呼吸没有恢复，我向他儿子宣告死亡。他儿子跪下来抱着父亲的尸体开始痛哭。 这时候的我已经全然没有了睡意，从被叫出值班室到抢救病人，就那么几分钟，一条生命在我手中瞬间消逝。从来没有正式宣布死亡的我，觉得一切都有点惶然不真实，就怔怔地坐在护士台，看着护士料理后面的工作，死者家属来来往往，嚎啕大哭，然后病人遗体被送出去。

最后他的儿子走过来对我说，谢谢你，医生。

我在那一刹觉得无比羞愧，因为在半个小时之前我还在被扰了睡觉而恼火。我怎么敢当那句谢谢。出了夜班，我坐在阳光普照的咖啡馆里，音乐轻快悠扬，周围的人微笑洋溢，全然是另外一个人间。让人不敢相信几个小时前我刚刚目睹了一场迅疾的死亡。 坐了很久，直到心里渐渐被阳光暖和起来，我才回家，一觉睡到晚上。

这个病人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是我医学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后来在血液科，有一个年轻女病人的弟弟对我下跪，求我治好他姐姐的淋巴瘤，我只是值班的实习医生，除了写病史和开一些急症药物，什么都做不了。

我记得一个女孩子无法接受自己的病情，从走廊里冲出去要跳楼，我们死死拉住她，她的哭喊，我似乎依然能想起来。

我记得在心脏科，有一次抢救一个老太太，她临终时候，膀胱失禁，我的白大衣和鞋子都湿了。

我记得在大年夜，一台急诊手术，我拉钩，被肿块堵塞的肠道熏得我几乎要昏过去，这时候经验丰富的外科主任摸到了肝脏上的转移肿块，他低声骂了一句脏话，把手术切口缝合，等于宣告了病人的死刑。

时光匆匆，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虽然隔得如此远了，仍然依稀记得。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没有在上海做住院医生，而是和那些印度医学生一样直接考board，会节省我三年。但是这三年，其实并没有浪费，从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在后来我重新做住院医生时候，让我有不同的眼光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