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随处可见街上走着各种肤色的人们。

即使在医院里也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趋势，看门诊急诊的时候遇到过不少国籍的病人，不同的病人，反映着不同的民族习性。

最害怕看法国病人，多愁善感，特别优柔寡断，再小的毛病也能翻来覆去折腾得不停。记得有一个下午，看了一个法国女郎，腹泻，已经有脱水症状了，我说需要收进病房补液，观察一晚上。这下可好了，那个女郎就开始哭，呜呜咽咽，也不和我说话，只是拿出手机，给朋友们打电话，说着无比悲伤的法语，一个个倾诉过去。我真是傻了，说，那你是同意不同意住院呢？女郎幽怨地说她要等朋友们来才能作决定，然后继续她的悲情法语。总算等到她的一帮子朋友，全是奇装异服，浓妆艳抹，把急诊室搞得像红磨坊。原来这位女郎是在上海新天地最红的la maison里跳舞的。舞娘们就聚在那里唧唧咕咕了老半天，然后过来和我说他们不想住院，想回家。我就把病情交待了一下，说最好住院。舞娘们又聚拢起来讨论，打着补液的女郎又开始哭，我看完了三个病人，他们又过来和我说，那就住院吧，但是他们没钱，要打电话给他们的老板。于是又是等啊等，最后老板来了，是个中年法国妇女，又是聚众唧咕一番。总算同意了。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了。这样的法国病人不胜枚举，只要一个白人女病人甫进急诊室，未开口先落泪的，必是法国人。

最喜欢的病人是德国人。憨直认真，十分配合。收过一个上海大众的德国工程师，大腿上发的丹毒，主任早上查房的时候让他把下肢抬高，晚上我去夜查房的时候，就看见他和他太太正在研究大腿应该抬高到怎样的角度，反复尝试。德国病人，你吩咐他八点吃药，他绝对不会等到八点零二分。记得有个开阑尾炎的德国病人，术后几点排气，几点大便，几点开始觉得肚子饿都记在本子上，清清楚楚，实习生和护士们可喜欢他了，病程记录只要抄他的笔记就行了。

美国病人很客气，很幽默，很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印象最深的是一对老夫妇，到上海来度金婚纪念日。结果老先生一出浦东机场就被飞来的出租车撞得股骨颈骨折，警车呼啸送到我们医院。老先生的上海假期就在病房里度过，他太太倒没闲着，天天出去逛街，城隍庙，新天地，襄阳路，晚上回来就给我们看她的战果，hugo，polo,chanel，假冒的名牌买了一大堆。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地方，老太太说我在救护车上问的。我真是晕倒。手术以后老先生大腿上裹着张力绷带，有次查房他指着我的裙子说，我也穿长丝袜了，哈哈。

英国病人大多数比较倨傲。有个男孩子，为了追求大学里的上海女同学，千里迢迢追到上海，结果生了阑尾炎。收进来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人也住那么好的病房吗？为什么是外国人就可以住你们最好的病房？那种口气让我非常气愤，但是却哑口无言。因为外国人普遍有海外保险，和我们医院有协议，住在贵宾病房。我们自己那些十个人一间，没有洗手间的病房确实难以让外国人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里洋场的上海，依然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尴尬。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享受到和外国人相同的待遇。

我只碰到过一个俄国病人，却是我接触时间最长的一个病人。他叫伊戈，糖尿病，血糖很顽固，难以控制，每天的胰岛素打得他的手臂上简直是千疮百孔。他很沉默，静静地在病房里看书，有时候一个人出去走走。我上班下班时候会看到他瘦削的身影，他就朝我冷冷地点点头算是打招呼。只有一次他骂了英文的脏话，而且是对着我们的主治医生。因为他要求把每天四次的短效胰岛素改为每天一次的长效胰岛素。主治医生英文不太好，解释了半天，俄国人的牛脾气发作了，大声地骂她。女医生委屈得几乎要掉泪，后来她就拒绝和他说话了，每次有事情都让我和伊戈说。开始我也很害怕，后来每天给他打胰岛素，量血压的时候，看着他非常非常瘦的手臂，就忍不住同情他。一个人在异乡，被说着异乡话的人诊治着，又不能理解他们的诊疗措施，心情的苦闷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在门诊还经常碰到伊戈，他很信任我，给我看他的脚，因为长期没有控制的糖尿病，才四十岁的他，已经开始忍受糖尿病的并发症。他的脚趾腐烂溃疡，因为神经病变，他一点都不觉得疼，外科医生换药的时候，说都已经腐烂到趾骨了。这样下去，他很快就要截肢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坚持留在上海，俄罗斯没有亲人了吗，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人来看他。一个孤独，顽固的俄罗斯人。

经心怡妹妹提醒，发现自己忘了写日本病人了。遇到过不少日本病人，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在衡山宾馆里作厨师，是洋插队哦，以前都是中国人去日本餐馆打工，可见中国是发展了，得的是急性肺炎。另外一个病人，老伯伯，是个什么会社的社长， 在上海旅游的时候被发现昏倒在宾馆房间里，脑出血。他们的病情也没什么好说的，倒是他们的太太值得一提。

厨师的太太，在丈夫住院第三天从日本赶到上海。每天早上我们不管多早进病房，这位年轻的女人总是已经梳洗得整整齐齐，身上披着一件短外衫，坐在床边的沙发上，好像随时准备着我们进去一样。真是不佩服不行。查完房，总是送我们到病房门口，弯腰道谢。贵宾病房很多有钱的中国人，陪同的太太们虽然外出时衣着光鲜，在病房里就是穿着随便，头发蓬乱，有的甚至就在查房的时候，躺在床上打手机。这样的作派，与那个厨师太太比起来，高低立见。

那位社长收进来以后病情持续恶化，他的太太也是日夜陪伴。那是个非常瘦小的日本老妇人。等到病人意识逐渐恢复以后，我们让他太太和他说说话，观察他的意识情况。他的太太就在老先生的耳边很轻柔地说话，握着他的手，一声声地呼唤他的名字。一个半夜，我值班，老先生忽然意识再次丧失，立即送去做头颅CT，照例我要陪去。去之前，我交代了死亡的可能性，那个老太太就在病房门口朝我深深鞠了一躬。让我难忘，真怕自己对不起那一鞠躬。幸好老先生病情稳定下来。后来，日本的保险公司派了专机把老先生接回了日本。临走时候，老太太向病房里每个医务人员一一鞠躬，那种标标准准的90度鞠躬，让人动容。日本这个国家，能生存到今天，是因为日本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