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个冬日，驱车途径京南的永定河畔，冥冥之中泛起的一个念头，车头一拐，就这样来到了卢沟桥头。

冬日的永定河，河道基本干涸，一眼望过去，是一河床的鹅卵石、粗沙和细泥，几辆挖沙车辆在河道上忙忙碌碌。俺一直不大喜欢北京的冬日，满目都是苍凉落寞的落叶树木与灰蒙单调的建筑。唯有那冬日里的太阳，毫不吝啬地在华北大地上挥洒着光辉。卢沟桥，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冬日的阳光下，做着千百年来的历史见证。桥面的石板上，深深的车辙印迹，似乎默默诉说着历史的风风雨雨。

卢沟桥，亦称马可波罗桥，从这个名称可知，卢沟桥的漫长历史。

在桥头的“卢沟晓月”石碑下面，俺遇见了一位日本人，准确地说是一位日本商人，从后来他递给我的名片上知道，他是某株式会社的驻京首席代表。90年代，很多又想占领中国市场，却又不想大笔投入的日本企业，总是这样，用几个人组成一个小小的代表处，保持着与中国市场的联系。

首席代表的英文水平一般，俺的水平也是极烂，就这么着，磕磕绊绊地凑合交流着。日本商人碰到了难题，他很想与石碑旁边的一位中国老人交谈，却苦于彼此语言不通，于是，俺成为了他们的临时翻译。显然，日本人很希望能够从老人的口中了解一些当年发生在卢沟桥头的历史，却未能如愿，因为老人的家住在京西的首钢，对于当年那场战事，不甚了了。后来，逢年过节，俺总是能收到日本商人的节日贺卡，上面的字迹，一丝不苟，体现着日本人一贯的认真精神。

当年的俺，正在为第二天的饭票而努力打拼，对于历史上的拐弯抹角不甚关心，所以，对于这位日本商人的好奇，感到有几分奇怪。等到一天，混迹海外，有大把时间挥霍的时候，回过头去整理自己的历史知识，愕然发现，日本人对于历史的研究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尤其是历史细节的考证。读过一篇访日见闻，说是参加一个日中事变研讨会，有日本学者利用中日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录、访谈以及历史图片，几乎重建了卢沟桥事变前夜的全过程，最后的结论是，这第一枪应该是中国军队所为，因为中国的一位金姓营长曾经下令：如果日本军队进入100米之内，就开火！因此，难免中国士兵在两军对峙的紧张时刻，失手开枪。而同一时刻，对垒的日军士兵的行踪都可以追寻。

其实，卢沟桥事变中，谁开了第一枪并不是十分重要。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一方是盛行在日本朝野的好战气氛，一方是激荡着中国军民的反日情绪，分分钟对垒双方会搞出一些名堂出来，如果想找茬，遍地都是。强盗想杀人，还怕找不到理由么？尤其是自“九一八”以来，日军下级军官自行其是的擅自行动，往往在事后得到上级的默认与嘉奖，1937年的日本战车的操控，已经不是日方政府能够有效驾驭的了。因此，今天日本人追究“七七事变”中谁开了第一枪的做法，在历史考据上是值得称道的，在中日关系上是伤害感情的，在历史大局观上是本末倒置的。

“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在华北的驻军是以北支那驻屯军为主体，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庚子事变后的平津驻屯军，规模不大，5千人上下。也就是说，此时此刻，日方高层并无在华北策动新的军事冒险行动的即时计划。

中国军队在平津一带的驻军是西北军系统的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四个师，10万人马。师长的大名都是响当当的：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和赵登禹。这其中，张自忠自不待言，官至集团军总司令而战死沙场，万世英名；冯治安则是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举行战场起义的张克侠何基沣部的直属长官；刘汝明后来官至兵团司令，打仗的老油条，淮海战役唯一全身而退的国军战略兵团，渡江战役又给他跑了，一直追到厦门才追上；赵登禹，正是阵亡于 “七七事变”的南苑战场，北京因此有了赵登禹路。副军长秦德纯也是一个著名人物，他与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丧失了察哈尔的大部分主权，一直以来是做为汉奸人物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大概因为他后来跑到台湾去了。同样，做过华北伪政权北平代理市长的张自忠，也曾经在任上签署了与南京政府法令相违背的地方条令，并且在二十九军退出京津地区后出面维持社会治安，也是为时人骂为汉奸卖国贼，最后不得不用自己鲜血来洗白自己名誉。一句话，当年的二十九军，人才济济，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二十九军的威名远扬，得益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后来传唱开来的时候，“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改成了“全国武装的弟兄们”。这首歌说的是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战斗故事。参与长城抗战的几支部队，合共有中央军、东北军、晋军和西北军，其中数西北军的装备最差，以至于冷兵器时代的大刀还是部队的制式武器。但是，正是靠着这把大刀，二十九军得以扬名立万。当时因为西北军的装备太差，白天被鬼子打得没脾气，气愤不过，想出了这么一招冷兵器夜袭战，在当地山民的带路下，派出了两支夜袭队，挥舞大刀，杀入了日军的宿营地，一通猛砍，据说一口气干掉了1千多鬼子，几十门大炮，几百人的夜袭队也只回来二三十个。战果可能有所夸大，俺一直查不到准确的数字，以冷兵器正面搏杀，彼此的伤亡当在一比一之间计算，战果也在数百之间，做为单次战斗，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以至于日本《朝日新闻》哀叹曰：“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喜峰口一战，战果多少还是其次的，贵在西北军顽强的求战精神，没有上下同欲视死如归的勇气，是不可能完成这次夜袭任务的。三十年代西北军的战力，在军阀中是首屈一指的，中原大战中，就连中央军也在西北军手下讨不到什么便宜，最后老蒋是依靠银弹加游说，张少帅在背后插了一刀，方才瓦解了冯阎联军。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要归功于西北军的老长官冯玉祥，正是冯大兵的严于律己身先士卒，才始终保持了西北军的旺盛战力。老冯最辉煌的时候，拥有军队40来万，手下将星如云，如宋哲元、鹿种麟、张之江、刘郁芬和李鸣钟，号称“老五虎将”，韩复榘、孙良诚、孙连仲、石友三和刘汝明，号称“新五虎将”。看看这些人名，就知道上个世纪的上半叶，老冯对于中国军界的影响力有多大了。

不过，老冯这个人在政治上的脑筋不大灵光，驭人之术基本是零，前者导致老冯在时局判断方面，屡屡出错，后者造成部下心怀不满，离心离德。西北军在大发展后，原来的小小团营长们都成为拥兵一方的军政大员，可是老冯还是当年当旅长的脾气，见面说话，一言不合，就要把这些方面大员拖出去打军棍。结果，这些部下差不多都先后背叛了老冯，著名人物如石友三和韩复榘。

二十九军就是中原大战后，老冯众叛亲离之后的余部所编，在宋哲元的率领下，曾经寄食于张少帅的旗下，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人称叫花子军，据说行军都是在夜间，不然老百姓还以为是胡子队伍。

但是，“七七事变”前夕的二十九军，今非昔比，鸟枪换炮，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叫花子军了。“何梅协定”后，中日双方的主力军团依照条约撤离华北长城一线，京津一带遂成为权力真空。三姓家奴石友三居然拖出一支杂牌队伍，打算把昔日的首善之地据为己有，二十九军当仁不让，抢先一步出兵，收编了石友三部，成为了事实上的华北王。日军对于二十九军的动作，予以了默认和支持，原因不外是，既然暂时没有鲸吞华北的打算，不如扶持一个非南京政府嫡系的地方武装做为缓冲与过渡。南京政府也很明智地承认了华北的现实，又是给二十九军增加番号，又是给宋哲元封官，还给了大笔的经费，也是希望二十九军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缓冲。一时间，宋哲元成了中日两国的香饽饽，炙手可热。二十九军的装备也来了个大更新，其装备之精良，甚至在中央军之上！

自觉羽翼丰满的宋哲元在中日两国之间，玩起了平衡术，他的华北准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里面，西北军东北军亲日分子各占1/3，谁也不得罪。老宋的如意算盘是，最好中日两国不战不和，就这么僵持着，如此，二十九军就可以在夹缝之中，左右逢源。这种想法，也很难说是龌龊，有句老话不是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么。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小军阀们，都是这么合纵连横过来的。但是，老宋再打自己的小算盘，也不会完全舍弃了民族大义去做卖国贼，对于日本人的种种要求，他是能推就推，能拖就拖。对于日军的种种挑衅行为，他老哥也是还以颜色。一次，日军在城里演习步坦配合巷战，二十九军就把大刀队拉到北京街头去表演耍大刀。说实在的，俺对于双方的做法都有些不解：坦克在巷战中历来是个挨打的东东，除了苏军攻克柏林，还真的没听说过在巷战中大规模使用坦克的战例；二十九军这大刀耍起来，好看是好看，可是热兵器时代，那个威慑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了。

反正日军和宋军就这么天天互相吹胡子瞪眼，谁也不服谁地耗着，一直耗到了1937年的7月7日，俺们的故事，终于又回到了卢沟桥头的枪声这个主题上，因为这天的晚上，卢沟桥头真的响起了枪声。巧合的是，一个中队的日军正好在二十九军的驻地附近演习，更巧的是，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日军士兵因为拉肚子而失踪了1小时45分钟。于是，日军大做文章，要求进入二十九军驻守的宛平县城搜查失踪士兵。这一要求，理所当然为中方拒绝，于是，双方之间的对立与争执，逐步升级到了枪炮相向。

第三天，也就是7月8日，日本军部批准了从东北派遣三个师团前往平津增援的计划。截至到目前为止，日军仍然没有做好扩大对华战争的准备。主观上，日军希望二十九军如同“九一八”时的东北军那样，吓唬一下，就撤了，那样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全面占领平津地区；客观上，平津地区的日军军力薄弱，很难对二十九军做有效攻击。但是，鉴于前一段时期以来，二十九军对于日军的强硬表现，平津地区的日军有一种教训一下二十九军的强烈冲动，从7月7日晚间起，双方小规模的交火时断时续。事情演变到这一步，中日之间的平津争夺战，显然已经不可避免，其后的发展变化，无非是这场局部战争能否演化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在这一紧张时刻，二十九军的军头宋哲元在干些什么？他老哥正在河北老家为老父守陵，一直到7月11日才返回天津。俺猜想，老宋此举是为了让二十九军在战与和两个选项之间，多留出一些模糊空间。从老宋本意而言，打，不十分情愿，日本人不好惹；不打，日本人咄咄逼人，不战而退的话，东北军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丧家犬么。如果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作出些小的让步，华北维持现状，是最好不过的了。于是，老宋指使部下与日军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停火协议，希望事变能够政治解决。作为一种姿态，二十九军除了将驻扎在河北大名河间的赵登禹的137师北调，增援北平城冯治安的37师，左翼张家口刘汝明的143师和右翼天津张自忠的38师，都没有大的动作，同时，也婉拒中央军北上支援，千方百计地希望事变局部化。

同样，日军也没有做好与二十九军决一死战的心理准备，在增援到位，战役准备完成后，还派人通知二十九军：大日本皇军要来打南苑，你们赶紧马溜的开路一马死吧！还是希望不战以区人之兵，如此，既捞实惠，又不至于大动干戈。

南苑是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又是北平城的南大门，是孤悬于北平城的37师的唯一退路，让出南苑，意味着二十九军放弃北平城。一枪不放，拔脚就走，那不是西北军的传统。这一点上，与东北军相比，西北军是真汉子，战场上不是孬种。从7月7日开始，北平城的37师就与日军针尖对麦芒，小打小闹不断，并且在7月25日一度攻占了日军在丰台的驻军大营。

于是，7月27日，日军在南苑地区对二十九军大打出手，这第一板斧落在了刚刚从后方增援上来的赵登禹师的头上，而不是长期驻扎在北平城的冯治安师。阵地不熟悉，换防中的混乱，日军初战的用兵谨慎。。。种种原因造成了赵登禹师在一天一夜之间，基本崩溃，虽然也给了日军以相当的杀伤，但是南苑最后还是失陷了，最要命的是，赵师在北撤大红门途中，遭日军伏击，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

战局演变至此，赵登禹师几乎全军覆没，冯治安师被孤立在北平城，张自忠师试图攻占天津海光寺日军兵营、天津车站和东局子机场，策应北平的战事未果，二十九军在平津地区的军事防线呈现支离破碎状。无奈之下，只好遵照老蒋电令，留下若干保安部队，于29日凌晨主力南撤保定及沧县。

做过天津市长的张自忠，因为多次参与对日交涉，于是临危受命，被宋哲元任命为北平代理市长。一方面是善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与日军的谈判接触，祈望事变最终能够和平解决，二十九军重返平津。结果，不仅平津被日军彻底占领，张自忠也被国人骂为张逆自忠，人人皆可杀之的卖国贼，从此种下了张自忠日后战场死节的种子。

如同1931年以来的历次中日冲突那般，日军再一次轻而易举地达成了其战役企图，平津地区落入了日本帝国的手中。面前的中国军队虽然没有一枪不发望风而逃，但是其战场表现，实在是不能令日军肃然起敬。如果时局需要，灭亡中国要多长时间，3个月还是6个月？是蚕食还是鲸吞？摆在日军面前的课题，似乎不是能否打败中国，而是如何去打败。

回顾71年前官方钦定的八年抗战中的第一场战役，二十九军旺盛的战意固然可圈可点，但是整个战役的结局却大大出乎其战前的自我期许。这其中因素有大局的判断失误，也有军队的素质，更多的还是中高层军官对于现代战争的认识相当落伍。首先，宋哲元在战与和之间，首鼠两端，举棋不定，给下属的指令是“应战而不求战”，对于日军挑衅争锋相对，寸土不让，却又不在军事上做后手准备，及时调整军力部署，致使战役爆发的时刻，二十九军因为兵力分散，难以协同；其次，战前盲目乐观，以为二十九军在平津地区占有绝对优势，只要摆出一副天王老子都不怕的姿态，日军就会被震慑住，消弭战争于无形，因此，一直到 “七七事变”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战役计划；二十九军固然装备精良，步兵的轻武器与同期的日军相比不逞相让，士兵用捷克式步枪，排长用德式伯格曼冲锋枪，连长是二十响驳壳枪，每班配有掷弹筒2门、枪榴弹2支、捷克式轻机枪1挺，但是行军作战的意识基本停留在一战时期。以赵登禹师为例，首先是在增援北平的途中，两个团在团河遭伏击，然后是固守南苑失利后，北撤途中再遭伏击，给人的感觉就像盲人骑瞎马，战场的预见能力与侦察能力太差了。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赵师长阵亡在自己的座车之内，遭伏击的队伍一共只有两部车，目标大的不得了，这哪里像是敌前撤退，整个儿一郊游出巡么。

日军尾随着南撤的二十九军，沿津浦线继续压迫中国军队，卢沟桥事变的余波持续荡漾着。。。这一切仿佛是“九一八”、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的又一个翻版，皇军跺一跺脚，支那军望风而逃。

但是，但是！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终于反击了，反击的地点不是在当面的华北战场，而是千里之外的华东，中国的经济首都--上海！仅仅距离“七七事变”一个月零6天，中日两国的精锐主力部队在淞沪地区爆发了一场超大规模的血腥大战。

（待续。最近一段时间状态不好，写出来的东西干巴巴的，呵呵。下集预告：淞沪会战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