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厦, 不可能建立在富裕的城市和贫困的乡村的双重地基上。 中国社会进步的列车, 不可能行驶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互相冷漠, 甚至敌视上的两条轨道上。”
２００４年 2月27日
今年 2 月18 日, 中共中央以今年1 号文件的形式, 公布了《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若干政策的意见》。 自八十年代初以来, 中共往往以发布一号文件的方式, 借以表达对农业问题的重视。 今年的一号文件, 在农业问题上有许多新思路,新办法, 如首次把农村经济工作的基本目标确定为促进农民增收, 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努力。
当人们在争论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时, 往往把目光投到国营企业亏损, 失业下岗, 金融坏账上。 其实, 中国的农业问题, 才是涉及到最多的人口, 对中国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问题, 只因为中国农民无以伦比的沉默和坚忍, 这一问题才未浮出水面。 而目前中国农业, 农村和农民的问题, 完全可以用 "严峻" 两字来形容: 一是农民收入持续低速增长。二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由中国社科院所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 2003年, 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为３:１。 假如算上城市人独享, 而农村人缺乏的福利, 实际差距可能高达惊人的6∶1, 在世界上与非洲的津巴布维不相伯仲。这样一片有深深鸿沟的土地, 不仅显得无比沉重, 还会长出不满, 生出怨恨。 坦率地说, 在举世为 “中国经济奇迹” 而惊叹, 为 “中国崛起” 而担忧的时候, 构成了中国人口最大比重的九亿农民, 并没有分享到多少中国经济增长的甜美果实, 相反, 他们被中国经济快车抛得越来越远。
人们不禁要问, 这么多年, 出台这么多的一号文件, 为何中国的农业问题, 依然还是一个如此沉重的问题? 许多人把矛头指向乡镇干部的贪腐, 指责他们夺泥燕口, 削铁针头, 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或者, 把矛头指向中层官员的昏庸, 他们为了拼政绩, 上台阶, 热衷于工业和城市建设项目, 而对农业问题忽略不顾。
这些固然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 中国农民的贫困和乡村的落后, 如同中国的其他许多问题一样, 根子往往在上面的政策。
回想建国初期, 中国的当政者急于推行工业化而苦于资金短缺, 而最直接和最快速的方式就是从农民手中剥夺, 就是利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即用高价的工业品来交换低价的农产品。 中国引以为荣的独立工业体系的建立, 其实幕后最大功臣和牺牲者是农民。
如今, 不幸的是, 农民又在为新一轮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付出新的代价。 在这一回, 他们付出的是他们所仅有的一切: 廉价的劳力和同样廉价的土地。 万千打工仔打工妹,在沿海加工厂流水线上流下的汗水, 是 “中国制造” 得以风行世界背后的秘密。 而农民土地的付出, 更是为城市千万幢高楼大厦默默奠定的地基。 有专家计算过, 从1979年开始, 农村为城市建设廉价提供的耕地在一亿亩以上, 折合市价人民币10万亿, 平均每年4000亿, 高于1亿农民每年在外务工赚取的3000亿, 更远远高于政府每年给予农村的各种补贴和资助。 换言之, 中国从农民手中拿走的, 要远远多于给予农民的。 这就是目前农业落后和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现在是到了转换中国经济轨道的时候了。 目前这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在经济上不可能持续, 在政治上也是危险的。 其一, 中国经济的一大优势是拥有巨大的潜在国内市场, 而没有9 亿农民的农村市场的壮大, 中国市场是残缺不全的。 其二, 没有9 亿农民的幸福, 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稳定和发展。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危机、犯罪，乃至疾病现象 , 其背后可以追朔到贫困和绝望的农民身上。 如河南农民因卖血而导致艾滋病的快速蔓延,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中国工业和中国城市应开始反哺农村和反哺农民。 从农民手中拿去的, 应逐步归还给农民。 在这一方面, 政府有着责无旁贷的责任。 首先, 应为农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Public Goods), 如建立医疗保健养老制度, 特别是完善义务教育制度。 不能让那些孩子们, 仅仅是因为生长在农村, 就被剥夺了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其二, 将农民纳入现代工业工业体系中, 以农民协会和农产品协会等方式, 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 其三, 明晰产权制度, 停止对农民土地的巧取豪夺。 第四, 更大胆地改革城市户籍制度, 更积极地推动城市化过程。
温家宝近日提出要树立新的发展观，坚持城乡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无疑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我们期待胡温能将这一理念 坚实地落实到行动中。 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厦, 不可能建立在富裕的城市和贫困的乡村的双重地基上。 中国社会进步的列车, 不可能行驶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互相冷漠, 甚至敌视上的两条轨道上。 中国的古训 “以农为本,” 到今天并没有完全过时。 我们期待着这一方沉重的土地能变得轻灵, 从而生出希望, 长出欢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