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给加州人送一大礼物。他提议让3600万加州人，包括650万过去没有健保人士，甚至是非法移民儿童，都享有健康保险。无独有偶，1月10日，参议员肯尼迪提出，每个美国人都应有医疗保险，就像每个驾车人都要有汽车保险一样。这些言行，引起我们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极大兴趣。

         对于个人的生老病死，旦夕祸福，在中国历史上，是家庭撑起了最大的保障之伞，而在西方，除了家庭外，教会也有强大的保障功能。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逐渐发现，家庭，家族，甚至教会之伞，也无法面对危机的暴风骤雨。而由政府出面，或多或少地取代家庭，教会，企业的功能，为个人撑起保障之伞，有助于社会的稳定。社会保障问题，也就被赋予了社会政治的含义，各种福利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纷纷出笼。在西方社会，以瑞典为典型的北欧的“福利国家”，和以美国为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天平的两极。

        “福利国家”由国家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普遍社会保障。这种制度推行的结果，使政府财政负担沉重，被迫提高税收，而税收的增加又抑制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和劳动者的工作热情，使有些人宁可拿救济金悠闲度日，也不愿意辛苦工作。沉重的赋税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国家也患上“福利国家”病。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普遍而优厚的福利，使得这些国家消灭了赤贫阶层，社会安定与文明程度都成为各国标杆，这可以从世界银行公布的北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指数中观察出来，即使从经济角度的国家竞争力指标来观察，北欧国家也往往名列前茅。

        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忠实信徒的美国人，对“福利国家”的实验往往嗤之以鼻。然而事实上，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广泛而深入的。首先，经济与社会危机是社会保障的推手。如三十年代大萧条，就促成了有强烈的国家福利色彩的“罗斯福新政”；其次，民主制度有导向福利内在机制。向选民许诺福利，是政客赢得选票的秘诀。因此，社会福利就有一种增易减难的刚性。一届届政府积累下来，就形成广泛的社会保障现状。不少华人来美国，都发出过美国“要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的感叹。

        但是，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存在重大弊端。以医保制度为例，借用肯尼迪参议员的话说，现在美国的医疗“保险覆盖面下降，成本上升。在提供高质量保障方面，美国正在沦入世界大国的最底层。” 商业圆桌会议执行主任伯顿说：“昂贵的医疗保费影响创造就业机会，它也损害了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能力。”

         如何评判这两种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劣？ 1941年，被称为“福利国家之父”的英国学者贝弗里奇在其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中，提出社会保障应遵循以下四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即社会保障应该满足全体居民不同的保障需求；二是保障基本生活原则，即社会保障只能确保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三是统一性原则，即社会保险的缴费标准、待遇支付和行政管理必须统一；四是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即享受社会保障必须以劳动和缴纳保险费为条件。按这些原则衡量，北欧制度的主要弊端是逊于基本性与对等性：福利太优越，不干比干好。而美国则逊于普遍性与统一性：涵括范围有限，成本高效率低。因此，两种制度都有改革之必要。

         欧洲近年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福利国家改革理念，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 其实也是在践行贝弗里奇的对等性原则，并初步见效。而阿诺与肯尼迪等提出的全民医保改革，正是在尝试普遍性原则，让政府的保障之伞遮住每一个人。

         如果再把目光投向今天的中国，胡锦涛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主张，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社会保障问题。50，60年代，中国试图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相匹配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实质上是一种以单位为核心的体制，城市全民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保障水平，有巨大的差距，更遑论广大农民。好比全民职工撑布伞，集体职工撑纸伞，而农民几乎没有伞。改革开放后，单位的保障之伞收起来了，但国家的保障之伞没有撑起来。虽然经济发展了，富人增多了，但普通民众日益感到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而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巨大的不合理差距，更使得人们对眼前产生焦虑感，对未来产生危机感，并会衍生出仇恨富人，对抗体制等种种反社会心理。只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才能有效地填平这些鸿沟，消除这些情绪。 换言之，中国的和谐社会的建立，有赖于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其基础。而目前中国国力的增强，尤其是国家税收的大增，使得这种制度的建立有了财力上的可能。

        同样，在中国建立社会保障，贝弗里奇原则依然适用。如从普遍性原则出发，建立一个不区分城乡，地区，行业，　而只根据民众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势在必行。在风雨面前，中国再也不能给一些人撑布伞，给一些人撑纸伞，而一些人根本就没有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