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６月１３日

         2003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江朱体制鞠躬谢幕，胡温体制粉墨登场，至今已愈百日。百日虽在弹指之间，但其间发生的一件件大事，如非典来袭、潜艇失事、周正毅、孙志刚等大案，其间的惊心动魄，荡气回肠，足以让这一瞬间凝结为历史。人们目睹新体制在张文康，孟学农下台所表现出来的从严治吏，石云生，杨怀庆免职的从严治军，周正毅案中的锄强，孙志刚案中的扶弱，一扫官场中积年的萎靡之风，树立社会上久待的浩然正气。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尚未是成功的一半。这些举动尚停留在吏治的层面。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固然重要，但我们还期待新班子在中国发展大略上，有一个大的变局。
　　回首当年，邓小平以“先富”来破中国均贫之局，后又以市场经济立中国发展之规。经过20年生聚，成就了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但是，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也在以同样的速度积聚。目前，中国的城乡差别、沿海和内地、白领和蓝领的差别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最近，中国官方公布，以基尼系数衡量的居民收入的差距，10年升了1.62倍，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承受线。这是一个橙色的危机警讯，透露了新时代的盛世危言。有人说，当今的中国已经分成城市的中国和乡村的中国，沿海的中国和内地的中国，此话虽极而言之，但也揭示了部分的真理。
　　适当的差别给人激励，过大的差别则令人沮丧，生出不满。尤其是当这种差异是由于制度因素，而非个人和运气而形成的时候。因为这种差异可能是互为因果。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便是工业得以发展的原因。当年的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曾是造反和革命的依据，现在的差距也可能成为动乱和分裂的理由。
　　市场竞争对于经济，如达尔文主义对于社会，固然可以让强者生存，使社会进步，但也会使弱者陷于绝境，使社会分化。在市场经济中，追逐最大利润的冲动，会将资本导向边际利润最大的地方。但这不一定是最合理的资源分配。即使是最极端的西方自由主义学派也承认，政府有责任承担市场失败(market failure)的后果，必须提供人人可以解享受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
　　从世界经济史来看，非均衡的增长模式蕴含着极大的政经风险。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也曾在七十年代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快速经济增长而傲视全球，但是后来均一个个在危机中不支倒地。后来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损最重的也就是以财阀垄断，贫富差距著称的韩国。从中国来看，类似的危机也隐然成形。市场的疲软，失业的增加，其根源都可以追朔到二元经济的对立和城市化的滞后。
　　又如，在非典危机中，最令人揪心的，不是病毒的猖狂，而是民工和农民在疫情来袭时的无助。过去虽然简陋但又行之有效，以“赤脚医生”而著称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已经随着改革弃之如敝履。当非典爆发时，百万民工只能选择夺命逃亡，亿万农民只能选择划地自保和听天由命。
　　因此，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对GDP的片面追求，不但使得危机的可能在积累，也使进一步的发展难于为继。中国已到了非调整经济战略的时候了。必须从追求非均衡经济增长(growth)转换到追求均衡的经济发展(development)。从注重沿海和大城市，到注重内地和农村，从宣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褒奖“共同富裕”，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同时，防止市场失败。政府应从热衷于“抓大放小”，转到“抓两头，放中间”，即“在前面引导，在后头保底”，更多地提供卫生，教育，乡村建设服务以及推动城市化进程。我们再不愿看到在动辄投资千百亿于大城市, 建几个所谓"样板" 式的"国际大都市"，搞所谓标志性工程的同时，而乡村建设却捉襟见肘的情形了。
　　所幸的是，在这百日中，已可以看出新体制在这一方面的端倪。胡温在上台之初，就提出“两个务必”，在施政之中，关注弱势，亲民，而经济方针的调整，正需要这种意识作为基础。我们期待的是其明晰化和制度化。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期待的不是一种否定，而是一种调整。是一种变革，也是一种延续。”先富”和“均富”并不矛盾。人们在引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往往有意无意不提他“共同富裕”的发展目的。当内地，农民富裕时，他们才有钱买得起工业品。当人民均富时，中国的发展才可持续，潜伏的危机才能消于无形。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当一面快煎糊时，就要翻过来煎另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