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跳不出盛衰循环的怪圈?

文章提交者：沂河泥鳅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季节有春有秋，草木有枯有荣，新老更替是世间万物保持长久、生生不息的唯一方法。中华帝国绵延两千年依然能保持住青春，奥秘亦在于此。

    中国人历来有追求盛世的情结，但盛世往往可遇不可求，它的出现离不开下列五个条件：(1)英明的皇帝；(2)廉洁而充满活力的官僚机构；(3)适度的人口数量，充余的耕地；(4)较少的受供养人数；(5)强悍的边防军，即便不能攻击，也足以自保。这五个条件中，除了英明的皇帝何时产生有时例外， 其余四个条件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开国初期才完全具备。
    各朝开国，往往面对的是人口减少，土地荒芜的社会环境，但不需用“百废待兴”形容；农耕社会不象工商社会，各生产单位变成废墟后，需积累资金艰难重建。农耕社会的生产单位是一家一户，有劳动力与田地就能迅速恢复生产。人口大量损耗诚然使劳动力不足，但土地充裕反而有利于促进经济繁荣，人口繁殖相对而言要比资金积累容易。再者，由于新王朝摧毁了旧王朝原有的产权关系，江山易主，在旧王朝中被法律保护的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需要得到新王朝的认可才能被重新保护。这样，旧王朝中得利益最多，与旧政权关系最密切的受供养集团成员，要么在改朝换代的暴力浪潮中被消灭，要么被新政权打击、冷落，他们巧夺豪取来的大片良田与万贯家私，原本打算传至子孙，转眼间充归国有，或者被皇帝转赐他人。实际上，新王朝面对的是个相对容易收拾的烂摊子，毛泽东讲，在白纸上画图更容易，它只需重建官僚体系，清肃社会不安定因素，巩固国防，鼓励农民开荒生育就够了。
        那时，由于新政府官僚机构处于草创阶段，仅有个框架，又由于战争遗留下的问题 太多太繁，因此它们运转效率很高。俗语说：“流动的水不会腐臭”，心无旁鹜专心于公务的衙门一般不会黑暗。况且，新朝代的官员多是新提拔或军人转变角色而来，他们对工作尚处于新鲜好奇、满腔热忱阶段，思想比较单纯，没有学会和习惯享受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没有培养出油滑、形式主义、明哲保身等官僚作风。另一方面，官员数目较少，且多对旧朝代的腐败记忆犹新，时警时惕，因此对财政资源的消耗一般不大，人 民赋税负担相应较低。社会利益这块大蛋糕尚有很大分配的余地，新的达官显贵等少数 强者，不用处心积虑与多数弱者争利，因此社会矛盾缓和，贫富分化不很严重。
      太平盛世是各种社会积极要素发展到最佳状态时，共同支撑起来的黄金闪光点，它不可能保持长久，因为各种要素本身都是变量，不可能永远共同处于最佳状态。譬如登山，到最高点，怎么走，都免不了下坡。
     一般来讲，开国皇帝无一不是人中俊杰，根据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的原理推算，从激烈无序的暴力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君王，必然具备狐狸与狮子的双重品质。可是开国皇帝也有忧愁，他不敢保证自己的继承者具有同样的智慧与能力。宗法制度规定，皇位只能传嫡长子。这也处于现实考虑，皇帝妃娥成群，儿子有时很多，如果不只传长子，兄弟之间相互竞争起来，骨肉相残的事即会发生。但这样一来，未来皇帝的素质是优是劣，就只能听凭命运之神的安排了。即便老皇帝恪守传位传贤的原则，他的挑选范围也不会超出直系血缘的圈子，儒家学者所赞扬的禅让从来有名无实。传说远古时代的尧帝品德 高尚，他发现平民舜即便在原始森林中也不迷路，认定他了不起，把权力传给了他；舜同样贤德，临死把权力传给治水有功的禹；禹临死把权力传给益。然而舜是尧的女婿，婿位翁传，自不能说出于公心。舜分明是先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由于禹功劳大，深得各部族支持，他用不流血政变废舜的儿子自立。禹传位给老实人益，不过演戏，他早布置妥当，实权操在他儿子启手里。以后各朝代的禅让故事，无论王莽代西汉，曹冲代东汉，司马炎结束曹魏，说穿了全乃政变的故事。
     皇室在挑选继承人时不仅在才干方面没有余地，在年龄方面也没有余地，帝国历史上经常出现智力有缺陷及智力发育不足的皇帝，例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汉殇帝继位时年龄只有3个月。这类皇帝上台，皇权旁落是必然。无论大臣擅权、外戚干政、宦官弄柄、地方割据，对皇室都是烦恼的事，时间长了，容易引发政治震荡，有时连皇帝本人也会成为权力斗争的受害者。事实上所有寿命长的朝代都躲不过皇权旁落的痛苦，它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伴随症，若诊治不及时，往往成为王朝衰落的标志。汉之外戚，唐之藩镇，宋之权臣，明之宦官，清末之女后最为醒目。当然，各朝皇权旁落的形式，并非象 总结的那么单一，通常各种形式并作。问题的严重性很容易理解。帝国规模庞大，组织严密，诸如官员任免、军事调动、赋税财政等军国大事皆由皇帝一人裁决，即便由中枢 机关代劳，也要经皇帝署名发表，才算合法失效。因此，皇帝出问题，即意味着帝国的大脑出问题，即便擅权者有足够的能力与权威维持住秩序，各种隐患依然存在。擅权者代皇帝行使权力诚然是魅力无比的美差，但权力是利刃，行施起来免不了伤人，招来不满和怨恨，而代别人行施权力尤甚；况且，此是普天之下最引人妒嫉的差使。擅权者没有人甘愿在适当的时候交出权力，儒家学者所赞扬的圣人周公，在后世凤毛麟角，这无关他们的道德，完全基于现实的忧虑；一旦交权，极可能意味着把自己和九族的脑袋交到仇敌手中。从历史上看，擅权者在需要交权时，通常有下列四种选择：1.彻底交权， 这种情况极少；2.名上交权，实握权力不放，窦宪、鳌拜即为例子；3.想法让皇帝永远智力不足，比如废长立幼，废智立愚，女后乱政时喜欢取此法，她们有这个条件，吕后,慈禧都为例子；4.发动体面的政变取代之，王莽、隋文帝、武则天行此法。
    当然，世传皇帝中也不乏英明者，例西汉的文帝、景帝、武帝、宣帝；东汉的明帝、章帝，唐的玄宗、宪宗，北宋的神宗，明朝的宣宗，清的雍正、乾隆等等；即便在末世之主中，明的崇祯、清的光绪也不能不说有一定才干。只是这类皇帝的出现没有定数， 像伦敦清朗的天气般难得。
       帝国高效廉洁的官僚队伍注定难保持长久。首先，随着官僚体制的不断完善，官员 数目越来越多，在提拔新官员的过程中，官员之间的关系也复杂化了，同乡、同学、老上级、老下级、恩师、亲戚、利益朋友等相互结网，一荣共荣，一辱共辱，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可怕的官场关系网。官员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开国之初的务实作风、责任心及对皇上的忠诚，渐被追求小集团利益及追求个人荣华富贵的思想意识所笼罩。假若皇帝精明强干，他们可能不得不自我收敛，但想阻止官场腐败，根本不可能，连英明的雍正、乾隆父子也徒唤奈何，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自认为比“秦皇汉武”更了不起的毛泽东最不信邪，一次又一次用政治运动清肃官场，但只能收到短期效果，运动一停止， 官场故态立即恢复。想用法律约束官员纯属枉费心机，官员在辖区内既是行政首长，又 是法官与警察局长，除非上级派员查办，一般没有问题；通常情况下，只要不是皇帝亲自过问，或被关系网抛弃，上级部门也懒着主动做这种棘手的事。所幸帝国的官员多是 儒家学员出身，饱读诗书。儒家的教义不允许他们做过份出格的事，要求他们忠于职守， 勤勤恳恳，洁身自好。孔夫子说：“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说：“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应当承认，帝国的官员多能自律，这也可以解释一个朝代的吏治看起来腐败了，为什么还能存在上百年的原因。
    散发着霉味的官场，一旦形成，就有超强之顽固性，只有改朝换代的暴力革命与民主运作能切除、消解它；但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也不需要民主，民主运作方式只能解决表面问题，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只有暴力革命才包治百病。
    在工业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靠耐用品的积累与科技进步这两只轮子，虽然最终有增长的极限，但持续百年、数百年当没有问题。农耕社会不存在这两只轮子，生产的产品绝大多数能被一次性消费掉，如粮、油等；即便建筑物这类固定资产，由于多采用木质及土石茅草结构，不可能像钢筋混凝土结构那样，经得起风雨吹打和战火焚烧；气势迷人的阿房宫之类，现在只能通过文学作品想像了。
     农耕社会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三个条件保障：1.不断开垦荒芜的田地，2.风调雨顺， 3.和谐健康的社会秩序。因此，社会财富增长的极限很容易达到，尤其当荒芜的土地基本开垦完毕后，财富的增长一般不会再呈上升趋势，或者说余地已经不大。与之形成鲜 明对照的是人口问题。在荒芜的土地没有被充分耕种之前，人口的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也可以说人口的增长与财富的增长成正比。从理论上讲，当帝国的农业劳动者尽力耕种的土地总量正好等于帝国实有可耕种土地的总量时，说明社会的人口数量 与土地的比例呈最佳平衡状态，这时农业生产率最高，农民收入也最多；然而人口生育是个非常活跃的变量，在和平安宁的社会状态下，呈无限增长趋势，而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观念以及家庭财产收入增多的现实，又会加速这种增长，平衡会很快被打破。假 如人口增长的速度在长时间内超过了拓荒的速度，那么就必然出现劳力过剩现象──普通的农业家庭收入相对减少，饥饿、流民、盗匪增多等。这一系列问题在当今工业化的中国仍难解决，虽然建了很多城市与工厂，供过剩人口从乡村社会游离出来打工，仍不能完全吸纳。
      唐朝之前，帝国最理想的人口数量大约在四至五千万左右，达到六千万甚至七千万以上，就会成为帝国政府的噩梦，需要通过饥荒、战乱等天灾人祸的方式减少人口；而一旦降到二千万左右，又会出现“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场景。西汉、东汉时，长江流域尚未被有效开发，帝国的人口多集中在中原地区及关中地区， 当时没有化肥、农药和专门培育的优良种籽，水利设施比较简陋，粮食的亩产量很低。根据战国时期李悝留下的资料推算，那时主要农作物粟的亩产量大约为一石半，当时一  亩合今0.32亩，一石半约合今45斤左右，换算成当今亩产量约为140斤，即便汉朝时生产水平有所提高，粟的亩产量大概也很难超过200斤。而现在华北平原地区的粮食亩产量， 仅以小麦、玉米计算，一年两季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000斤以上。据班固记载，公元2年西汉政府的人口统计数字为5767.14万人，考虑到当时行政管理比较松懈，疏漏难以避免，估计实际人数当在6千万──7千万之间。 当时那些土地养活六千万以上的人口所承受的压力，大约相当于现在同样土地养活五、六亿人所承受的压力，现今这一地区的实有人口也不过六、七亿左右，那时没有工业企业，人口的压力可想而知。
       到唐代，经过五胡变乱，中原民众大规模南迁，江南地区得到了深入开发，尤其是 太湖地区，渐成为有名的“粮仓”。可得之桑榆，失之东隅，由于气侯变化及战争对水利设施的破坏，关中地区衰落了，虽然唐帝国的首都仍在长安，可这一地区的供养能力大大下降。因此，唐帝国的人口一旦突破六千万，它的困难比两汉政府小不到哪里。
     宋朝时，随着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鱼米之乡的声誉响遍全国，帝国承载人口的 能力大为增强。到南宋时期，宋、金、西夏及大理国的人口总计突破了一亿。明朝的人口更有强有力地增长，晚期高达2亿，这得益于一批高产量农作物的引进。清朝开国到乾隆年间，政治清平，疆域空前扩大，通过移民的辛勤努力，各边远地区得到了充分垦植， 人口逾过三亿。这个数字大概接近纯农耕文明条件下，中华世界所能承载人口的极限，有个叫汪士铎的人为此惊呼说：“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天地之力穷矣！”不久，太平天国叛乱发生，人口损失了近一亿 二千万，人与地的矛盾一下得到缓和。据研究专家推算，“如果从公元初开始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千分之二，而不是实际上的不足分千之一，那么今天的人口就会接近 三十二亿。”(3)。实际上各朝开国初期人口的增长率一般都会超过5‰，假如不是改朝换代与饥荒的调节，发展到现在，中国的人口恐怕早过百亿。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帝国体内产生的一种毒素不能正常代谢。新帝国开创，总会制造出一批新的既得利益者。在通往盛世的路上，他们提亲携友，而且还通过爵位世袭、财产继承等方式荫及子孙。一般而言，受供养集团在帝国秩序内走向膨胀及奢侈的趋势不可遏制，西方有个马太效应，大意说：已经得到利益者， 可凭借利益优势得到更多；而失去利益者，更容易失去利益。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由于既得利益者生活优裕，精力旺盛，娶得起妻妾，所以生育能力较强。以大明皇族为例，太祖朱元璋有26个儿子，16个女儿。一百年后，皇族成员增加到5万人；到嘉靖年间再统 计，繁衍到了10万人。
     当受供养集团消费增长的速度，比社会财富这块蛋糕不断做大的速度慢时，社会还是健康和有活力的；但当盛世已过，受供养集团的欲望继续膨胀，财富蛋糕不增反缩时，财政危机、苛捐杂税等末世景象即慢慢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速度也随之加快──以 前富者、贫者都能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好处，现在则贫穷者不断失去，一直沦为饥民，而富有者则相对更懂得享受生活了。至此，幻想帝国政府保持公正根本不可能，它与受供养集团有着天然血脉上的联系。
      至于军队，历朝开国之师无不精锐，就算最武力不振的宋朝，宗皇帝与他的将士们也不乏攻击游牧民族的勇气，他们虽然没有扫平辽国，最起码守住了边防。在冷兵器 时代，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是武器装备，而是兵卒的人数、战斗的技巧、指挥官的才略及将士们敢死的勇气。通常情况下，兵卒的数目容易保证，但后三个要素很容易变化。仅以战斗技巧为例，它通过实战与训练两种方式能够得到，国内如果长期承平无事，则只有通过训练一条途径了，而训练的弹性非常大，往往会流于形式，士兵服役数年，不会骑马射箭，并非是稀奇之事。在这一点上，农耕人的军队不如游牧人的军队， 游牧军人不需要刻意训练，他们平日的生活就带有实战的性质，疾马圈牛羊，弯弓射灰狼，他们天然就是剽悍的战士。帝国军队经过长期和平安逸的腐蚀后，与他们交锋，鲜 有占优势的时候。
      中国古代社会一盛一衰的运作规律，无疑与自然法则相吻合，改朝换代虽然给历史涂上了浓重的血腥气，但对保持帝国持久的和谐、健康非常必要。现代人追求社会不断进步，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本来完全能避开历史循环，永盛不衰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了民主制度就能保证政府永远明智和效率，就能永远保持住社会肌体的健康与活力。其实，这完全是个神话，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的健康，如果没有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当今的西方社会根本不可能长时间保 持强盛。今天西方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显然与科技进步、贸易扩张及掠夺殖民地时期 的原始积累有关，它们的富强建立在对地球资源的超常开发之上，建立在其他国家的落后与贫穷之上；但地球贮存的石油、煤炭和金属等主体资源并非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经济增长的尽头，可能即是战争与暴力革命。世间没有任何事物长盛不衰，任何人为的药物都帮助不了。永远盛世、永远和平，不是过是幼稚者的梦呓。
      
      这里需要重申我的立场，我说上述话并非表明我讨厌民主制度，我认为在工业文明 条件下，任何政府以任何借口实行任何形式的专制都是罪恶可耻的。一个试图走工业化 道路的国家，只有实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才能涤荡腐败，避免社会资源浪费；才能最大限度地富国强兵，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好事者编造的老虎理论很能说明问题：有二个人在林中遇到了老虎，甲系好鞋带准备逃跑，乙用嘲笑的语气问甲能否跑过老虎，甲回答不能，乙说：“既不能，跑岂不是徒然？”甲回答：“我尽管跑不过老虎，但希望能跑过你。”民主制度即是一个现代国家必需的鞋带，只有避免最先被老虎吃掉，才能在工业文明阴暗的前景中求得生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