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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台北阳明山的国民党高干训练班——“革命实践研究院”里，有一位特级军事教官，国民党高级干部见了他得恭敬地称他“老师　”，要向他敬礼。这个人是黄面孔，乍看上去颇像中国人，还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可是他压根儿就不是中国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侵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

　　蒋介石“准其以劳绩赎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当时，蒋介石妄图在美国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但他的军队主力远在西南大后方，短时间内难以远奔至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沦陷区接受日本投降，而八路军、新四军又拒绝他“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于是蒋介石遂企图利用冈村宁次手下的百万日军，“保持现有态势”——拒中共武装部队于敌占区之外，将日军所有的武器装备及沦陷区的一切，悉数为他的军队所接受。

　　冈村宁次十分明白蒋介石的良苦用心，立即复电，表示谨遵命令，“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将“武器弹药、军需品等”，完全交付中国政府军，“为充实中央政权武力做出贡献”、“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断然处罚之”。

冈村宁次

　　1945年8月27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奉蒋介石、何应钦之命，飞赴南京建立“前进指挥所”，为受降做准备。当冷欣跟冈村宁次接洽时，冈村宁次露骨地建议，愿以128万在华日军的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据白崇禧透露，冈村宁次的建议深获蒋心，给予“嘉许”。后来因美国人反对以及其他种种考虑，蒋介石才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运用投降的百万日军去“勘乱”、“剿匪”。8月31日，随冷欣一道赴南京的侍从室参议邵毓麟约见冈村宁次，转达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承诺，即“准其以其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何为劳绩？即“必须完整无缺地向国民政府移交占领地盘、武器弹药、军需物品及各种设施，凡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的部队，应断然采取武力自卫，毋庸踌躇。”冈村宁次连声允诺：“我将全力遵守蒋委员长训令，不负蒋委员长期望。”

　　果然，以后当八路军、新四军在敦促日军缴械投降时，日军非但拒不执行，还以武力相对抗。华北、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不得不通过激烈战斗才收复为日军所盘踞的一些城镇。

　　受降仪式何以不交日本军刀？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冈村宁次不但幸逢蒋介石的“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且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本投降的主官，竟是他的“中国好友之一”的何应钦。何应钦跟冈村宁次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而且私交颇深。曾代表蒋介石与日军妥协，签署《何梅协定》，成为人所共知的亲日派。诚如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南京签降时所说的“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将军投降，颇有安全感、轻松感。”

　　按理，在神圣的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典型的动作应是双手托起曾经指挥官兵屠杀中国人民的军刀，面向受降的中国将领鞠躬，然后拱手将军刀上交，这也是投降的标志。然而，在南京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却没有交出军刀，成为令目睹受降大典的中国人和盟邦友人的最大遗憾。

　　原来，9月8日，何应钦飞抵南京，当晚便派他的参谋王武秘密到冈村宁次住处告诉冈村宁次，参加投降仪式时可以佩带指挥刀，但必须在抵达礼堂、进入投降席之前将指挥刀私下呈缴何应钦，否则就不要带军刀。带与不带，可由冈村宁次自己选择。冈村当然不愿成为当众呈缴指挥刀的败将，而宁肯当“不带军刀的将军”。

　　按盟军统帅部规定，投降一方向受降一方行三次礼，受降一方均不回礼。然而，当日方的小林参谋总长向何应钦呈交降书敬礼时，一向对日军奉若神明也自甘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何应钦，居然起身答礼，引起一片哗然。

　　受降后，在与冈村宁次的会见中，何应钦就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向冈村宁次袒露真言，发表了一段“高论”：“我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做大。此事不幸为我言中。我任军政部长以来，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实意图，因此，遂启战端，诚不胜遗憾之至。”

冈村宁次在接受审判

　　蒋介石亲自抚慰

　　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比起日本前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梦想当中国皇帝的板垣征四郎等人来说，运气要好得多了。这些人作为日本甲级战犯，于9月11日，就被进驻日本的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下令逮捕归案。而冈村宁次却得到蒋介石的格外“关照”。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曾提出了一份战犯名单，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各界一致赞同，纷纷吁请国民党当局迅予拘捕交法庭公审。蒋介石对此却置若罔闻，以至于东条英机等战犯在东京落入法网之后，国民党政府照样承认败军之将冈村宁次的指挥权，只是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善后总联络官”，其原有的官邸、卫队、座车，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享用。

　　蒋介石刻意安排最亲日媚日的何应钦去受降，就是要通过何应钦向被打败的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表示“亲近”、“友好”，使其为己所用，结成反共盟友。

　　12月13日，由重庆飞抵南京的蒋介石立即派人通知冈村宁次来陆军总部会见。上午9时半，冈村宁次按时到达，蒋介石面带微笑，对这位降将问候有加：

　　蒋介石（下称蒋）：“你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地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方便。”

　　冈村宁次（下称冈）：“深感厚情，生活蛮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冈：“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冈：“完全同意。”

　　以上这段话，出自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冈村在回忆录中还说：“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和蔼近人，深感敬佩。”感激之余，冈村宁次匠心独具，专门为蒋介石、何应钦撰写了一篇《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军事论文，阐述国共军队的战略战术和作战特点，建议国民党军队如何利用共产党军队的弱点，采取特别战术予以应对。

　　设计逃脱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宣布，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被列为战犯，驻日盟军总部几次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受审。冈村宁次自知罪孽深重，死刑在所难免，终日忧心忡忡。

　　为使冈村宁次免受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蒋介石召集军政要人商讨对策。几经斟酌，蒋介石最后拍板．借口遣返工作尚有许多事情未了，仍需冈村宁次留下处理。1946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归国，但不得拘留，仍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人，于当地生活。”

　　蒋介石肆意包庇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激起举国共愤。中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文章，予以无情揭露、鞭挞，其他报纸也同声响应。1946年12月29日《大公报》发表合众社延安17日电：“第一号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烧杀掠夺等严重罪行，而蒋主席却待如上宾，为此正受到延安的责难。”

　　在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把冈村宁次交付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但在公审之前，国防部王俊中将奉命透信给冈村宁次：“根据国际情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您和松井太久郎列入战犯名单，但暂不归国受审。为了敷衍舆论，也可能移交军事法庭审理，但审判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毋庸挂虑。”

　　其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照会中国政府，要将冈村宁次引渡日本，出庭为受审的甲级战犯作证。蒋介石指示外交部，以冈村宁次身患疾病推托。1948　年3月29日，冈村宁次经蒋介石特许，转赴上海疗养，被安排住进一所非常幽静的王宅，对外绝对保密，淞沪警备司部派出便衣军警，对王宅实行严格保护。

　　1948年8月23日，人们期待3年已久的对冈村宁次公审终于开庭。在法庭上，冈村宁次百般推诿狡辩，拒不认罪。最令旁听者愤慨和不能容忍的是，由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为冈村宁次选定的辩护律师江一平竟然以辩护为名，为冈村宁次歌功颂德，建议免罪。冈村宁次对辩护人敢于大胆为其辩护，深表感激。以至于事隔多年后的1961年，冈村宁次赴台北，曾专门拜访江一平，对其再度表示谢意。不久，冈村宁次申明“有病”，要求保外就医，很快就得到国防部恩准，由监狱搬出，仍住进王宅。

　　何应钦、汤恩伯力主判处无罪

　　何应钦召集战犯处理委员会、司法行政部、战犯军事法庭诸方官员开会，讨论对冈村宁次的最终判决。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主张判冈村宁次无期徒刑，而何应钦跟被冈村宁次称为另一个“中国好友”——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则主张判其无罪。为此，汤恩伯特地面见蒋介石，力陈冈村宁次在停战时有功，应判无罪。即使在法律上构成犯罪，鉴于当前国内外形势，从反共前提出发也宜宣判无罪。蒋介石大致同意何应钦、汤恩伯的意见，但提出：“虑及舆论及国际影响，勿作即时宣判而以待时机。”

　　时间进入1948年12月。辽沈一役，蒋介石丢了东北。共军紧跟着又发起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不得不作退守江南的打算，严饬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周密部署江防。

　　12月7日下午，汤恩伯派少将参谋龙佐良驱车王宅，把冈村宁次请到其私宅。待冈村宁次到达时，汤恩伯亲自下阶迎接，如待上宾。一番热情寒暄、互致问候之后，汤恩伯则开门见山地表功，告知冈村宁次，他是如何求蒋为其免罪获准的经过。听完汤恩伯的叙说，冈村宁次一个劲地点头感谢。接着话入正题，汤恩伯把冈村宁次领到军用地图前，说：“共军渡江，必在长江下游，请就如何固守长江天险，发表高见。”冈村宁次根据自己长期以来对长江下游军事要地的研究，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毫不客气地操起教鞭，指指点点，滔滔不绝地陈述了有关防守长江的意见。汤恩伯频频点头，他的参谋人员，则一一用笔记下。谈话约1个小时。1949年元旦，汤恩伯携带礼品前往王宅，向冈村宁次祝贺66岁生日，并再次与之交换了关于江防的战略战术。

　　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进退失据的蒋介石在预做人事安排后，宣布“引退”，让李宗仁顶起残局。冈村宁次一时显得惶恐不安。此时遥控政局的蒋介石已为“公审”定了调子，那就是：从反共大局出发，必须宣判冈村宁次无罪。与此同时，蒋介石甚至不顾“太子”蒋经国和其他几位亲信将领的不满，下手令给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徐永昌，令徐永昌行文给最高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一定要判冈村宁次无罪。

　　是时，东京审判已告结束。1948年12月23日，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首要战犯被押上13级死亡台阶处以绞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下野”后第5天，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上海开庭，于16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血债累累的大战犯冈村宁次被宣布无罪，当庭开释。这一判决结果不仅使旁听的记者们大出意外，就连冈村宁次本人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法庭上顿时大乱，旁听席上一片愤怒的嘘声、抗议声，群起诘责，大呼不公。冈村宁次本要向石美瑜等人鞠躬致谢，见此情景，竟呆立被告席上，不知所措，被一法官趁混乱之机，将其引至后门，让其走脱。这场最无耻、最丑恶的一幕闹剧，就这样定格在中国现代史上。

　　事后，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判决我无罪，主要是以何应钦为首的军方要人，尤其是汤恩伯将军强硬主张的作用，除对中国政府、蒋总统、国防部各位将军的一贯好意永志不忘外，并愿献身于日华友好，以酬宿愿。”

　　蒋介石授意汤恩伯放人

　　中共中央和共军总部，从电讯中获悉冈村宁次被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当即发表声明：认为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这是不能容忍的。为此，中共中央、共军总部，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负责押送至共军总部。

　　1月22日，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南京政府，愿意在中共所提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并正式派邵力子、张治中等5人为和谈代表。中共中央庄重声明，和谈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

　　李宗仁为争取和谈成功，不得不接受中共要求，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然而，拥兵自重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指示淞沪警备司令部将李宗仁的命令扣压不予执行，而奉蒋介石的秘密旨意，采取紧急措施，迅即将冈村宁次放回国。

　　1月28日傍晚，军事法庭副官奉命匆匆赶赴王宅通知冈村宁次做好准备，于次日凌晨6点半前去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日本战犯一起乘美国轮船回国。

　　次日拂晓，冈村宁次提前半小时赶到战犯监狱，8时半，与259名日本战犯，分乘汤恩伯所提供的军用汽车离开监狱至吴淞码头，上了美轮“维克斯”　号。这艘美国轮船，是经何应钦联系，从日本专程开往上海的。大战犯冈村宁次就这样逃避了中国法律制裁而溜之大吉，于2月4日晨抵达日本横滨。

　　李宗仁得悉冈村宁次已回到日本，便电令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与麦克阿瑟协商，将冈村宁次逮捕押送中国归案。

　　然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考虑到战后东西方战略新格局，为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崛起，美国正欲扶植日本、重新武装日本，使其成为自己在亚洲反苏反共的盟国，故而断然拒绝中国李宗仁政府的要求。冈村宁次得意地说：“我再次幸免于难，不止一次幸免于难，可谓幸运矣！”

　　请教反攻大陆方略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朝鲜战争爆发后，数十万中共军队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因为美国第七舰队已进入台湾海峡，让正担心台湾受到共军进攻的蒋介石大大松了口气。

　　一天午后，蒋介石在阳明山官邸召见了亲信蔡孟坚，指示蔡孟坚去日本，做“日华亲善”。并嘱他去东京后，一定要注意保密，除“驻日大使”董显光外，其他人都不得接触。此外，还要求蔡去日本后务必到东京医院看望正住院治病的冈村宁次，转达蒋的问候，并代蒋请教反攻大陆的一应方略。

　　蔡孟坚到了东京后，便去东京国立医院看望冈村宁次，献上一束鲜花，转达蒋介石的问候。冈村宁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激动，双眼湿润，连连感谢。

　　冈村宁次对蒋介石和台湾的处境特别关心，通过蔡孟坚转告他对蒋介石的建议：眼下反攻大陆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台湾在经济上存在困难，军事上虽拥有海军舰队和800架飞机，但可用于登陆作战的一线和二线部队不足。严格地说，连保卫台湾岛和澎湖列岛都大成问题。而就他所知：中共集结于闽浙沿海前线的　16个军中虽已抽出6个军去东北和朝鲜战场，但还有10个军有炮兵和防空部队，加上百万民兵，力量相当可观。台湾方面如贸然出兵反攻大陆，十之八九全军覆没……

　　冈村宁次反覆强调：他这么说绝不是有意给他最尊敬的总统蒋公泼冷水，而是基于他作为日本国一位职业军人的良心。最后，冈村宁次建议蒋介石秘密招募一批富有作战经验的日本少壮派将佐去台湾，组成一个军事顾问团，协助训练国民党的陆海空三军官兵，争取3至5年内大大提高战斗力，以期相机反攻大陆，而他则尽可能地为此出些力。当然，他的人身自由现在还受到限制。

　　1951年元月30日，蒋介石在官邸听取由日返台的蔡孟坚的汇报。蒋介石早年在日本读过振武学校（注：士官生预备学校非士官学校），对日本军队的严格训练和武士道精神一向钦佩得五体投地。在日本众多将领中，他最欣赏的正是冈村宁次。现在，冈村宁次关于聘请日本旧军人来台训练军队的建议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于是蒋介石拨出10万美金巨款，让蔡携回日本，用作招募日本旧军人的经费。

　　重金礼聘日本军事顾问团

　　蔡孟坚在东京独来独往，神出鬼没，得到冈村宁次及其友人在暗中相助，仅一个半月，全日本就有400多名前日军将校报名，秘密填写表格，宣誓保密。经冈村宁次帮助遴选，最后录用98名将校。这批将校大多参加过侵华战争，少数参加过太平洋战争，都犯下过战争罪行。

　　以前日本华南派遣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少将为总领队，前海军少将山本亲雄（化名帅本源）与前炮兵大佐李乡健（化名范健）为副领队。这批人，从蔡孟坚手里领取了安家费和优厚的津贴，然后分批飞赴台湾。台湾军方为避人耳目，将这批日本旧军人安排在台北以西的松林岗军事基地内。那里依山临海，建有一排排日本式房屋和小别墅，树林茂密、风景秀丽，且有铁刺网环绕，戒备森严。

　　他们这一伙人做梦也未曾想到，作为战败国的军人竟受到台湾国民党政权如此优待和器重。领队富田直亮（白鸿亮）凶悍善战，通谋略，颇受冈村宁次推重。此人曾在华南战场上指挥日军攻城掠地、烧杀掳掠、无恶不作。1944年秋，他指挥一个旅团在飞机、坦克的助战下攻占桂林，大烧大杀，将中国军队千余人堵围在七星岩溶洞里，丧心病狂地施放毒气，全部杀害。日本投降后，这个十恶不赦的战犯先在广州关押，不久被转押至上海，未经任何审讯，便跟冈村宁次一道被送上开往日本的美国轮船。回国后，富田直亮伯鸿亮）出于感激，在住所里悬挂蒋介石的大幅照片。

　　神秘的“白鸿亮团”

　　白鸿亮顾问团到达台湾后，蒋介石授意亲信将领，在各师、团中挑选年轻、有一定文化、体格健壮、“反共意识强”的上士以上士兵8000人，成立一个教导师，作为“白鸿亮团”的基本训练部队，实行半封闭式训练，以期两年后全军推广。

　　尽管台湾当局对“白鸿亮团”绝对保密，但还是瞒不住新闻媒体。1951年4月，香港一家中立报纸首先披露了神秘的“白鸿亮团”在台湾训练国民党军队的行踪，认为这是很可耻的行径，足以证明蒋介石没有起码的民族尊严感。不久，该报又刊文称北京方面对此事表示关注，但并不认为一些前日本将校去台湾充当军事顾问，能够为蒋介石的原本就不切实际的反攻大陆的计划做出什么实质性贡献。

　　1951年9月下旬，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欧文．拉摩尔教授，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和撰文，抨击蒋介石秘密派人去日本招募以白鸿亮为首的一批日本旧军人去台湾训练军队的行为，批评其做法是“轻率的、非理性的。”

　　对此，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一方面指示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新闻封锁，否认有“白鸿亮团”的存在，另一方面派人秘密地将山本亲雄等57名前日军将校迅速送回日本；而白鸿亮等人仍留在台湾，但深居简出，不再公开出面训练军队，而是着重于军事战略战术研究，为国民党三军将领提供咨询，并编写各军种、兵种技术训练教材、讲义，化名出版。富田直亮（白鸿亮）、李乡健（范健）、木村正夫（化名屠远航，日本侵华期间为驻台日军步兵联队长）等人还曾十分隐蔽地不定期地去陆军学校、装甲兵学校等军校授课。

　　冈村宁次因侵华，归国后被盟军总部判“追放罪”受到管束，不能从事政治活动。蒋介石让张群出面，转致驻日代表团团长董显光，就此事向盟军占领东京总部提出备忘录，表示对冈村宁次“侵华犯罪不予追究”，使得冈村得以提前解除“追放”。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的关爱，真是无微不至了。冈村宁次获得自由后，蒋介石便聘请其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特级教官。

　　1966年9月，冈村宁次病死于东京，时年82岁。比起那些被绑赴刑场，验名正身后被枪决、被送上绞刑架的100多名大小战犯，冈村宁次真算是幸运，比起纳粹战犯，更是幸运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