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我所在的单位揽到个大活儿：帮助天津港务局上管理信息系统。我和一帮年轻人被派到天津港，在码头上一干就是三年。用领导的话讲，那叫做深入生产第一线，与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艰苦环境中磨练。话是虚了点，可那艰苦是一点儿也不含糊。装卸工食堂的馒头永远是巧克力的颜色，掉在地上能蹦老高，炒菜是用大铁锹，几乎不用油。里面能有块肉皮就算荤腥了。辣椒之类的是绝对不能放的，否则把农民工的胃口逗上来，那点饭是绝对不够吃的。厨房里唯一不吝惜的是盐，港区有晒盐场，咸盐当主食都管够。
日子长了，哥几个实在顶不住了，就盼着到周末溜出去，找个馆子狠搓一顿。问题是我们住的二公司到港区大门有将近十公里，肚子满意了，腿肚子就苦了。来回一个多钟头的跋涉，刚咽下去那点油水立马就耗掉了。
在我们软磨硬泡之下，领导们总算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了一把，两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解决了交通问题。一到周六，港区大门外那家小饭馆就会迎来四五个一脸菜色的后生，点的菜永远是木须肉，爆三样，熘肝尖，炒腰花，一盆番茄大骨汤，每人半斤油汪汪的锅贴，再加一瓶冰镇啤酒。那就是我们过年的日子。
可好景不长，没出两个月，飞鸽就飞了一只，好端端的从车棚里就那么飞走了。我们虽然伤感，可也没去找，找也找不到，那年头丢自行车的比丢手绢的还多。剩下的那辆车的钥匙一直由我把持着，我天天路过车棚都看一眼，生怕哪天一觉醒来，它也飞了。
这一天单位派了个新人过来，刚来的人没见过世面，头天午饭晚饭扛下来，第二天连早饭都没吃，打算午饭就出去”过年“。他到机房找我的时候，我正忙着，没空陪他下去，就把我们那宝贝车的样子和停放的位置好生形容了一番，那哥们接了钥匙笑咪咪的去了。
快到吃饭的时候，我听到机房外面吵吵嚷嚷的，出来一看，是我们电算室的周大爷。这周大爷可是大有来头，他是全公司数一数二的老人儿，从解放前就在码头上干，到如今有五六十年了。公司里上上下下连经理在内，都是他的徒子徒孙，都得叫一声周大爷。周大爷资格老，脾气也大，平时还算和善，可要是整点儿酒，喝红了眼睛，就换了个人似的，能把公司的头头脑脑骂个遍，没人敢出来吱一声。这天周大爷还没喝酒，却骂起来没完没了。原来是他的自行车不见了，这丢自行车在别人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他老爷子那就不一样了，在这二公司，没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保卫科长和办公室主任几乎是哈着腰听完老头的骂，一个劲说着保证的话。我一看老头这架势，赶紧缩回去干我的事。
午饭过后，那哥们打着饱嗝回来了，一进门就抱怨：“你丫这什么破车锁，出去的时候还好，一开就走了，回来时候怎么也开不了了！“ 我问：”那你怎么回来的？”“害我扛了大老远，到车铺把锁撬了，换了把新的才回来了!
不大一会，门外面周大爷又吵吵上了，嗓门比刚才还上了个台阶，还伴随着摔打的声音。我们都拥出来看，这次周大爷是喝了酒了，眼睛彻底红了，指着地上躺着的一辆自行车，手都哆嗦上了：“你说这贼，胆也太大了，偷了我的车，跑了也就完了。他还敢给我骑回来，还换了把锁！以为换了锁我就认不出来了？！”说完又指着保卫科长的鼻子:”今天你要不把那小子找出来，我@#￥……%￥&！！“
听完这话，我悄悄地回到屋里，叫上那哥们儿，一起下楼到了车棚里。我一眼就看到我们那辆可爱的飞鸽加重，还老老实实地趴在那，我用手上的新钥匙捅了捅，打不开。车锁没换过!! 我回过头来看着那小子：“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他也明白了，但还是不相信似地嘟囔着：“真他妈邪了，我出去的时候怎么一捅就开了？而且怎么偏偏就是他的车？！“
事到如今，只好去拉着这厮去跟周大爷解释清楚，陪了半天好话，又把新车钥匙给了人家。老头酒劲也过去了，这才不再嚷嚷了。
等消停下来，我向那哥们要旧锁的钥匙，他说：”我换完了锁，以为旧的钥匙没用了，随手扔沟里了。“
这回轮到我骂街了。
最后的结果是，那小子又把我们那辆车扛出去，换了把新锁。从那以后，饭再难吃他也没单独出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