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在网上逛荡,看到介绍旅美作家查建英女士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是她与北岛,甘阳,崔健,阿城等十几位八十年代文化名人的对谈。读了一些,是回忆夹论说的文字,有怀旧也有反思。因为是对话形式,结构自然散漫一些,但从中看一时风云人物今日如何品评当年,颇有可读性。不过十来年,说起八十年代竟有点天宝旧事的味道,不由让人感叹世事变迁与集体健忘的程度。之所以对这本书有兴趣,一半由于作者是我少年时住的大院里的才女,不过我没有读过几篇她的小说,只是和她的弟弟在七十年代初偶尔有打弹球之谊。
近年来,时常见到一些对于八十年代的怀念,似乎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不象后来那样物欲横流,世风日下。有一种说法,如果八十年代不是那样突兀地结束,今天的人文景观会是相当的不同。由于历史没有如果,所以这种说法是无可辩驳的。然而历史虽然常常有着戏剧性的面貌,其底流却很难说是一个突变性的过程。再说,如果八十年代真的涂满纯净的理想主义色彩,那么九十年代的弯也转得太大了点,理想主义抛弃得也太容易了一点。
虽然我在八十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仅仅是一个局外人,但我的青春岁月在那时度过,呼吸着那个年代的氛围。在我的周围,不时出现内心萌芽着精英意识后来也大多成为精英的人,或思指点江山,或欲激扬文字,在激情背后是很强的功名心和事功追求。八十年代的所谓理想主义,只能从钞票还没有在人心目中变得那么重要这一点讲,而从目标是现实成功和社会承认这一点上讲,和后来并无不同。九十年代的转变,其实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关注淡出的背景下,人们脱去理想的外衣,投入到实在的牟利过程之中。同样是这一代人,到了新世纪达成初步小康后日益倾向保守主义和精致趣味,也算是很自然的事。
八十年代说: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
九十年代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荒,
发展,开荒,都是为了脱贫致富。二十多年过去,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自然是脱贫了。而思想文化侃出来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楚:这看你拿什么当参照系。和样板戏小红书时代比那是进步得没话说,可是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至其后的二十多年比呢?的确,后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思潮理论纷纷与时俱进地引进来了,但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等学人似仍无人企及,当代人无论根底,训练,还是心态,风骨,不是先天不足就是后天变异,也难怪如今文化人的感慨是数风流人物,还看前朝。
其实,并不存在一个令人怀念的理想主义时代,存在的只是幻觉以至在当年曾达到人生巅顶的人们的自恋。我自己何尝不如此?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沉湎于往事,越来越津津乐道那些短暂的灿烂时光。我也越来越理解老五届也好,红卫兵也好,知青也好,他们已经进入了人生的黄昏,他们的大多数或相逢一笑,或恩怨分明,总要自觉不自觉地生活在早晨八九点钟时的亮色里。如果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没有什么反省的传统,谁又有权利要求他们去回想当年是如何蒙昧呢?
一个流行谈理想的时代并不见得那么理想主义。在任何时代,理想主义者都是非常稀有的人,他们不属于任何年代。真正的思想从自嘲开始,并不将思想的变迁一股脑推到外部历史事件上去,然后玩一把九斤老太式的感慨。中国人不缺的是自恋,半个多世纪来滥觞的是仿鲁迅的“痛打落水狗”式批判,但往往少了鲁迅先生的反叛,多了几分势利,而且只批判别人。《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间或谈到反思,如果仅仅是怀旧,仅仅以八十年代为对照来感叹今天精神的危机与贫瘠,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并不准确。事实上,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和八十年代并没有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