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之桥 - 李大兴的博客
风中本无桥，桥在心中，心又何在?
正文
在记忆里，八十年代最后一个春天，雨季姗姗未至，格外晴朗温暖。仙台依山带水，以四季分明、适宜居住著称，是人口约七十万的中等城市。民风厚朴，节奏悠闲，读书时或感叹，这里养老真不错。二十多年后，熟识的人们和我都已各奔东西。国人知道仙台，多半由于鲁迅先生。日本人提起仙台，就会联想到鲁迅先生的母校东北大学。（仙台医专是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前身）这所大学的五百多留学生里，二百出头来自中国大陆，据说那时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大学。东北大学和在其他几家大学里的留学生二百四十余人，一起组成仙台地区中国学友会。由于绝大部分是在东北大学留学，通称东北大学中国学生会。由于在东北大学留学的多半是公费生，学生会接受大使馆教育处的指导。留学生中还设有党支部，当时一条不成文的约定是，支部书记一般担任副会长。东北大学中国学生会屡屡被大使馆评为“优秀学生会”，也就颇具中国特色。每年改选，都是等额选举，候选人由前任圈定，据说没有多少人出席，往往是举手表决一下就算通过。
出国后，最让我感觉愉快的，便是自由与清静，对如此学生会自然毫无兴趣。我除了偶尔给大家唱首歌、接待一下新同学，基本不参加学生会活动。此前唯一直接和学生会打交道的一次，还是八三年春，我租好公寓后，时任会长来告诫教育部规定公费生不得单独住，我回敬他这是在日本，我有迁徙自由，把他赶出门外。此公文革里入党，工农兵大学生，后来考上出国研究生，回国后被评为全国先进归国留学人员，九零年初藉开学会之机留在美国，到了本世纪似乎又海归开公司，一生都忙着赶潮。
八八年朋友和我组织桥牌赛，学生会同意赞助些扑克，拿牌时随口问了一句多少钱，答曰九百日元一副，我不禁说，这也太贵了！但也就是这么说了说，并未深想。翌年初，在麻将桌上牌友程君说起和会长一起赴宴喝酒，结束后主人给会长两万日元，嘱每人一万好打的回家。会长和主人道别后，说这钱是给学生会的，骑上摩托扬长而去。我早就听说这位会长爱占小便宜，但没想到这么离谱，便建议把这事在即将召开的学生会大会上公布。另外两位麻友说，你来挑头吧，我是提议人，也就不推辞。
我们打麻将的据点在留学生会馆，是主要流言集散地。我有若干麻友、桥友、球友等，纷纷说起会长的不地道，外加献计献策。又有现任与前任学生会委员告我，一直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帐目也不公开。大使馆每年给学生会经费，经费是按公费生的人头发放，大概是一个人一年三千日元，所以总数不算多，但也不少，应该能够办些活动，可是学生会很少办活动。消息不胫而走，开会前日，有来打探的、有来劝阻的，据说教育处管辖东北地区的领事也来电话询问。事情变得有趣，我是喜欢客串游戏的人，便认真玩起来。所谓凡事就怕认真，我又因为专业关系，讲究坚实考据，于是把可疑之处归纳成几点问题。有同学愤激地说：学生会贪污，但我不同意指控，主张公开质疑。
那天开会不同以往，会馆会议室早早就坐满人，许多和我一样平素从不来开这种会的人都冒了出来。出乎所有人意外，会一开始，一位很年青就精明圆润、自扫门前雪不得罪人的学弟忽然火力齐开，说到激动处声音发抖，抖落出会长一堆小丑闻，不乏令人捧腹瞬间。会场开始骚动、局面开始失控。会长虽然曾是某省高考状元，但情商颇低、自负颟顸，遇到这一场面又先声嘶力竭，其他学生会委员便集体沉默，眼观鼻鼻观心起来。我虽然声音宏亮，内容并不激烈，只是就事论事，指出财务制度的缺失，请求公布经费支出细节而已。我的发言得到多数同学的响应，会长气急败坏，开始满口三字经，被哄下台去。在火爆气氛中，学生会临时施行无记名投票选举，本来不在候选人名单上的我和牌友程君都高票当选。在一群朋友的起哄声里，我临时兴起，同内定候选人王君竞选会长，虽以些许之差败北，却吓得貌似憨厚的王君随即宣布我任副会长。
王君其实很聪明，为人小心、面面俱到，正在争取入党。换个时候，他本是胜任太平会长的，不巧在一个多事之际，一上任就成了弱势跛足：学生会由七名委员组成，其中三人始终支持我，是我至今感念的。新的学生会立即办了一次很热闹的春节联欢会，我一改平素的吊儿朗当，凡事戮力躬行，让同学们大吃一惊、让朋友们觉得我吃错了药。然后，我起草了新的财务规章，并履行诺言，对上任学生会的所有支出一笔一笔核查，确认大半花销手续不清、去向不明。前任会计，本和我私交不错，却被查得话都说不利索了。我看着他有些于心不忍、又有些滑稽不禁，可是还得绷着脸，目送他如释重负般一溜烟远去。关于这些烂帐，我写了一份报告，印发给每个同学。支部书记以攸关学生会威信为理由，不同意这样公布，主张只向大使馆汇报，我拒绝只悄悄汇报的做法，坚持公开性与透明性，得到多数学生会委员的支持。报告公布后，同学们大多开心，管区领事开始直接给我打电话，关心学生会工作和我个人，她很客气，我也很礼貌。
一时平安无事，四月中旬后，北京传来的消息占据了每天的头条，我也每晚准时看电视新闻。那时没有网络，海内外在信息资讯上差别很大。在国外，可以及时了解事情的进展与全景，虽然很多内幕和秘辛，要过许多年才浮出水面。一个国家的新闻报道，既反映出自由度、也折射文化特点。比如日本媒体，观点言辞有时含糊温吞，但严谨慎重，报道详细。大约四月二十日起，每天电视、报纸都有专辑，涵括各国各方的视角。海外留学生的呼应，多在美国，日本仅仅偶尔看到个把对东京自费学生学者的采访，更多是中国问题专家们往往不搭调的评论。仙台是政治空气十分稀薄的城市，日常生活舒缓宁静，读博士更是研究室和公寓之间两点一线，我不过比别人多打几副麻将而已。
学历史的好处，在于令人相对冷静，那时我对学生运动，已是分析态度。作为楷模的“五四”，大体是一个夸张的神话；不是学生有本事，而是北洋政府无能。此前的一次，结局是胡耀邦下台。在静夜，我隔海遥望人群沸腾的故都，悲观、怀疑、沉默，与那边轻松、亢奋、激扬的氛围恰好相反。周围人们也在议论，我却觉得无人与谈。我想起八零年北大学生竞选，校园里还在如火如荼，听得我心潮澎湃，出来被冬夜寒风一吹，街上冷清空旷，骤起莫名失落感。回到家已是午夜，父亲不加评论地告诉我，几位领导人对北大自发参选的三名候选人已点名批判，听得我脊背一阵发凉。胡、王、房都是有思想的先行者，前两位从此踏上崎岖不归路，后一位到九十年代中期翻然更帜，改名回国，噤声发财。我很不理解的是，到了八十年代末，站在前台的换了一拨二十岁上下的本科生，他们的老师和兄长却不见踪影。我当然明白，中国既无萨哈罗夫、也出不了戈巴契夫，只有“八老”。我当时并未期待所谓体制内改革，能走苏联那么远；胡、赵一代，毕竟忠诚党人，他们中间少数人的彻悟，要到血光染红天空之后。
穿越几乎整个八十年代，我辞京去国，在东瀛一隅，是一个外面的看客。我并无转换角色的冲动，恰恰相反，我一直以为做一个局外人是坚守批判精神的必要条件之一。当时不缺的，是体制内的改革者，罕见独立于外的观察者、批判者；而我倾向于，热衷参与、急功近利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鲜有思想者的内因。在潜意识层面，我于青少年时代力图远离童年，模糊那些查户口、抄家、破四旧的场景，遗忘那些批斗会、揭发、划清界限的记忆，其实还未走出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如今我早已走出恐惧的阴影，想记录个人史，却悲伤地发现，许多往事竟然想不起来了。我是一向连女同学女友都认为胆小的人，可见勇敢不是我的强项，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表现欲。不仅如此，我从来对喜欢显示勇气的人心存疑虑：好和人比胆的，不乏哗众取宠或缺根筋之人，而我还在激进的青年时期，尚乏“同情之理解”，时发谬论，以为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可怜可恨的软骨病人。其实，倒是我自己儿时缺钙，是真正的软骨病患者，长大后也没有雄心壮志，只想溜边。然而，被卷入一个大时代的人，多半是本在边缘，微不足道的普通人。
出国后，最让我感觉愉快的，便是自由与清静，对如此学生会自然毫无兴趣。我除了偶尔给大家唱首歌、接待一下新同学，基本不参加学生会活动。此前唯一直接和学生会打交道的一次，还是八三年春，我租好公寓后，时任会长来告诫教育部规定公费生不得单独住，我回敬他这是在日本，我有迁徙自由，把他赶出门外。此公文革里入党，工农兵大学生，后来考上出国研究生，回国后被评为全国先进归国留学人员，九零年初藉开学会之机留在美国，到了本世纪似乎又海归开公司，一生都忙着赶潮。
八八年朋友和我组织桥牌赛，学生会同意赞助些扑克，拿牌时随口问了一句多少钱，答曰九百日元一副，我不禁说，这也太贵了！但也就是这么说了说，并未深想。翌年初，在麻将桌上牌友程君说起和会长一起赴宴喝酒，结束后主人给会长两万日元，嘱每人一万好打的回家。会长和主人道别后，说这钱是给学生会的，骑上摩托扬长而去。我早就听说这位会长爱占小便宜，但没想到这么离谱，便建议把这事在即将召开的学生会大会上公布。另外两位麻友说，你来挑头吧，我是提议人，也就不推辞。
我们打麻将的据点在留学生会馆，是主要流言集散地。我有若干麻友、桥友、球友等，纷纷说起会长的不地道，外加献计献策。又有现任与前任学生会委员告我，一直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帐目也不公开。大使馆每年给学生会经费，经费是按公费生的人头发放，大概是一个人一年三千日元，所以总数不算多，但也不少，应该能够办些活动，可是学生会很少办活动。消息不胫而走，开会前日，有来打探的、有来劝阻的，据说教育处管辖东北地区的领事也来电话询问。事情变得有趣，我是喜欢客串游戏的人，便认真玩起来。所谓凡事就怕认真，我又因为专业关系，讲究坚实考据，于是把可疑之处归纳成几点问题。有同学愤激地说：学生会贪污，但我不同意指控，主张公开质疑。
那天开会不同以往，会馆会议室早早就坐满人，许多和我一样平素从不来开这种会的人都冒了出来。出乎所有人意外，会一开始，一位很年青就精明圆润、自扫门前雪不得罪人的学弟忽然火力齐开，说到激动处声音发抖，抖落出会长一堆小丑闻，不乏令人捧腹瞬间。会场开始骚动、局面开始失控。会长虽然曾是某省高考状元，但情商颇低、自负颟顸，遇到这一场面又先声嘶力竭，其他学生会委员便集体沉默，眼观鼻鼻观心起来。我虽然声音宏亮，内容并不激烈，只是就事论事，指出财务制度的缺失，请求公布经费支出细节而已。我的发言得到多数同学的响应，会长气急败坏，开始满口三字经，被哄下台去。在火爆气氛中，学生会临时施行无记名投票选举，本来不在候选人名单上的我和牌友程君都高票当选。在一群朋友的起哄声里，我临时兴起，同内定候选人王君竞选会长，虽以些许之差败北，却吓得貌似憨厚的王君随即宣布我任副会长。
王君其实很聪明，为人小心、面面俱到，正在争取入党。换个时候，他本是胜任太平会长的，不巧在一个多事之际，一上任就成了弱势跛足：学生会由七名委员组成，其中三人始终支持我，是我至今感念的。新的学生会立即办了一次很热闹的春节联欢会，我一改平素的吊儿朗当，凡事戮力躬行，让同学们大吃一惊、让朋友们觉得我吃错了药。然后，我起草了新的财务规章，并履行诺言，对上任学生会的所有支出一笔一笔核查，确认大半花销手续不清、去向不明。前任会计，本和我私交不错，却被查得话都说不利索了。我看着他有些于心不忍、又有些滑稽不禁，可是还得绷着脸，目送他如释重负般一溜烟远去。关于这些烂帐，我写了一份报告，印发给每个同学。支部书记以攸关学生会威信为理由，不同意这样公布，主张只向大使馆汇报，我拒绝只悄悄汇报的做法，坚持公开性与透明性，得到多数学生会委员的支持。报告公布后，同学们大多开心，管区领事开始直接给我打电话，关心学生会工作和我个人，她很客气，我也很礼貌。
一时平安无事，四月中旬后，北京传来的消息占据了每天的头条，我也每晚准时看电视新闻。那时没有网络，海内外在信息资讯上差别很大。在国外，可以及时了解事情的进展与全景，虽然很多内幕和秘辛，要过许多年才浮出水面。一个国家的新闻报道，既反映出自由度、也折射文化特点。比如日本媒体，观点言辞有时含糊温吞，但严谨慎重，报道详细。大约四月二十日起，每天电视、报纸都有专辑，涵括各国各方的视角。海外留学生的呼应，多在美国，日本仅仅偶尔看到个把对东京自费学生学者的采访，更多是中国问题专家们往往不搭调的评论。仙台是政治空气十分稀薄的城市，日常生活舒缓宁静，读博士更是研究室和公寓之间两点一线，我不过比别人多打几副麻将而已。
学历史的好处，在于令人相对冷静，那时我对学生运动，已是分析态度。作为楷模的“五四”，大体是一个夸张的神话；不是学生有本事，而是北洋政府无能。此前的一次，结局是胡耀邦下台。在静夜，我隔海遥望人群沸腾的故都，悲观、怀疑、沉默，与那边轻松、亢奋、激扬的氛围恰好相反。周围人们也在议论，我却觉得无人与谈。我想起八零年北大学生竞选，校园里还在如火如荼，听得我心潮澎湃，出来被冬夜寒风一吹，街上冷清空旷，骤起莫名失落感。回到家已是午夜，父亲不加评论地告诉我，几位领导人对北大自发参选的三名候选人已点名批判，听得我脊背一阵发凉。胡、王、房都是有思想的先行者，前两位从此踏上崎岖不归路，后一位到九十年代中期翻然更帜，改名回国，噤声发财。我很不理解的是，到了八十年代末，站在前台的换了一拨二十岁上下的本科生，他们的老师和兄长却不见踪影。我当然明白，中国既无萨哈罗夫、也出不了戈巴契夫，只有“八老”。我当时并未期待所谓体制内改革，能走苏联那么远；胡、赵一代，毕竟忠诚党人，他们中间少数人的彻悟，要到血光染红天空之后。
穿越几乎整个八十年代，我辞京去国，在东瀛一隅，是一个外面的看客。我并无转换角色的冲动，恰恰相反，我一直以为做一个局外人是坚守批判精神的必要条件之一。当时不缺的，是体制内的改革者，罕见独立于外的观察者、批判者；而我倾向于，热衷参与、急功近利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鲜有思想者的内因。在潜意识层面，我于青少年时代力图远离童年，模糊那些查户口、抄家、破四旧的场景，遗忘那些批斗会、揭发、划清界限的记忆，其实还未走出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如今我早已走出恐惧的阴影，想记录个人史，却悲伤地发现，许多往事竟然想不起来了。我是一向连女同学女友都认为胆小的人，可见勇敢不是我的强项，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表现欲。不仅如此，我从来对喜欢显示勇气的人心存疑虑：好和人比胆的，不乏哗众取宠或缺根筋之人，而我还在激进的青年时期，尚乏“同情之理解”，时发谬论，以为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可怜可恨的软骨病人。其实，倒是我自己儿时缺钙，是真正的软骨病患者，长大后也没有雄心壮志，只想溜边。然而，被卷入一个大时代的人，多半是本在边缘，微不足道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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