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之桥 - 李大兴的博客
风中本无桥，桥在心中，心又何在?
正文
（一）
思考是由语言构成，怀疑是从对词语的反思开始。很多常用的词语，其实相当可疑，可是它们已经似乎不言自明，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思考。“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词语，据说，中国有一个十分漫长的封建社会。大多数历史学者这么说，教科书更是这么说，说了半个多世纪后，好象就是这么回事了。
思考是由语言构成，怀疑是从对词语的反思开始。很多常用的词语，其实相当可疑，可是它们已经似乎不言自明，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思考。“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一个词语，据说，中国有一个十分漫长的封建社会。大多数历史学者这么说，教科书更是这么说，说了半个多世纪后，好象就是这么回事了。
“封建”一词，始见于《左传》，专指西周天子裂土封侯，诸侯一面服从中央，一面又仍是一个小国家，掌握封土内政治全权。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是仅存于周的国家制度，随着秦始皇一统天下而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做为中央集权政治基础的郡县制度。“封建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feudal society”的翻译，大约和许多译语一样，是从日文转口进来的，说的大体是西欧中世纪时期的社会形态，应该说翻译得还是准确的。西欧的封建社会神权与王权鼎立，贵族世袭，中央对地方政治没有绝对的影响力；这些和中国的皇权独大，文官制度，中央集权截然相反。西欧的封建制度特征之一，就是中央对地方政治权力的互相制约，也是近代往地方自治，代议制的演变的来源之一。
即使只从字面上讲，“封建”的涵义实在与中央集权是反向的。中国确实有一个十分漫长的中央集权专制社会，这比称之为封建社会更精确。这一中央集权社会的特色是，一，皇权和中央权力越来越大。世族和割据势力到宋朝都被消灭，科举制度和郡县制度巩固确立，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央集权政治的制度化。从制度史的角度看，科举制度和郡县制度的影响深远，绵延至今。二，权力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思想统一的历史进程也是到宋朝告一段落，程朱理学将儒学“现代化”，通俗化，起到了重建道德，规范世俗伦理的历史影响，这正是当代新儒家想做又做不到的。
世俗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结合，发展到近现代就成了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化到了极端，就是文革这样的暗黑年代。
值得思考的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主义”之争远盛于对宋以降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的思考。以“民主”来反对“漫长的封建社会”，结果“民主”也往往被尊崇为意识形态，其涵义和“封建”一样模糊不清。批判的“主义化”，很难不走向试图以新的意识形态取代原有的意识形态，其背后的批判方法其实了无新意。近代思想史上的贫瘠，不在于有没有真知灼见，而在于思考方法大多仍然承袭了一元独断论的传统。
在我看来，历史学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不是一门解释性的科学。固然，历史真相如赫拉克利特的河水，逝去的时空终不可复现；然而，历史学的目的，正在于从历史遗迹里寻找并构筑历史图景，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固然，每代人所看到的历史，是他们眼中的历史，有他们所处时代的痕迹，从这个意义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历史学一旦服务于某种当代目的，就难免罔顾史实，甚至成为愚民的道具。在谎言成为习惯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以为，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梳妆打扮的小姑娘，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其实，胡适先生当年说这话不过是有感于官修史学的片面，提倡怀疑精神，别忘了他更强调的是“小心求证，大胆假设”；而忽悠历史就如同说谎者，往往在欺骗别人时自己也信以为真了。研究史实，追溯当年是一个严谨的过程；它应该为历史而历史，而不是为其他功利目的；它发生于当代，却应该超越当代的时空。
历史学既是对细节的追求，也是对全景的关注。后者就是所谓史识或通识，对于史料的切入点和把握细节的能力有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关于历史时空的大局概念，比如中国历史分期，是需要探索的。半个多世纪来，“五个社会”的分期法已经浸透到思维的潜意识层面里，往往批判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在我看来，这一分期法不仅削足适履，更以历史学是科学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想要科学地解释历史，很难不走入以论代史，因为大前提已经给出，不往那里套就难免离经叛道了。
1929年由郭沫若首先提出的社会分期，随意识形态统治的确立，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虽然关于古代史分期的争论从未停息，但这些争论对划出几个社会这一方法本身不曾也不敢存半点怀疑。1957年，北大历史系向达先生不过调侃了史学界仅仅只开包括古代史分期等“五朵金花”，就被打成右派（文革里，向先生被强迫收集革命小将们扔得满校园的西瓜皮，晕倒在地，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文革后三十年来，具体的历史研究早已走出意识形态可的窠臼，取得许多成果。然而，对于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正统史学理论，却是避道而行多于质疑。
我如今久已非学校中人，读过的史学理论早已忘却。不过，我一直以为，史学虽然不可避免地有其自己的话语，却不必有其完整的系统理论。史学理论往往是历史叙述实践的结果，虽然其意义在于通过范例提供视角与方法，但其运用并不是为了印证自身，而是为了梳理出新的脉络，呈现另一种景观。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已经分期分批引进了大量舶来理论，而引经据典又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尽管汉语并非很合适思辩的语言，传统思想里也相对缺少道德规范以外的理论系统，学人却大多投入了某些主义的怀抱以找到话语的权威性。事实上，只有科学与宗教需要系统理论的支撑，而人文现象，经常是无法系统诠释的。至少就历史而言，回到八十多年前胡适先生主张的“少谈些主义”，让历史回到历史，似乎仍然是一个必要的过程。胡适先生深受杜威影响，而杜威的起点之一，是美国文化里对常识的尊重。历史的叙述，是自史料开始的多元索隐求真，在很多时候需要诉诸常识。历史学的所谓常识，我以为包括对不同时空的世事人心的感悟与洞察力。就如同需要诉诸怀疑精神，诉诸理性逻辑一样，历史还需要诉诸内心；在这个意义上，想象开始于史料终结的地方。
历史学既是对细节的追求，也是对全景的关注。后者就是所谓史识或通识，对于史料的切入点和把握细节的能力有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关于历史时空的大局概念，比如中国历史分期，是需要探索的。半个多世纪来，“五个社会”的分期法已经浸透到思维的潜意识层面里，往往批判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在我看来，这一分期法不仅削足适履，更以历史学是科学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想要科学地解释历史，很难不走入以论代史，因为大前提已经给出，不往那里套就难免离经叛道了。
1929年由郭沫若首先提出的社会分期，随意识形态统治的确立，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虽然关于古代史分期的争论从未停息，但这些争论对划出几个社会这一方法本身不曾也不敢存半点怀疑。1957年，北大历史系向达先生不过调侃了史学界仅仅只开包括古代史分期等“五朵金花”，就被打成右派（文革里，向先生被强迫收集革命小将们扔得满校园的西瓜皮，晕倒在地，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死）。文革后三十年来，具体的历史研究早已走出意识形态可的窠臼，取得许多成果。然而，对于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正统史学理论，却是避道而行多于质疑。
我如今久已非学校中人，读过的史学理论早已忘却。不过，我一直以为，史学虽然不可避免地有其自己的话语，却不必有其完整的系统理论。史学理论往往是历史叙述实践的结果，虽然其意义在于通过范例提供视角与方法，但其运用并不是为了印证自身，而是为了梳理出新的脉络，呈现另一种景观。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已经分期分批引进了大量舶来理论，而引经据典又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尽管汉语并非很合适思辩的语言，传统思想里也相对缺少道德规范以外的理论系统，学人却大多投入了某些主义的怀抱以找到话语的权威性。事实上，只有科学与宗教需要系统理论的支撑，而人文现象，经常是无法系统诠释的。至少就历史而言，回到八十多年前胡适先生主张的“少谈些主义”，让历史回到历史，似乎仍然是一个必要的过程。胡适先生深受杜威影响，而杜威的起点之一，是美国文化里对常识的尊重。历史的叙述，是自史料开始的多元索隐求真，在很多时候需要诉诸常识。历史学的所谓常识，我以为包括对不同时空的世事人心的感悟与洞察力。就如同需要诉诸怀疑精神，诉诸理性逻辑一样，历史还需要诉诸内心；在这个意义上，想象开始于史料终结的地方。
我以为，中国历史分期如果诉诸常识，则不难分得简单平实；虽然无甚高见，但也通俗易懂。事实上，二十世纪前半的历史家以至一般教科书，大多采用基于时间与常识的分期。后来，由于历史原因，很多历史常识被否定了。直到今天，中国通史叙述的框架，仍然只有一种。框架的单一，不仅导致历史教育的单一，更束缚历史学者的思路。近年来，颇多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出自非历史学者之手。这些著作或不够规范，这些作者或缺少史学训练，却往往有独到的创见。多少由于现实的禁忌，当代思想界有一种回归历史的倾向，这一现象本身也是一道令人深思的历史风景。
由于条件所拘，学力疏浅，这篇文章只能是关于历史的随笔。从历史分期谈起，着眼于中国的中世纪时期。我纵然有陈述史识的愿望，却绝无提出通识的野心，那是需要深厚的底蕴，广博的证引才有可能的。继续日前所撰小文《中国有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吗？》，我想说的只是个人对于历史线索的管见，是早年读书与近年省思的一点感想，来自中外先贤，构成个人思索的起点，在此就教于方家。（未完待续）
由于条件所拘，学力疏浅，这篇文章只能是关于历史的随笔。从历史分期谈起，着眼于中国的中世纪时期。我纵然有陈述史识的愿望，却绝无提出通识的野心，那是需要深厚的底蕴，广博的证引才有可能的。继续日前所撰小文《中国有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吗？》，我想说的只是个人对于历史线索的管见，是早年读书与近年省思的一点感想，来自中外先贤，构成个人思索的起点，在此就教于方家。（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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