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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游当年插队地——安徽和县长江边

(2020-06-13 22:56:01) 下一个

回插队的地方看看的念头，由来已久，但怎么也不曾想到，竟会是在仓皇辞庙的一大清早，立于北京街头，凄惶之中，临时起意而去，故为“偶游”。

2009年6月15日，“起意”以后，我在北京南站，枯坐了五个小时。11点，上了动车组，直发南京。晚间到了南京，和三个陌生人拼搭出租车，去马鞍山过夜。次日，乘中巴，渡过长江，到了在水那边，阔别33年的和县，我的插队地。

一、和县

我乘下图这个中巴过江到和县，票价16元。穿白衣，挎包的女人是售票员，其余是农民。

他们当然不会想到，这拥挤的车里，竟有一人是从比利时来的“老外”。我想到电影“立春”里说的那个俄罗斯乡下的六指儿。在这样的车里，这样的人群里，你个假老外，会说四国语言又怎样呢？此时此地，那不过是个累赘，毫无用处，毫无价值，仿佛六指儿。长江上，和我同船过渡的，还有下图中那些肥头大耳的乘客。

那天早上的江面，意境虽然依旧宽广，眼睛却看不十分真切。

天地间，弥漫着充斥各城市的那种可疑物质——据说是叫做“霾”，以别于“雾”。后者是水汽，纯属自然现象；前者是尘气，多半属人祸。后来我到了插队的地方，那里远离城市，但天气也是一样的暧昧：你说它晴呢，却到处灰蒙蒙；你说它阴呢，却有个太阳，能照出人影来，晒得你流汗。印象中，35年前，我在那里插队的时候，从未有过这种天气。真是污染之下，天无分南北，地无分城乡，大家一齐遭殃。

到了和县县城，我的回乡之行算是真正开始了。35年前的夏天，酷暑，正是“双抢”时节，我下乡的第一站就是这里。那时没有汽车轮渡。我们带着行李，乘卡车，沿江北上，过南京长江大桥，再南下，跑了一上午，才到达和县县城。如今乘大巴，过轮渡，1小时20分钟就到了。将来马-和长江大桥修好了，时间还会缩短一半，两地来往，应该也就是30-40分钟的事情。说不定，会将和县划归马鞍山管辖，也未可知。

我对和县县城的记忆是不完整的，碎片式的，因为我总共只去过4、5次。如今，在县城里游荡，我感觉很陌生，完全不知身处何地，唯一能想得起来的地名，就是这个“和县汽车站”。当年的汽车站不可能有这么气派。但当年的汽车站是个什么样子？我脑海中，影影绰绰，有那么一丁点儿印象，但要精确描述出来，是不可能的。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在这里乘过车，回我下放的公社，而且不止一次。那时的长途汽车，不是大巴，是敞篷卡车，没座儿，人都站着；车次很少，人很多，摩肩接踵，沙丁鱼一般挤着。路面是沙石的，坑坑洼洼。有一次，我的前胸，紧贴一个农妇的饱满前胸，颠簸了一路。20岁的我，柳下惠一般，规规矩矩，通过了上帝的考验。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农村时，我搞过一阵宣传队，大队的，公社的，在里面拉小提琴，拉革命歌曲和宣传队自编的芦剧。我创作过一个相声，一首歌曲，都排演了。那时，我们的梦想，就是能参加县里组织的一年一度的调演。可是，直到我离开农村，这个梦想一直没实现。我离开时，我的同伴们还在排练。不知道后来他们参加了调演没有。和县当时有个大礼堂。我有印象。当然不如现在这个“和县影剧院”气派，门前也没有展销自行车和衣服的。那时的大礼堂，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地方，是一方圣地，可能政治挂帅，但绝无金钱污染。

走过了和县几条街道，都类似右图这条“文昌中路”，到处乱哄哄的。再加上天热，和老父闹翻的郁闷。心中那个烦劲！本来还想在县城住一夜，心中一烦，也就打消了念头，搭上“和县-沈巷”的大巴，离开县城，去了姥桥。那是从县城到我下放的村子必经的一站。

二、姥桥

“姥”在此念“亩”，不念“老”。35年前，我下放时，县与公社之间还有一级行政组织，叫做区。姥桥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区府所在地。

我下放的隐驾公社归姥桥区管辖。姥桥区现在叫姥桥乡，乡政府设在姥桥。从和县到姥桥的公路，全部铺了水泥。大巴行驶平稳，人人都有座位，像我前面提到的那种站在敞篷卡车里，和不相识的女人摩肩接踵的艳遇，不再可能有了。现代社会，物质极大地丰富，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我对姥桥的记忆，主要是集市和宣传队。姥桥在我们村西北方向，有二十里路远,是方圆几十里内第一等热闹的地方，我曾走路去过几次。那里每逢集日，人山人海。我看过每一个小摊，每一个小店，但其中我最喜欢逛的，是买卖骡马牛羊的牲口市场。其实我也看不懂什么，只是觉得热闹。也是因为村里的生活实在太单调了，能偶尔到姥桥的集市上透透气，是当年最大的享受。

关于我们公社宣传队在姥桥的记忆，就比较单薄了，因为宣传队在姥桥活动的时候，我已经回城工作了。宣传队派人到我厂里，找到书记，借我回去拉琴。书记同意了，我就回去拉了几天琴，住在姥桥，一个学校里。但最后的汇演我没有参加，书记给的时间到期了。这样的记忆当然是干巴巴的。唯一生动的画面，是一天傍晚，我高中的女同学，在我面前吹一个喇叭，发出“哞”的一声。我说，像牛叫。她笑笑。没说话。周围还有其他人。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姥桥。这一离开，到今日返回，中间隔了33年！姥桥所有的街道，我已经不认识了。听当地人说，这里是老街，我就来回走了一遍，仿佛回到当年。

但也只是仿佛。因为街两边的房屋几乎都是新盖的，地面铺着水泥，当年不可能是这样的。至于高中女同学在我面前吹喇叭的那个学校，我连方位都记不清了，太阳既毒又辣，我就没去找。在一个热得让人发昏的农贸市场里，吃下一碗青菜面后，我便走到大路旁，再次搭上一辆“和县-沈巷”的大巴，往隐驾进发。

三、隐驾

隐驾当年是公社，现在隶属姥桥乡。乡以下只有村，当年堂堂的隐驾公社，便屈尊降格为隐驾村。这是我在大巴里问得的讯息，但由公社变为村的真正含义，是我到了隐驾才知道的。我上了“和县-沈巷”的大巴后，问到隐驾多少钱。售票员说，我们不到隐驾。我说，你们总要经过到隐驾的那个丁字路口吧？她说，经过。我说，到那里我下去就是了。她说，三块！我给了她三块钱，心想，还有段路。从和县到姥桥车费4元，是开了一段时间的。可是，没一会儿，就听她说，到了，隐驾！

我心中诧异，没这么近啊! 我问，是这里吗？她不耐烦地说，到隐驾就在这里下车！我看看车外，是有一条岔路，便跳下车来，想，时间太久了，也许是我记错了，本来就是这么近。结果，大吃苦头！这不是我要走的那条路！那条路我修过，在一个冬天里。我记得，走那条路到隐驾，只有两公里的光景。而这条路，我竟然走了一个半小时！最后一问人，竟有八公里！正是最热的时候，下午2点钟，烈日炎炎，走得我汗流浃背，嗓子冒烟（我没带水），两个脚后跟都起了泡！我还背着一个相当重的背包，里面有计算机、摄像机、照相机，洗漱用具，换洗衣服，还有一本书，法文版《追忆似水年华》。那狗日的售票员，草菅人力，让我早下了一个路口！

沿途看见一些标语，富于中国特色。上面这幅照片里的标语是：改善女孩生活，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关心女孩，爱护女孩，造福社会，造福子孙。看那房子和围墙，像所学校。我感到好奇，未必这农村，也赶时髦，专门建女子学校？便走到门口看了看，里面是些孩子，有男有女。可能是所幼儿园。

左面这幅照片是个路边厕所。我端详了一会儿“严禁非法取环”，心中一笑，想，友邦人士看见了，一定惊诧。哪个国家敢立法，规定（女子）一定要上环？本来就没法，又何谈非法？然而，中国的事情是不能用逻辑解释的，否则你就成了孔乙己，阿Q。我可不想当孔乙己，也不想当阿Q，便走进“取环”那一侧，想小个便。但见密密麻麻，无数的绿头苍蝇，嗡地一声，一齐呐喊着，从屎尿上飞起，朝我涌来。一阵恶心，赶紧逃出，在厕所外面非法小便。反正周围也没人。己所不欲，人亦不欲。这么恶心的厕所，我受不了，别的路人亦受不了。建厕所何益？只是为了有面墙，好书写“严禁非法取环”？后来到了下放的村子，从村民的谈话中，方才明白，厕所如此恶心，是因为如今种田都科学了，农民都懒了，屎尿没人要，也就鲜有人掏厕所。所谓科学，就是使用化肥、除草剂、杀虫剂。关于如今农村的种田方式，后面还要细述，此处按下不表。

前面说过，我下车后，到隐驾走过的这段路，有8公里。我自小体育素质差，高二体育考核还不及格，因为百米跑了18秒，比一些女同学跑得还慢。但我自小皮实，耐力好，走路是我的长项。我在巴西时，每天走一小时，上班或者下班。每周为吃一次鱼，要走到渔场去买，来回走两个小时。毫无问题。可是，今天这8公里，脚后跟竟然走出了泡！前所未有！问题出在解放鞋。我自三哥家逃出时，只穿了双凉鞋，还是2006年在巴西买的，皮的，花了75巴元。

想到今天到了村子，肯定要下田里走走，田里尽是土坷垃，皮凉鞋太娇贵，显然不合适，就在姥桥买了双解放鞋，9块钱。我下车后，背着背包，拎着解放鞋，走了约摸一半的路，到了一个拐弯处，坐下休息，然后换上解放鞋，继续走路。脚后跟越走越疼。一看，起了泡！TNND！阴沟里翻了船！后来跟村里的农民说起这事儿，他们对我说，是解放鞋搞的。解放鞋没得后跟，你们城里人不习惯。我心中纳闷，30年前，我也是总穿解放鞋的，怎么就没事儿？是我的脚变修了？还是解放鞋也偷工减料，造假了？

我终于走到了隐驾！第一件事，是走进一家小店，买了一瓶水，一饮而尽。再打量那小店，其实就是一户人家，在堂屋里摆了个柜台，约有一米长。女主人和她女儿坐在堂屋里，周围是些杂物和农具。通往二楼的楼梯上，还没装扶手。我喝完水，嗓子不是那么干了，就和女主人聊了一会儿。我说，这房子是新盖的吧？楼梯没扶手，上下楼可别摔下来。女人笑了笑，说，自家人，习惯了。我问，隐驾还有旅馆吗？女人说，没得。我说，以前隐驾公社的时候，是有旅馆的啊！她说，那是很早了。我说，以前这街上，有饭店，供销社，做面条的，理发的，很热闹的。她说，都没得了，卖东西的，就我一家。我问，隐驾大礼堂呢？她说，拆了！隐驾大礼堂是我们公社宣传队排演节目的地方，如果还在，一定会去看看的。当年的舞台上，跳动着的那些青春面孔和身段，还有那个琴师，也是芦剧编导，也是泥瓦匠，至今还在记忆中鲜活着。

我走出这女人的家，站在街上，想，坏了，今晚住哪里？吃什么？看看表，4点多了，太阳已经偏西。我原来的计划是，今晚住在隐驾，明天去村里，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拍些照片就回来。我不喜欢打扰人。并且，村里还有些什么人，我完全没有概念。三十多年没联系了。现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硬着头皮去村里，要么忍着脚疼去白桥。白桥在西南方向，比西北方向的姥桥近一些，也是个集镇，也是我这次回农村要去的地方，那里有旅馆，刚才问过女人的。同时也问明白了，我从姥桥过来，原来要走的那条路还在，只是没有铺水泥，废弃了，汽车都不走那条路，但人还是能走的。从那条路走到大路上，只有2公里，和我记忆的一样。只要走到大路上，就可以搭车去白桥。

去村里，太冒险。如果没有人家愿意或者可以留我过夜，我就必须再从村里走到白桥，那可又是7、8里路啊！我的脚肯定受不了了。我决定，去白桥。于是，抖擞精神，迎着太阳，沿街往西而去。

走了几十米，右方忽然看见一座大门，左右两幅门牌。左面写着：姥桥镇隐驾村民委员会。右面写着：中共姥桥镇隐驾村总支委员会。我想了想，按方位判断，这里应该是原来的隐驾公社社部。既然来了，不仿进去看看。于是就走进了大门。

院里靠北，是栋平房，南向，一溜五、六间办公室。左起第二间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广播室”。这与我印象相符。35年前，也是这样一排平房，那个位置上也是广播室。广播员很漂亮。那时的广播员，在我们老百姓看来，是很危险的一种职业，是如今叫做潜规则的对象。

35年前，这排平房里，除了广播室和广播员的卧室，还有武装部办公室，妇联办公室，秘书室。秘书室有个刘秘书。1976年初的一天，我最后离开农村，是他给我开的转户口介绍信。那天早上，我骑一辆自行车，驮着一麻袋稻谷，揣着刘秘书开的介绍信，在乡间小路上，摔了不知道多少跤，骑到姥桥，把那麻袋稻谷交到粮站，换来了回城的粮油关系单，还有几块钱。我拿那钱的几十分之一，买了一碗面条，坐在小吃部的人群里，西里呼噜地吃下去，心旷神怡。终于脱离农村这片苦海了！那时的我，少不更事，哪里会知道，人能够离开苦海的，只是肉身，人的灵魂是不可能离开的，否则，就无法解释我今天的行为。实际上，苦海即人心。正所谓，曾经苦海难为水，除却离愁不谈情。

35年前，这个院子里有两排平房，相距20米。北边的平房，是刚才说过的公社革委会各职能办公室所在。南边的平房是公社首脑办公的地方，有书记办公室，革委会主任办公室，治保主任办公室等。里面的相应干部，都是一正职，若干副职。这些人，总是在开会。我从未进过这排平房的任何一间办公室。那时的书记，可是不得了的威风！我从未有幸跟书记说过话。我下放期间，书记来过我们生产队一次。来了就直径进入住在我们村的大队书记家，开了一天的会，喝了一天的酒。他们才不喝老百姓喝的，八毛钱一斤，让人头疼欲裂的山芋干酒呢。他们喝汾酒，洋河大曲，竹叶青。抽烟至少是大前门。好烟好酒那时很难搞到。但他们不缺。自有人——特别是知青——孝敬他们。我从未孝敬过。不是不想孝敬。是搞不到。我父母都是没本事的人，既搞不到烟酒，也搞不到化肥，也没有钱。所以，我下放的时候，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知青组里其他人都招工、上学走了，剩下我一人时，我有没有勇气活下去？我到今天都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件可怕的事情没有发生，上帝没来测试我的勇气，反倒是让我第一个离开了农村。那时出台了退休顶职的政策，母亲提前退休，我顶职当了工人。所以，离开农村的那天，我坐在人群里吃面条时，虽然心旷神怡，但在心底深处，终究还是有些微失落——毕竟不是凭我自己的本事，仿佛一个拳师，刚登上拳台，还没比划，就获得了胜利。不过，这终究只是一点点虚无缥缈的失落，更多的还是逃离死地的庆幸。农村虽然天地广阔，但知青作为一个集体，是没有出路的。我插队时间其实不长，只有二十个月，但却跨了三个年头。我感觉到，我们知青组的生活状况和心境，那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最后我走的时候，大家的精神气儿已经完全耗光了，就如同沙滩上翻着白眼濒死的鱼，在农村继续呆下去，无非混吃等死。

关于公社书记，除了喝酒，我记得的另一件事，是某天夜里，书记带着基干民兵，拿着枪，带着绳子，到一个生产队里捉奸。被捉的，五花大绑，是公社武装部长。同时被捉的女方，好像还是军婚，或者就是广播员，我记不太清了，反正传得满公社的人都知道。

我在农村插队二十个月，关于公社书记的记忆，也就是喝酒与捉奸两件事。这说明我们老百姓和公社的关系，其实是很疏远的。公社乃至隐驾集镇的存在，都是政府设了公社一级的行政组织，因而有一批官员住在那里，有这批官员之上的官员下来视察，之下的官员上去汇报。有了这些来来往往，便需要旅馆，饭店，理发店，医院，集镇便诞生了。如今，公社没了，官员也就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集镇上的那些店铺，树倒猢狲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里面出热闹。政权没了，热闹也就归于沉寂。今天，孤独的我，梭巡在昔日人来人往的公社大院里，体验到的是，世事沧桑。

忽然，仿佛是从历史深处，传来一声断喝：你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定睛一看，是个女人，坐在北边房的一间屋子里。刚才我进大院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整座大院两排房，就那间屋里有人。我怕她误解，以为我是特务，私入白虎堂，刺探政情——昔日公社大院的威风依旧凛然于我心中——便忙解释道，我是当年的知青，30年多年前在此下放，回来看看，这就走，这就走。

女人的声音和缓下来：哦，你是知青？现在退休了，回来看看？

我其实还没退休，按比利时法律，还得工作十一年，但显然也没必要跟她说明白，就附和着说：是，是。

她说，进来坐坐吧。我认识你！

这话让我吃一惊。这里还会有人认识我？我怎么不认识她？于是，我摘下草帽，进去，放下背包，坐在一个条凳上，和她交谈起来。屋里还有一个年轻女子，一直没说话，只是笑。我估计，她是现在的广播员。后来，应我的请求，她给我和与我说话的女人拍了一张照片。

用的是我带去的摄像机。她大概从未使用过摄像机，拍糊了，不过也好，免得侵犯肖像权。原来，这位说认识我的女士，就住在我下放村子的邻村。看她的年龄，当年肯定只不过是个半大的小姑娘。现在她是这所大院的主人——中共姥桥镇隐驾村总支委员会书记，相当于原来的隐驾公社书记！

乖乖！我下放近两年，可是从未有幸和公社书记说过话的啊！公社书记！那是何等的皇帝一般，操着我们每一个知青小民的生杀大权！如今，我竟然和书记唠起了家常！两人各坐一张条凳，我还坐没坐相，跨坐在那张条凳上。那条凳太细，多少年没坐过了，我一时不知道怎样才能坐稳，便一边伸一条腿，骑木马一般坐下。我估计书记对我那坐相很不满意，可她什么也没说，我也就权当不知道。

因为就住在邻村，所以书记对我能想得起来的每一位村民的情况都很清楚，谁死了，谁还在，谁老年痴呆了，谁住到外地去了。根据她说的，我决定，不去白桥了，立刻就去村里，找一位绰号叫小钢板的人。他当年是村里的农技员，经常带我们知青一起劳动，还到我家住过，在我三哥当时工作的木器厂里买过一张饭桌。他还一本正经地给我介绍过对象，说对方叫丘朝后，就住在后村。我知道这家伙一肚子坏水，自是没当真。其实，丘朝后就是母畜——猪马牛羊的那东西，当地人叫“丘”，都是朝后长的。我听着书记说小钢板的情况，想着他跟我开的玩笑，心中一乐，当下决定，今晚就去找他，只要他在，今晚住处和吃的，肯定都有办法。

我跟书记说了我的想法，起身告别。书记叮嘱说，如果小钢板有困难，就住到她家去，反正两个村子挨着，差不多就是一个村子。我说，好！然后，背起背包，去我下放的村子，后沈村。

四、后沈

从隐驾到后沈，约二公里。这段路走起来没觉得累，脚上的泡好像也不是那么疼了。时间是下午5点多，从早上7点在马鞍山动身，到现在，烈日之下，已经奔波了十个小时。如果从昨天凌晨5点，在北京仓皇辞庙的那一时刻算起，已经过去36个小时，一千多公里路。这一切的辛苦和努力，就是为了马上要到的那一时刻，回乡。古人回乡，是回故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可是，这里根本就不是我的故乡，更没有我的亲人。此地的乡音，当年我就拒绝学习，认为只有普通话最文明。当年我与周围的一切，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农村人崇尚的是小聪明，而我向往的是大智慧。我在此二十个月，始终只是客，如今回来，算哪门子回乡呢？回来做甚？是不是自作多情？也许，是贾岛那种因久居异地而产生的感情？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可是，我在武汉和包头，还有浙江白溪镇，都客居过，都留下不错的印象，无数的回忆，为什么没有多少想头专程再去那里看看？这个问题，我相信，无论贾岛，还是贺知章，都不可能回答。因为他们那些古代读书人，是从农村到城市，他们没有在城里读了一些书后，又不得不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农村，以体力谋生的经历，而且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所以古人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抒发当代知青回乡情结的诗句。

这些，就是我在最后这两公里路上的思绪。一路上，我还想过近乡情怯这个成语。我，还会么？近乡情怯？这是我多少年里，千百次想过的问题。因为，我下放时，每次回家后回乡，都体会到一种怯，回家时间越长，回乡时越怯。有一次，因得疟疾回家，住了一个月才回。那次，我走到村东一公里处，停了下来，坐在一个土坡上，看着夕阳之下的村子，想着我的命运，直到太阳落山，天擦黑，方才起身进村，仿佛做贼一般。如今想来，那种怯，并非古人所说的美妙的近乡情怯。那其实是胆怯，好比一个学生，旷课了一段时间，又回到课堂之前，就要面对同学与老师的胆怯。说到底，那是不自信的表现。但你要一个20岁的小伙子有多大的自信呢？如今的我，不同了，年过半百，到过的国家，走过的山河，经历过的事情，学会的技能，是这里的老乡没法想象的。换句话说，我已经有了平视他人（不管他/她是谁），以不变应万变的自信。我不该再怯啦！唯一有点不安的，是我没带任何礼物。马上就要麻烦人家，又是住，又是吃的。但是，如果一个老朋友，30多年没见了，忽然专程到我家来看我，没带任何礼物，我会怪罪人家吗？不会。将心比心，老乡们也会这样原谅我的。他们一定会说，能来看我们就好了。再说，我这次逃离北京回乡，事先完全没有计划，否则我会留出一些比利时巧克力，法国红酒之类的东西。当然，我也可以在姥桥买些礼物，烟啊酒的，可是，那样一来，我背着大包，再拎一些不伦不类、不知要送给谁的烟酒，烈日之下，走20里路，不仅俗得可笑，而且非把我累昏不可。这样一想，就坦然了。

我带着这种坦然的心情，一直推进到距村200米，仔细体会内心，并没有近乡情怯，一点点都没有，于是，我停下脚步，拍了一张进村前的照片，纪念我的成熟。

村头的一块碑引起了我的注意。碑名叫“公德碑”，碑文如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二十世纪第八春，和县姥桥镇人民政府在隐驾后沈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广大村民踊跃筹资，以弥补资金不足。本村村民沈世友先生自告奋勇，捐资壹万元。这种一心为公的美德值得全村村民学习。特立此碑，昭告后人。后沈村立，二00九年元旦。

碑文里说的沈世友，在我下放的时候，是村里的会计。以当时的观点看，他家是殷实之户，住的是瓦房。那时所谓瓦房，真的是顾名思义的：就是只有顶是瓦的，墙还和草房一样，是泥巴砌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泥墙瓦房，村里当时有30户人家里，也只有三座：大队书记家，裁缝家，会计家。会计身材高大，打得一手好算盘，说话办事利索，待人接物得体，农活也做得好，在村里很有威望。我从未看见他在村里走东家串西家，这和一般村民很不相同。以我今天的理解，会计当年应该算是乡绅一类的人物。中国革命，经残暴的土改，从经济和肉体上，彻底在农村消灭了乡绅，但乡绅的精神，仍然在会计这种农村知识分子身上保留着。所以，他能成为村里的捐款状元，我并不感到意外。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块碑本身，和“捐资壹万元”。捐一万元，就能立块碑，就能不朽，这不贵呀！我心想。如果我们六个知青，每人捐几千元钱，凑成一万元，或二万元，给村里，也立块碑，取名“知青碑”，刻上我们几个人的名字，何年何月在此插队，感谢村民当年对我们的帮助，那于人于己，不也是一件美德吗？

若干天以后，我与当年两个知青取得了联系，其中一个知青和我是同组，另一个不同组，在鸡犬相闻的邻村。我谈了捐钱立碑的想法。和我同组的知青赞同，不同组的不赞同。不赞同的看法是，又不是名人，立不住的，将来会给人踩在脚下，当垫脚石。和我同组的还有四名知青，音讯全无，但我必须得找到他们，询问他们的意见。他们肯不肯出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同不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从邻村知青的态度看来，这事儿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不是每个人都对不朽感兴趣，特别是对自己制造出来的不朽。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后，随便进了一栋房子。里面有几个人，都很年轻，没一个我认识的，就问，小钢板家在哪里？因为布局的改变，时代的久远，现在的房子与过去的人家，我已经对不上号了。屋里几个人都笑起来，其中一人说，我带你去。原来，这里正是小钢板的大儿子家。真是无巧不成书。他带我转了两个弯，就来到小钢板家，见到了这位当年要给我介绍丘朝后的农技员。他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戴个鸭舌帽，已经满头白发！

惊喜，寒暄，叙旧。他说起35年前，到我家住，在我哥哥厂里买了张饭桌，才十几块钱，用到现在，真便宜！他说这事的时候，我在想，他那次去，拎了只大鹅，我父母没给他钱，连个给钱的姿态也没做做。也不知他当时是不是有想法。那只大鹅，白白的，肥肥的，这么多年来，我一想起，心里就发虚。农民养只鹅不容易啊！自己都舍不得吃。我父母是城里人，讨厌农村人登门，过夜。我三哥下放的时候，我母亲受不了农民老来，跟生产队长明明白白地说了。后来，三哥村里的农民就不来了，来了也不过夜。到我下放的时候，也带过几次农民回家，我父母不再说了，但心里肯定也是老大不高兴的。他们不说，也是没办法。我下放的地方远，不可能当天往返，总不能让人家睡到大街上去。农民也没钱住旅馆。再说，农民也不会白吃白住。等我回村了，人家就会对我多照顾一些，这个帐，父母亲心里应该是明白的。那时，我们家只有我一人在农村，经济上比我三哥下放时宽裕了很多，不那么在乎有外人来家吃饭了。

说着话，小钢板的老婆给我打水洗脸，端来西瓜。我洗了把脸，吃了一块西瓜，说，以前西瓜是稀罕物。村里人不会种，请了个山东人来种。现在你们会种西瓜了吗？他说，会种，但没得人种，想吃就买。他这话我信。刚才从隐驾走过来的路上，看到骑摩托车走村串户，卖咸水鹅的小贩。我很惊讶。农村人也有钱买这种东西吃啦？35年前，没有做这种生意的。那时走村串户的小贩，只有两种人，一是剃头匠，二是卖针头线脑的。农村人现在真的是有钱了，他们也像城市人那样消费了，这个市场不得了！

小钢板烟抽得凶，一根接一根。他老婆说，从早抽到晚，不灭火，不用火柴。我劝他，说，要抽出肺病的。我想说肺癌，怕他忌讳，70多岁的人了，肯定怕死，就说成肺病。他连连摆手，说，没得事的，没得事的。但我始终觉得会有事。这么瘦，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心肺功能已经损坏了。我跟他说，不好意思，什么（礼物）也没带。他又连连摆手，说，哪里话，能来看我就好了。这正像我在路上想的那样。此刻，我想的是，下次来，一定带礼物，外国的，可是，他还会在吗？便觉一些悲凉自心底升起。刚才叙旧时，数了一遍了我走后村里死去的人，队长沈秀明，副队长沈太海，唐大伯，周大伯，沈世成（电死的），大队治保组吴主任，还有几个我想得起模样却想不起名字的，总共有十几个。大队书记还在，但他在打麻将，不好去看的。小钢板说。打麻将为什么就不好去看？我没问。也许是来钱的吧？赌博。大队书记赌博！但大队早都不存在了，书记又能干什么？后来，稍晚的时候，我到江边回来，看见原来盖着大队部的地方，现在成了土地庙！村民告诉我，是各村集资盖的，每年有不少香客，原来的大队部拆了。我们大队宣传队当年在里面排过文艺节目，演出最红火的，是我同组知青小秦编写，并且担任地主一角的独幕话剧，“智擒地主”。30年后，我写过一篇同名文章，记叙该剧的创作和演出，它给我的启示。文中所说的黑衣人，就在这里审查我们的节目。

暮色苍然。我远远地打量着如今的土地庙，心中回响着当年的欢声笑语。照片里箭头所指的那个位置，是原来大队部的广播室，我们组的几个知青经常去玩。因为里面有个广播员，女的，随她父母下放到此地。按照吴有明的说法，她应该算户青。在我记忆中，她父亲是右派。全大队有十个生产队，一千多口人，能让下放右派的女儿当唯一的广播员，说明了以书记为首的大队领导班子的开明。我在农村二十个月里，大队从未组织过批斗会。这和一般知青或伤痕文学里所描写的动辄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农村很不相同。

因为时间晚了，小钢板一家还在等我吃饭，我没走到庙里去看看。再说，我的脚疼得实在不能再走了。刚才走到长江边，来回又是四、五里路，真是到了极限。该死的解放鞋！但是，不穿它又不行。我熟知的那条通往江边的小路，中途有一段长满了荆棘，齐腰深。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下放的时候，隐驾那一带的人，都从这条小路走去西凉山码头上客船，上行可到芜湖，下行可到马鞍山、南京。如今船没了，行人也就没了，小路就成了植物王国。

小路经过属于我们村的水田，有200多亩。遇到几个在抽水的村民。他们认不出我来了，但我一下就认出了他们，叫出了他们的名字。握手，言欢，一番叙旧，彼此都很高兴。我给他们照了相。当时忙于寒暄，没细看，现在端详照片，生出一些感慨。首先，他们都挺胖，有的还颇有些大腹便便的味道，跟城里人似的，说明如今农村人的营养，真的很不错。可能也要像城里人那样，遭受心血管糖尿病的折磨了。其次，下地干活，衣服都挺齐整，还穿着鞋。以前可不是这样的。6月中旬的天气，早就打赤膊了。条件好的，披一条纱布袋子，遮一些阳光，也当毛巾擦汗。没人穿鞋下地，都赤着足，走来走去。我在想，假设当初没离开农村，我今天跟他们一样，真的有那么不幸，需要上帝来考验我的勇气么？人生的痛苦，归根结底，恐怕多数是想象出来的。这些人，一辈子生活在我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苦海里，但你看他们的笑容，多么坦荡，真诚，好像梁山好汉。城里人已经不会这样笑了。城里人的笑，是有分寸的，笑而顾左右，而言它，为了应酬，为了利益，也就是说，实际上都是假的。如果说，活着就是胜利，那么当个农民的胜利好像还更大一些，因为身体比现在会更好一些，心理更健康一些。只是，便没有后来的出国留学，周游列国，看伊瓜苏大瀑布，游亚马逊河，居住在洋人中间，体会他们的文化，那还是怪遗憾的。

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引起我一段记忆。这幅照片里中间那人，我下放那年，他29岁，叫我猜他的年龄。我说他有40岁，闹了个大笑话。如今，他已经有了孙子，当爷爷了，性格还是那么开朗，身体还是那么好，还下地干活。他左边那人，据说在朝鲜当过兵，原来是仓库保管员，为人老实巴交的，不善言辞，老被人调侃，但如今，看上去，活得也很不错啊！那边那个，比我小几岁，父亲是我们大队的治保主任。他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后来当过兵。我下放的时候，他瘦瘦小小的，特别喜欢到我们知青组玩，如今也是一个壮汉。

不仅遇到的人，每一处景物也能唤起一段记忆。我离开这几个农民，顺着那条小路，往右一拐，便到了河边。这条小河，由村子一直通往长江，是条界河：河这边是我们村的田，那边是邻村的，就是现任隐驾党总支书记住的那个邻村。同一条河的水灌溉两边的田地。别看河这么小，几乎是咫尺相隔，在我下放期间，两边收成却可以相差很多，而且总是我们这边少。最糟糕的是1975年，我们队收的晚稻都是瘪的，扬场时，一抛掀，轻飘飘的稻谷，全让风给吹跑了。而对面邻村收的却粒粒饱满。年终决算，邻村每工好几毛，我们村只有1角6分。这意味着，我村一个壮劳力，劳动一天，所得将将够买一斤米。那一年，我们村一半的家庭，包括队长家，入不敷出，赊账过年。我是单身汉，决算下来，本来可以分几块钱，却全转到队长名下（经我同意），抵他家欠生产队的债了。我一个壮劳力，劳动一整年，一分钱没挣，只是没饿死而已，而我穿的鞋和衣服，吃的盐和酱油，全都仰赖父母给钱。若把这些开支算上，我在农村三个年头里，收支实际上是负的，自己养活不了自己。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怨谁。怨老毛，把我们弄到农村？可人家农民怎么活下来的？怨我们自己懒？可我们每天出工，不是也累得四脚巴叉？

这条小河，还承载着我一个传奇：眼镜的失而复得。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眼睛的往事》，予以记述，兹摘录如下。

我的第一副眼镜陪着我读完高中，又伴着我下了乡。一天晚上，收工以后，和几个知青同伴到河里洗澡。我爬上河中心的一条木船，将眼镜摘下来放在船头，一边洗头，一边和同伴唱着“听对岸，响数枪，声震芦荡……”。兴头上，得意忘形，一不小心，将眼镜踢到了水里。心里咯噔一下，喊声糟糕！立刻纵身入水——哪还有影儿？下乡的头一年基本上就没戴眼镜了。在农村没眼镜的痛苦，是看不清对面来人。狭路相逢，人家跟你笑，你一脸冰霜，过后人家背地里会说你这人架子大，而若来者是社队干部，问题就更严重了；但你若没来头地逢人开口笑，人家又说你这人傻，拿你不吃劲，专开你的玩笑。真是进退失据，宽严皆误！

第二年夏天，我不死心，一个人又到了河边，在堤埂上找准位置，游到河中心，一个猛子扎下去，潜到数米深的河底，在松软而冰冷的污泥上爬行了几步，忽然摸到一个异型物件，赶紧浮出水面，擦去污泥，露出的，正是那副眼镜！真是踏破铁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将眼镜擦拭干净，仔细端详，镜片无损，只是塑料镜架完全变质了，原来的深黄变成了凄惨的淡黄，一碰就龟裂，只好又花了两元钱，换了一副黑框玳瑁镜架。后来当工人，上大学，戴的都是它。对它，我心怀感激。它的左镜片的中心，有一个烧灼的黑斑，是到工厂参观点焊机时被飞溅出来的火花烧的。假如不是它，火花直入左眼，还不瞎掉？

这段故事，今天必须补充一点内容：别人也帮我捞过眼镜。这次回村，遇到一个村民，比我大两岁，我一时没想起他的名字，他大声地、准确地喊着我的名字，说，你怎么会忘了我的名字？！我下河给你捞过眼镜的啊！你忘啦？你怎么能忘呢？——但我确实忘了。自己的痛苦，永远记着；别人的帮助，总易忘怀。但我的忘性，并未丝毫影响他的好客。这天晚上，他一定要拉我到他家住，即使小钢板已经给我找好了人家。于是，我就在他家住了一晚。次日一早，我骑着他新买的电摩托，驮着他，一起到了姥下河。从那里，他开出手扶拖拉机，送我到大路上昨天我下大巴的路口。我和他挥手告别，然后搭车去了白桥。这么大大地麻烦他，还有他的妻子，而我却空手来去，心中很不是滋味。一路上，我曾想把手表脱下送给他，但我那手表戴了25年，太老了，送人根本不是个东西，很可能第二天就会坏，而它在我则是个纪念。又想把照相机送给他，但我没带专用的充电器。没电的照相机等于废物。背包里的计算机呢？村里又没有网络，他拿着计算机干什么？给人家些钱呢？又太俗气了。最后，我只好安慰自己：君子之交淡如水。

挥手告别时，我在想，不知今生今世，是否还会再见？但我相信，在我的余生里，不会再忘记他的名字了。他的绰号叫小牯牛，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义”。后沈村人起名字，是按辈分的。三个字的名字，第一个字是姓，第二个字是辈分，这两个字都无可选择，还未出生，便已注定，只有第三个字才表示一些意义，代表长辈的一些祝福，一些心愿。那么，自出生到现在，名字被人叫了50多年，自己写了无数次，最后那个“义”字，对小牯牛来说，是否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曾写过这样一些句子（见《女人的胸脯和友谊》）：义，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是中国的国粹。在外文里，法文译作“loyauté amicale de caractère sacré.” 需要五个词，12个音节。英文要精确译起来也差不多。这么啰里啰唆的，说明老外没有“义”的概念，盖因老外交友，以利为本，友情的边界，就是利益。我们中国人发明了“义”，崇尚“义”，所以才有《水浒》，有小牯牛。

话题扯远了，还是回到我在村里那天晚上的活动吧。我离开前面说的那几个老乡，走到河边，远远地凭吊了眼镜失而复得的遗址，然后沿着河边，走到了长江。我在《文革六记（五）：智擒地主》中，写过长江在我们那一带的景色：从（村子）走二十分钟，就是长江大堤。堤内侧有些人家，隶属于另外的生产队。大堤外侧是浩荡长江。春夏之交，长江水大，波涛汹涌，直拍堤岸；其它季节，在江水和大堤之间，裸露出成片的滩地，那些人家就在滩地里种植花生和芝麻。至于有没有收成，收成好坏，全要看江水的进退。……有天下午，队长叫我们几个知青挑草到江边。休息的时候，站在长江大堤上，迎着猎猎江风，望着滔滔江水，小秦高声诵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从没听过这样豪放的诗句，不禁佩服，想，小秦如果在我高中上的那个文艺班，一定是语文第一。

正是“长江水大、波涛汹涌、直拍堤岸、小秦诵诗”这样一些情景，使我30多年来，经常在想，如果回乡，一定要去看看那里的长江。可是，我却非常的失望。大堤虽然还是雄伟，并且堤面还铺设了水泥马路，但是，这些景色的主角，长江，却变得萎靡不振，蜷缩在暮气之中，仿佛一条死气沉沉的河沟，完全没有了当年生机勃勃的恢宏气势。

正是相同的季节，春夏之交，可是江水，不要说没法直拍堤岸，就是左边这幅照片里那点可怜的水面，还是我走下大堤，走了近400米，一直走到淤泥陷脚，不能再走了，使用了望远镜头，才勉强拍下的。后来听老乡说，是三峡水库的原因，水比以前少多了。一切都在变化中，包括亘古长江。可惜，以前没有留下照片。一场插队，一番苦海，一张照片没有，一切都只能靠回忆了。

从长江走回来，迷了路，走入一个陌生的村子，算算距离，应该离后沈不远了。问人，答是谢村。原来认识的。35年前，这村里有一家下放干部。夫妻，两个儿子，都来自马鞍山。我下放那天，我母亲来送我，晚上就住在他们家。老夫妻俩原来和我父母在一个单位，很关心我。刚下放的一天，我和老乡比力气，我挑了满满两箩筐稻子，有170斤，走了几十米。这事情当天就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他们把我找去，语重心长地说，今后可不能这样干，一是会伤了身体，二是露了底，队长总会派我们干重活。我很感激地诺诺几声。后来，其实，他们这两个担心的事情都没发生。我毫发无损。队长也总让我们知青干轻活，打农药，晒场什么的。

今天想来，我下放时的农村，就像北京大杂院，超级大的，什么人都往那里送。如果说，把知青送到农村，在当时来说，还有一些现实意义，可以解决二千万城镇青年就业问题，那么，把年近半百的干部送到农村，又为了哪般？他们和我们不同，他们可是拿着全薪！这个年纪的干部，即使是科员，工资至少也有6、70元。我认识的一个电气工程师，原来也住大块楼，下放在姥桥，每月180元，加上他妻子的工资，他家每月有250元。农民一家，一年都挣不到这些钱。拿着工资，在农村住着，又没有活给他们干，天下竟还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然而，下放干部们的心里并不松快，他们比我们更焦灼：说不定哪一天，一声令下，工资便没了，他们怎么活？也像我们一样挣工分，每天一毛六？不可能，他们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不是这病就是那病的。文革十年，奇奇怪怪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然而，生活在那个年代，经过各种各样的大话口号的包装，一切又都显得天经地义。从江边回来，中途走叉了，走到谢村，问了人，方才回到后沈。天已擦黑。小钢板正在挨家挨户地找我，大声喊着，江岩声！江岩声！当他看到我时，更大声地叫起来，江岩声！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去长江边看了看。他对站他旁边的一个人说道，我的妈呀！他一个人，跑到江边去了！又转头对我喊道，大家都在等你吃饭！快！快！

我忍着脚疼，加快脚步，走了过去，并随着他，走入他大儿子家的厨房，和左图中这些人吃了一顿晚饭。这顿晚饭，是我农村此行的高潮，容我慢慢道来，细细进行一番看图说话。

从桌子说起吧。因为它几乎占了画面的一半，可算画面的主角。在江南一带，这样的桌子叫作八仙桌。我想，那意思应该是可以坐八个神仙，也就是八个人吧？《沙家浜》里，阿庆嫂唱过它，“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自从1976年，我离开和县农村以后，再也没见过八仙桌，城里人不用它，国外更没有。这次回来，发现30多年来，农村人的家当中，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八仙桌。一路从姥桥走过来，20里路，所见路边人家，堂屋里都摆着八仙桌，觉得很亲切。它还是那个老样子，一点没变。在我下放的时候，学木匠的，三年出师的标准，就是会打张八仙桌。这是有道理的。打八仙桌，须用硬杂木，难削难刨；多榫头，须严丝合缝，才不易脱臼，经久耐用。我下放时，和我脾性相近、交往最多的一个农村青年，识些文字，颇有点农村小资的味道，痛恨务农，自学木匠，老跟我念叨木匠那本经，八仙桌，大衣橱，搞得我有种印象，做张八仙桌，比放原子弹还难。这次回乡，我原想住到他家的。走到隐驾，听书记说，他如今已经当了爷爷，离开了村里，去了湖南长沙，给在那里经商的儿子带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为他庆幸：终于离开了农村；但我肯定应该为他祝贺：这么些年里，他到底还是成了家，有了老婆，还有了儿子。我在村里的时候，他好像有27、8岁了，父亲过世得早，老母跟她过，家里很穷，一直找不到对象。

如今，他离开了农村，可是，农村的日子已经不是那么清苦了。可从这天晚上的菜肴看出。有这么几样：卤鹅爪，红烧肉，丝瓜炒蛋，炒毛豆，炒青椒，糖拌西瓜。

要知道，村子离最近的集镇（白桥）有8里路，他们肯定来不及专门为我这个不速之客去集镇买鹅爪和猪肉。一定是平时家里就吃的东西，或者，至少村里有人家平时吃的东西。当然，我也不敢说，村里人生活真的如何好。假如您仔细打量上面那幅照片，就会发现，只有两个人面前堆着吃剩的骨头，一个是我（离席拍照），一个是我左侧的人。他就是小钢板的大儿子，晚餐的主人。其他人一个劲儿地叫我吃，不要放筷子，自己却不吃一块鹅爪，或者红烧肉。我吃了两个鹅爪后，发现了这个“秘密”，就不好意思再吃了。我担心，这些东西，在农村还是很金贵的，舍不得吃的。第二天，我专门问了小牯牛。

他回答说，不是的，不是的，他们不是客气，是吃过了，真的吃过了。但我仍存疑。我在小牯牛家吃的早饭，一碗糖水泡炒糯米，里面卧了三个荷包蛋。我看小牯牛的碗里没有鸡蛋，便推说我吃不了这么多鸡蛋，拨了两个鸡蛋到他碗里。他妻子吃泡饭，没有鸡蛋。没有任何小菜下饭。对比我三哥家，每天早餐桌上，有豆浆，馅饼，煎饺，煮鸡蛋，咸鸭蛋，4、5样小菜……。农村和城市的生活，就饮食上来说，差别还是很大的。当然，农村人也喝啤酒了，桌上开了两瓶，地下摆着两箱——农村人也成箱地买啤酒，这是个伟大的进步。35年前，农村人只认得烈性白酒。

应该说说饭桌上的人了。那儿地处真正的农村，远离城市，可是，这五人里，只有一人务农，就是我右边穿背心的，比我大几岁。他原来是裁缝，给附近村民做衣服。十年前歇业，专门种地。为何歇业？他说他会做的那些式样，现在人都不穿了。饭桌上其余四人都比我年轻许多，都不种地，在城里跑单帮。因为现在天热，他们回乡下避暑——嘿，农村人，进城打工和经商，倒还挺会安排自己的生活！然而，这里隐藏着一个危机。十年后，等我这一辈人老去，种不了地的时候，农村便没人种地，于是出现粮荒，天下大乱——但愿是杞人忧天。

一个问题：不知您想到没有，饭桌上为啥都是男人？女人哪里去了？

因为在那个地方，女人不上饭桌待客。女人坐在旁边地下，看我们吃喝，听我们说笑。我当时没觉得，现在看照片，觉得挺奇怪。对这个风俗，我原来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从来就如此吧，以前习惯了，见怪不怪，所以没留下印象。现在，从国外回来，眼里仿佛装了女士优先的西洋无形眼镜，便忽然看见了从前视而不见的东西。

下放时，我就觉得，在和县农村，女人是最辛苦的动物。她们除了不使唤牛耕田耙田以外，要干所有的农活，还得穿得整整齐齐，捂得严严实实。夏天插秧，上面烈日灸烤，脚下热水蒸腾，衣服里面，汗流滚滚。休息时，还不能像男人那样，脱光了跳入水中，她们只能穿着汗透的衣裳泡在水里。收工后，要做饭，洗衣，种菜，伺候孩子，“严禁非法取环”，……。在江南农村，生为女人，真的比牛还不幸！

吃饭的时候，我向裁缝提了一个问题，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问的：我们知青来村里插队，实际上就是吃他们的，喝他们的，他们对此是怎么看的，有没有想法。我说，我希望你跟我说真话。裁缝不明白我的问题，说，你们出工劳动，没吃我们的。我说，以前生产队不是公有制，是集体所有制，村里150口人，打了粮食，本来是150口人分，我们来了，一下多了好几张嘴，你们不就分的少了吗？我们干的都是些轻活，说老实话，队里干活，其实是有我们不多，没我们不少。有没有我们，还是打那么多粮食。他连连摆手，说，哦，我们没有这样想过！大家都觉得，你们日子过得太苦了，你们城里人不该受这份苦。分我们的东西？我们从来没这样想过。

裁缝的话，说得非常诚恳，不由我不相信。想起一句俗话，“刁含山，滑和县”。那意思是说，含山县人刁，和县人滑头。但后沈的村民们，竟然都没有想过知青来村里插队，是分吃他们自己的大锅饭。这么显而易见的问题，都想不到，怎么能算滑头？分明是很朴实的呀！但这样一来，问题就更严重了。这说明，一个集体，大到150口人，就没有集体所有的概念了。说明那个时候，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耕土之民，莫非王奴。既然如此，这方土地，谁来种，种出来的庄稼，谁来吃，都是一样的，也就没人关心。这么一想，便明白了知青运动的必然性：又是土改种下的祸根！有了土改，便有合作化；有了合作化，便有可能把知青送到农村，把全国弄成一个大兵营。我怀疑，老毛可能早在土改时，就想到这一招。试想一下，今天你再把城里人送到农村看看？地都分了，没了所谓的集体，谁家愿意接受？不跟你打破头才怪呢！纵使老毛再世，也是没有办法的。

裁缝说我们的日子过得太苦。也就是说，在农民的眼里，我们过的日子，比他们还苦。这的确是事实。队长可以照顾我们，只分配我们干轻活，但他没法让我们的自留地自动长出菜来。队里特意把我们房前的一块耕地划作我们的自留地。那地紧挨着水塘和生产队的粪坑。村里没有比这条件更好的自留地了。可我们就是种不出菜来。我们太懒了！收了工，农民都奔自留地，知青却钻到屋里，懒在床上，或说说笑笑，或下棋打扑克。这样一群懒人，地里怎能长出菜来？种不出菜，便没菜吃。又没钱买，结果常常吃白饭，就酱油。农民看不下去，时不时送些菜来，大家便狼吞虎咽地打一顿牙祭。我们其实就是一群二癞子，仰赖别人的善举度日。30多年来，每当我回想起在农村吃酱油泡饭的日子，便有一种感觉，好像面对一道无解的哲学命题，一个悖论，有劲儿无处使，窝囊得直想仰天长叹，欲哭无泪。区区几个人的小家，都搞不好，更何谈伟大抱负，兼济天下？

不仅没菜吃，有时甚至没水喝。水要从一个专门作饮用水的塘里挑来，约200米远。组里几个人，按日轮流挑。遇上雨天路滑，又恰好轮到组里最懒的人挑水，那天多半是没水吃的。一个知青挑水吃，二个知青抬水吃，三个知青没水吃！

那么，不能分家单过吗？或者，勤快人在一起过，懒人随他去。一个知青的家长跟我这样建议过。他说，一颗老鼠屎，能坏一锅汤。你们窝在一起过日子，一人懒，懒一窝。但我对分家有心理障碍，不能接受。那个时候，我还相信吃亏是福，难得糊涂，憧憬梁山好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他又说，你们不是给了懒人5元钱，让他回家买豆腐乳吗？豆腐乳呢？

掉江里了，懒人说的。我答道，他说回来下船时，一不小心，罐子碰在码头上，碰碎了，豆腐乳全掉江里了。
谁能证明？
和他一起来的一个人。
那是他的狐朋狗友，你就相信？

他这个问题，我得承认，在那之前，我确实没想过。我可以为了朋友去说谎，但从未对朋友说谎，也就没想过朋友会对我说谎。懒人再懒，但总归朝夕相处，一口锅里吃饭，一个屋里睡觉，一起劳动,一起拉琴吧？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朋友吗？既是朋友，我没法怀疑。直到有一天，我在街上遇见一个下放干部。那时，我已经离开农村，回城工作了。下放干部正在四处跑动，办理回城的手续。他说，懒人朝他借过5元钱，一直没还。他要到懒人家里去找他还钱，问我懒人家住哪里。我说不知道。下放干部连问我好几声，你真的不知道吗？我也连续回答了好几声，真的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懒人跟我打过招呼，不能告诉人他家住哪里，尤其不能告诉这个人。下放干部非常失望地走了。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中作痛。下放干部住在邻村，就是现任隐驾书记住的那个村。他一家人对我们很好。我们晚上常去他家玩，打扑克，吃他们自己种的蔬菜水果。可是我却对他说谎。只因懒人是朋友。我觉出了我的行为之荒唐，因此开始怀疑懒人的腐乳落江神话。许多年后，我读到《黄金时代》。王二说，他“什么都不信，唯一不能违背的就是义气。只要你是我的朋友，哪怕你十恶不赦，为天地所不容，我也要站到你身边。” 读到这里，我笑了起来，这种蠢事，我在我的黄金时代也干过。懒人啊懒人，你可知道，我曾为你堕落，对着好人说谎？

王小波的小说也许算不上伟大，但他绝对可以算伟大的作家，因为他具备伟大作家的一个特征：暗辨是非。王二的逻辑，乍看荒诞，但细细推敲，其大是大非，并没有错。关键一点，什么是朋友。“只要你是我的朋友”，这就是王二开出的条件，他把朋友的门坎儿，提到了无限高，当然可以甩开膀子说大话。的确，人活一世，遇人万千，但真能满足这个条件的，“只要你是我的朋友”，也许一个没有。宋江之于李逵，陈清扬之于王二，当然要算这种朋友，但这些例子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中的懒人，之于我，能算吗？我从不赖账，也从不对朋友说谎。我与懒人，彼此为人之道，有如此重大差别，怎能算“只要你是我的朋友”的那种朋友？

也不能怪懒人。他太小了，下乡时可能还不满16岁，搁现在，还是个需要父母小心翼翼地伺候，弄不好会出重大心理麻烦的Teenager。更何况，他其实还是个艺术家，二胡比我拉得好，有灵性，还弹得一手好琵琶。那个时候，会弹琵琶的人很少见。众所周知，举凡艺术家，在老百姓勤快之处，都是懒人。这个，我不怪他。令我至今不明白的是，他这么小的年纪，父母怎么就能放心，让他去农村。完全可以上高中的呀！虽说读书无用，但下乡总归不是什么好事情，能拖两年是两年，谁晓得世道会怎样变化？因为文革时看到的糊涂人太多，所以我对中国父母很看不起。这些所谓的大人，其实都是些存在决定意识的盲流。

因为懒人年龄小，单纯，率真，所以大家（包括村民）都喜欢跟他玩。他应该也算是个聪明人。刚下乡时，象棋他下不过我；没多久，我就下不过他了，偶尔赢他一盘，我会心花怒放一天。懒人的单纯，体现在随心所欲不逾矩。冬天里，赖在床上，拿着本《赤脚医生手册》，翻到妇产科那几页，一边看，一边在被窝里前后摆动屁股，口中念念有词：“进去了! 进去了！”引得我们几人狂笑不已。都是20岁上下的小伙子，“进去”究竟是啥滋味儿，谁个不想尝尝？可像他那样，恬不知耻，公然表露那种需求，我们都不敢。换句话说，我们尽管年轻，却已城府深厚了。我说懒人随心所欲不逾矩，是因为他只敢在我们屋里聊发少年狂，真到了姑娘面前，他其实是很腼腆，很守规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组里，大家常常怂恿他去追大队广播员。可我们几个陪着他，真到了广播站，坐在广播员的床上，和她聊天，我看他也搭不上什么话。

五、姥下河

可是，我又有什么资格嘲笑懒人呢? 我曾有过比他好得多的机会，可是我的表现，还不如他。在女人面前，我根本就不会说有用的话。刚下乡时，我曾买过许多“怎样”的书，《怎样种水稻》，《怎样种棉花》，《怎样种小麦》，《怎样养猪》，但没人告诉我怎样和女人相处，我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畅销书《怎样找年轻女人》。许多年后，当我知道这些时，一切都晚了。因此，第二天，我骑小牯牛的电摩托，载着他，来到了姥下河。他在摆弄手扶拖拉机，我在废弃的渡口票房前拍照。

此时的我，心中的惆怅，一如满江的春水。我想到在姥桥吹喇叭的高中女同学。她应该就在这所房子里，为我买过船票。那次我生病回家，她为学校出差购买文具。早上，她来后沈找我。我们刚起床，正在弄早饭。那时还没盖知青房。我们住在队里公房的西侧耳房。四个知青挤在里面，床挨着床。她的到来，蓬荜生辉，并使那间充满汗酸脚臭的房子，立刻飘起了一种雪花膏的清香。我们都不自在起来。吃完早饭，在同组几个知青送别与疑问的目光中，我和她一起离开了村子，一起走到这个渡口。有10里路，大部分是在长江大堤上。清晨的大堤，前不见去客，后不见来者，天高地阔，碧野良田，江水悠悠，一路上，说不完的话。可都是些废话，大话。关键性的体己话，一句也没说。以后的多少年里，我都在想，假如那次，鼓足勇气，向她表达自小就有的好感，会怎样呢？后来的事情，我和她的关系，是不是就会有所不同？她对我，应该不会毫无感觉，不然怎会有那么大的勇气，众目睽睽之下，跑来找我一起回家？她怎么就不怕别的知青说闲话？而当有类似的机会时，为什么我就怕去找她？离开农村前的那天晚上，下着雨，但其实雨并不大，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在想，非常想，去她的住处，跟她告别。不过十分钟的路。可是，怎样跟同组的知青解释？为什么要专程去跟她告别？当然，我可以说，她是我的同学。方圆几里内，只有她是我的同学。就算别人知道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肯定也无话可说。可是，告别之后，又怎么办？明天我就要是工人了，城市户口了，而她还是农村的。我们之间，可能吗？我们那一代人，红旗下的蛋，文革中长大，在知道什么是爱情之前，早已深知爱情的罪孽。我家在大块楼的隔壁邻居，蒋阿姨，她的大儿子，老三届，自南京下放苏南农村，早早有了女朋友，是一起下放的南京知青。她怀了孕，只好结婚，结果他们那一带的知青都先后招工走了，只有他们两口子一直待在农村。蒋阿姨急得成天抹眼泪，四处托人，可一点办法都没有。到我下放的时候，1974年，他们还在农村，已经六年了。那时的政策就是，知青一旦结婚，便立刻掉入被招工、上学、参军等一切好事所遗忘的角落。今天，我当然有理由感到羞耻——为我33年前，21岁时的世故。我一直以追求超凡脱俗为做人之道，但其实，许多年里，我也是地地道道的存在决定意识的下三流。人生如棋，却又不是棋。棋输了，可复盘研究，输在哪里，吸取教训，下次改进。人生没有下次，即使可在虚空中复盘，弄明白输在哪里，也没多大意义，没机会了，正如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的那样，“生命给予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所以，后来，当她拒绝我时，我并不怪她，也不怪她妈，或者任何影响了她的抉择的人。是我自己不配。但我珍重我那份感情，当年美好，如今沧桑。不是所有人都体会过或者能记住这样的心路历程，正如这所渡口票房，虽然废弃了，里面空空如也，但仍然以它在荒芜中的存在见证着历史。

在姥下河，邂逅一名老户青，67届初中生，下乡13年，70年代末才转为城市户口。他让我想起蒋阿姨的大儿子。身材长相都差不多。下乡时间也差不多。经过十多年的农村磨难，蒋阿姨的大儿子如今是不是也是这副农民模样，尽管肯定已经不是农民了？

小牯牛要开拖拉机去隐驾给人家装下水道，我没时间和这位老户青谈话，只在一起照了张相，连他的名字也没记住，只知道他姓李，恰好和蒋阿姨的大儿子一个姓。尽管没记住这个在和县农村待了13年的人的名字，却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天下知青是一家，只要当过知青，无论天南海北，心灵世界里，总有些地方是相通的。

六、白桥

白桥是个镇，在后沈西南方向7里路。在和县话里，“白”发“博”，音短而重。我下放时，去白桥的次数比姥桥多得多。我们去白桥粮站交过公粮，卖过棉花。卖完棉花，老乡会带着我们到饭馆里，坐在八仙桌边，点一个菜——炒猪肝什么的，喝一盅酒，那种我一喝就头疼的山芋干酒。我一个人还在白桥呆过一整天，就为了等待一家机械厂给我做一个喷雾器的喷嘴。那喷嘴本来是塑料的，坏了，又没卖的，那家机械厂硬是拿生铁翻砂，浇铸出一个烟斗状的物件，然后上车床，车出螺纹。收费8元。在那一天里，我闲得无聊，在白桥街上走来走去，把每一家小店，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然而，34年后的今天，当我又走在这条街上时，竟然没有一家小店能引起我

的记忆。看到一家理发店。那师傅说，他在此理发已经有40多年了。这么说来，我当年百无聊赖的目光，一定在他的小店里驻留过。他当然记不得见过我，正如我记不住见过他，彼此不过是萍水相逢。然而，当我说是当年的知青，来此一游，他便忽然热情起来。我和他攀谈了一会儿。待我往回走时，听到几家店里的人都在说，有个知青，退休了，来旅游，看看当年下放的地方。我心中感到温暖。我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今天忽然引起街谈巷议，完全是因为我头上顶着的那个知青光环。虽然当年有极少数知青偷鸡摸狗（我们组里就有），但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历史符号，知青给和县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至于30年过去了，老百姓还在怀念和关心着这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过客。

白桥也有座剧院。我在隐驾公社搞宣传队的时候，它叫白桥大礼堂。我们并没有在白桥大会堂里演出过。它和我的关系，就是“白桥大礼堂”五个大字是我们宣传队的艺术指导兼编剧，用水泥在大礼堂门楣上方制作的。每个字约一米见方，10元钱。他的职业是泥瓦匠，包工头。人很干瘦，尖嘴猴腮，冬天里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黑色棉袄，目如黑洞，深不可测。他拉二胡从不换把，只有一个八度，如同拉京胡那样，不分低音高音，但他编的芦剧，经他一拉，就是流畅。这样能文能武的民间艺术家，后来我再也没遇见过。这么多年里，每次想到在农村搞宣传队的日子，便会想到他。这次到白桥，一个目的，就是找到白桥大礼堂，看看他用水泥塑的那五个大字。可惜，白桥大礼堂是找到了，但名称已经换了，叫做白桥影剧院，肯定不是他的手笔。墙上镶了瓷砖，说明有过中兴，但还是败落了，字迹发霉，玻璃破碎，荒草从生，不见一丝人气。中门上方挂了个牌子，“老年俱乐部”。白桥这么个小镇，能有多少老人，竟需要这么个大礼堂做俱乐部？废物利用吧？白桥原来也是公社，后来公社没了，它成为姥桥乡辖下的一个村镇。和没了权力便没了热闹的隐驾不同，白桥依然热闹。历史的原因。白桥是个老集镇，不依赖权力的更迭而兴衰。

因为无人看管，我得以走入影剧院，先到厕所撒了泡尿，然后进入鸦雀无声的演出大厅。我们当年虽然没在这里演出过，但我们整天排演节目的隐驾大礼堂与此类似，所以一切看着都很熟悉，尽管一切如今都很荒寂。椅子拆掉了一半，墙漆剥落，地上乱七八糟拖着一些电线（后来看电影《芳华》，主人公越战残疾归来，回到当年排练场，又勾起我对以上情景的回忆，此是后话）。商品时代，文艺向大城市集中，农村人只能看看电视。可是，过去，文艺那么普及，到处都是宣传队，人人能唱样板戏，最终普及出来什么东西？无非一些泡沫而已，就如同我高中上的那个文艺班。中国人，中国文化，终究还是世俗的，还是民以食为天的。

七、香泉

在我从北京逃跑以后的临时计划中，到过白桥，我的回乡之旅就算完了，此时，我应该打开手机，让我三哥找到我。自离开他家后，我一直未开手机，也未跟他联系，他不知道我跑到哪里去了。但我心有不甘。回乡，回乡，朝思暮想了多少年，回来只住了一夜，在和县境内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24小时。这样就回北京，重新面对疯了的老父，我不甘心！我不是三哥，没那么多孝心。假的真不了！这样一想，我觉得，我应该在和县至少再待一天。毕竟，这里可算我的第二故乡。如果说，母亲的子宫是我生命的起点，那么后沈则是我人生轴线的原点，因为我对待日后的一切，都是以在后沈的生活作为参考系的。后沈地处和县，可是我对和县，却几乎一无所知。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却对我的原点所在地不甚了了，这很说不过去。

为什么要到香泉？这么一个艳俗的名字？因为那里有温泉，小钢板大儿子告诉我的。而温泉和我的关系，是我在后沈养过浮萍。那个时候，村民喂猪，主要靠浮萍。但浮萍这东西，在我们那里，不能越冬。天太冷了。每年春天，队里要派一些壮劳力，到和县北方一个有温泉的地方，购买浮萍挑回来。几十里路，很辛苦的。我们知青从未被派去过。我恰好有一本《怎样养浮萍》的书，就毛遂自荐，和队长说，我来养浮萍过冬。队长答应了，我就在知青房门口挖了个长方形的坑，坑底用瓦做了个烟道，做成一个和我想象中的北方火炕差不多的东西，有灶和烟囱。烟道上面堆了些棉籽，埋了几口缸。缸里是我到河里、塘里采的浮萍。坑上覆盖塑料薄膜。冬天，我就在烟道入口的灶里烧草。我以为，烧上几把草，坑里温度就会上去。结果，我们几个知青抱来的稻草都烧光了，坑里的温度计还是没什么反应。后沈那一带本来就缺烧的，队里不可能为我养浮萍提供足够的柴草。再说，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多少柴草。如今想来，应该不堆那些棉籽的。棉籽是不良导热体，相当于给烟道包了棉被。在棉被里面加热，棉被外面怎会有多少热量呢？可那时，我没学过传热学。最后，下雪天里，浮萍都冻死了。在那之前，浮萍发黄，病怏怏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养浮萍》里没有相关的措施，我就每天看《矛盾论》，主要矛盾，次要矛盾，谁上升，谁下降，等等。结果还是没用，浮萍还是死翘翘了。老毛那一套豪言同样救不了浮萍。而因为失败，我为做那个火坑花的钱——主要是买瓦和塑料薄膜所用，也没好意思找队里报销。那些钱，本来够买几罐豆腐乳，解吾几月无菜之慌！

香泉不是我记忆中农民去挑浮萍的地方。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我这次在和县时一直没想起来。既然香泉也有温泉，而且据说还有一个很大的湖，就去那里吧。我回到和县长途汽车站，站在售票窗口前，问了一些信息，犹豫了一会儿，买了张去香泉的车票。为什么犹豫？因为一直在犹豫是不是该回北京。一直到了和县，站在车站售票窗口前，还在孝的不情愿和不孝的罪过感之间挣扎。最后心一横，暂且不孝。列宁说的，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泛滥。眼不见心静。再说，反正也没外人知道。就买了票。

车过香泉镇时，我还不知道，一直看到一座凯旋门式的建筑，上书一行金色大字，“中国香泉湖国际度假中心”，赶紧招呼司机停车。下车。天气闷热。汗流浃背。放眼四周，嘿，一派荒唐：崭新的豪华别墅，鳞次栉比，童话似的排列在一大片戈壁般的干坑之边；几只游艇，像几条死鳄鱼，爬卧在路边的荒草之中。周围不见一个人影。我走入凯旋门，找到一个值班小姐。她也正像我一样，一副汗流浃背的样子。我问她，怎样回到香泉镇？她满脸流汗地回答我说，到路边等车。有多远？五里路。我背着计算机，手里比来和县时多了一床席子，半只白桥咸水鹅，还有配给该鹅的一袋酱油汁。这两样东西是买给我老岳母的。她就住在江水那边的马鞍山。这么啰里啰唆的，显然不能走五里，只好到路边等车。

同时在想，我是何等的荒唐，于荒唐的天气里，荒唐的时刻，跑到这样一个荒唐的地方。

很等了一段时间，过往了许多车辆，方才等到一辆回和县的车，回到香泉镇。下车后，在一个岔路口，朝一个中年女人打听温泉。她问，你要花钱的，还是不花钱的？我心想，能不花钱，为什么要花钱？便说，不花钱的。她说，那你走到前面路口向右走。我问，花钱的呢？她说，那你现在就向右走。我谢过她，向不花钱的那个方向走去。同时心疑，这年头，还有不花钱的东西？Ne te fais pas d’illusions!

我走到前面岔路，依那女人所言，右拐，走入一条和白桥老街类似的街道，走过一座小桥，下面是黑乎乎的臭水，飘着各种垃圾，立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同志们你们好，垃圾不能再倒了”。我对着臭水拍了一张照片，想到巴西小城市里的臭水河，人类自我作践原来是不分种族和信仰的。这样想着，我走过桥，一直走到街道尽头，出现了一个圆形门坊，里面的影墙上写着，“第一汤”。

绕过影墙，是个院子，坐着一溜刚洗浴出来的男人，或胖或瘦，或老或幼，在乘凉，都赤裸着。这种毛骨悚然、吊儿郎当的情景，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我想拍幅照片，到此一游类的，又怕遭人唾骂，就忍住摄影欲望，折入浴室。但见一大池清水，池中一个水包，在突突地往外鼓水。那煦煦的清水，一经游到池边，便如缎子一般，滑入池沟，不知去向。以手探水，不敢多停留，烫！水温肯定高于57度。57度的水，我有概念。35年前，在后沈，小钢板带我试用温汤浸种，水温就是57度。那么，眼前的水，这么好，这么清，简直让我嫉妒得起疑。是温泉吗？我自问。应该是的。谁烧得起钱，把水弄热，白白供人洗澡？而且长年累月？

我终于忍不住欲望，决定冒险拍照。我脱下T恤衫，将背包里的摄像机（照相机没电了）包住，取出，只露出镜头，将其上的雾气擦去，对准那一大池清水，几个赤裸人，按下快门。摄像机的快门响动大，引起旁边一个赤裸人注意。他朝我看，但脸上没什么反应。

我赶紧逃跑。

我走回到那条小街上，走过黑水小桥，找到一家旅馆，住下了。旅馆很便宜，本来30元一间的房间，老板娘还给我优惠成20元。她带我看房时说，床上是今天刚换的席子，被子也是新换洗的。我住下来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去洗温泉。水烫，我没法把全身泡入水，只坐在池边，以手撩水。但我看有些人耐热，衣服一脱，便直入水中，就像入普通的塘。后来，我买了一瓶冰镇啤酒，邀请旅馆老板跟我一起喝，以便消灭我原来买给我老岳母的咸水鹅。天热，旅馆的冰箱坏了，那鹅不能再放了。老板对温泉水的评价是，根本就不烫，而且女人那边，也是大池，但从未听说谁得传染病。这老板也可算是马鞍山人。他父亲是马钢职工。人民下海年代，他早先在马鞍山轮箍厂门前摆摊，卖豆浆、油条、水煎包；钱挣够了，就回了乡，买过卡车开运输公司，倒闭了，又给人开车，现在没事干，待业家中，辅助老婆开旅馆。他说他前后两栋房值50万元。

住旅馆，需要登记客户资料。旅馆有台电脑和扫描仪，装有公安局统一发给的旅馆登记程序。老板夫妇俩大概从未接待过外宾，扫描我的护照时，看见我的护照上的Belgium，他们也不知道那意味着我是外国人，跟我聊天，总以为我在国内某地，哪一所中学教书，因为在职业一栏里，我填的是“教师”。我也就将错就错，讲到教书之道，就把我在巴西白水教大学的心得来一番移花接木，倒也觉得天衣无缝。现在回想起来，有些遗憾，为人这么亲切朴实的老板和老板娘，第二天告别时，竟没想起给他俩拍张照片。至于温泉，到没有什么遗憾的，去了三次，洗了两次。第二次洗，忍住烫，数次努力，终于全身泡入水中。真像老板说的，不烫！只是出来以后，全身通红，熟螃蟹一般。我走出浴室，和吊儿郎当的人们坐在一起乘凉。大汗淋漓，刚用毛巾擦干，立刻又出一身。虽然热，到也痛快！想到四川人，他们三伏天吃辣子火锅，要的也是这样一种痛快吧？又想到德国黑森林的巴登巴登温泉。水没这里热，门票却要30欧元。30欧元，就是300元，够在这里待10天，包括吃住。这里旅馆便宜，饭店也便宜。3块钱就可吃一顿早餐。由此想到早餐饭桌上那小伙儿，一边往嘴里扒面条，一边乜斜着眼看书。是本武侠小说。我不知其作者名，更没读过。我没话找话，和他聊了几句小说。小伙儿告诉我，那本书写的是高科技世界里的武侠。他大概是觉出我的武侠小说功底很不好，便显出不耐烦，不屑于和我谈话。他吃了几口面条，大概觉得面条没有武侠小说好，把碗推给他旁边坐着的像是他老婆也像是其相好的女子，只专心看小说。女子把他的面条一吃完，两人立即起身走了。这小伙儿，是我在和县一路走来，唯一见到的读书人。

八、乌江

还在后沈小钢板的大儿子家吃晚饭的时候，听他说，乌江有个霸王祠，我就在想，应该去看看。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在和县土话里，“提”和“祠”不分。而在普通话里，我们又常常把“堤”错念成“提”。所以，两错加一起，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就以为，他说的霸王“提”，是项羽自刎的“堤”所在。设想一下，大堤之上，霸王自刎处，立着一块碑，背靠大江，乖乖！那可是不得了的地方！还有比之更悲壮、雄阔的景色吗？但我这么想象的时候，已心生疑问。怎么可能？2200多年前的事，谁有那能耐，精确地考证出项羽自刎在哪块地头？（原载江岩声搜狐博客，2009年7月3日-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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