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看薛梅演唱《绣红旗》有感

她本来不叫薛梅，是我在小说《文艺班》里给她取的名字。既是小说，一般总要避免使用真名吧？当然也有例外，那些大名人。我最近就冲“茨威格”三个字，花了16欧元，买了一本《茨威格最后的日子》，刚出版的BD（小人书）。但现在，我们班长还没有茨威格那么大的名气，差得还太远，也许永远不会有。57岁了，这个年纪的茨威格，已经是名满世界的大作家，而薛梅不过在弹丸之地，马鞍山的业余演艺界，给敬老院的公益演出中，有那么一些名气，在她剩下的还可以登台唱歌的十年二十年里，要奋斗到茨威格那样的名气，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世界对女人太残酷了，尤其演艺界的女人，一定要年轻，一定要漂亮，而她，虽然曾经漂亮，却已经不年轻了。想到这些，我就感到丝丝悲凉。对普通人来说，出名实在太难了。然而，谁知道呢？苏珊大妈那种忽然红火了的事情，再发生一次，也并非绝对不可能。人世间，除了是人必有一死，还有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

她会唱歌，在我们文艺班的历史上，是很晚才发现的，晚到文艺班两年的下半年，还剩几个月，我们就要毕业了。这就相当于一个寿命80的人，活了四分之三，到60岁那一天，忽然发现自己能唱歌，晚不晚？
所以，我们班的音乐指导，李老师连连顿足，说，可惜了，可惜了！李老师，高个儿，长脸，黑瘦，毕业于山东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他拉小提琴技艺如何，难以评论，因为这取决于视角，那时的，还是现在的。但他会作曲，我是知道的。我们经常演奏他作的曲子，我们都佩服极了，他就是我们文艺班的音乐上帝。所以，既然李老师都连说可惜了，那就是真的可惜了。

李老师如今已经作古，是我们文艺班七、八个老师中第一个作古的。黄泉之下，他绝对想不到，他当时那声感叹竟一语成谶：薛梅一辈子，正是可惜二字，而且不仅仅是唱歌。

薛梅老早就想上大学。“我上高中，就是为上大学。” 40年后，她对我说。我感到诧异。我上高中，并没想到上大学。大学哪里是我能上的呢？我能上高中，已经是谢天谢地的事情了。早我两年初中毕业，我姐就没上成高中，必须下乡。那时只有红五类才能上高中。而上大学，红五类都不够了，还必须有足够大的后门。所以，我上高中时就没想过上大学。现在，40年过去了，回头一看，薛梅是对的。上高中不是为上大学，又是为了甚？可是，我怎么就没想到，或者敢于想到呢？

薛梅在班上唱了半年歌后，文艺班就散了，我们毕业了。没人上大学，大家都必须下乡，区别只是去哪里。生活条件最艰苦的是淮北固镇，条件最好的是马鞍山市郊区，还有其它一些地方。班主任要薛梅去淮北固镇。你是班长，你要起带头作用，老师说。但薛梅的父母不同意。她在家是长女，身体又不好。她父母找了学校的工宣队长，还到班主任家求情，闹得风风雨雨，最后薛梅去了马鞍山市郊区的红旗公社。为此，我们班上许多人看不起她，说她当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其实不是这样，薛梅自己也是要去固镇的，只是她妈阻拦。她和她妈一再争吵，把她妈气得吐血。像这样自己要去固镇，母亲硬是不让，因而没去成的，不止薛梅一个，我也是，还有一个女同学也是。40年后，这位同学回忆说，她没去成固镇，在家哭了一天。那时，我们就是这么傻！

但薛梅还是比我们聪明些，或者说，识时务些。她知道我们到农村是干嘛。1975年，她在农村小学教书。领导看她工作认真，吃苦耐劳，就说薛梅，你写份申请书入党。她婉拒了，说我还想招工。40年后，她跟我说这些时，我就在想，她真是个明白人！假如是那时的我，肯定要入的，即使代价是扎根农村。那时的价值观念就是这样，党票高于天，连我都不能免俗。只不过，人家组织上看不上我罢了。如果看上了，那我肯定是要掏一颗红心，把傻事干到底的。我初中班上一个女同学，就差点儿把傻事干到底。她去了固镇，入了党，有招工的机会也不走，从1974年初，硬是呆到1978年初，因为考上大学，才走。那时，形势早已变了，扎根农村不怎么提了。这些事情，几十年后，回头一看，又是薛梅正确。

她为什么老能正确？ 在我们大家都糊涂的时候？为此，我问过她的家世，试图从中找出原因。她父亲1952年大学毕业，上海，学电气的，分到东北，遇上她妈，1955年生下她。这不能解释她为什么老能正确。我父亲也是大学毕业，资格更老，解放前的。那位在家哭了一天的女同学，父母也是五十年代初大学毕业，一个北大，一个清华，不能再好了，而她却比我还傻。我毕竟还没哭。我又问薛梅，你爷爷是干什么的？她说是店员，不到40岁就死了。我想，这就是了。上海的店员，那该是多么精明的人。所谓精明，就是趋利避害。这其实只需足够的常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最缺乏的不是学说，不是推理，不是思辨，而是常识。因为学说，推理，思辨，这些高级精神活动，都要以某种哲学为依据，而疯狂的年代一定流行某种疯狂的哲学，哲学疯了，人便没法正常思维。此时，惟常识能阻人疯狂。薛梅一家是有足够常识的人，便比我们少疯一些。这是我想到的区别，不知对不对。

然而，薛梅没有上成大学。她从农村招工后，进了马钢二烧结，分到烧结车间，整日灰头土脸的生产线上，三班倒，倒得晕晕乎乎，没时间复习，也看不进去书。二烧结那地方偏僻，离家远，每次下夜班，路上提心吊胆。她甚至也不谈恋爱。不离开二烧结，绝不嫁人。最后，是她的歌喉，在文艺班练就的本事，救了她，终于因为会唱歌，调离了二烧结那鬼地方。她去考过安师大艺术系，声乐专业，过了文化课考试，过了初试，复试被刷下来。后来，有朋友跟她说，如果找找熟人说项，以她的相貌、嗓音和才能，一定能录取。但这没法验证，只能凭添终生遗憾。

她的第一次婚姻也是个终生遗憾。蹉跎到26岁上所嫁之人，竟然是个负心郎！她刚生下孩子，他便跑到广州，找了别人，后来又跑到美国。她一个人把孩子带大。没法专心工作。孩子上高中的时候，她办了病退，伺候孩子读书。之后，又伺候她妹妹的孩子读书。再后来，伺候她年迈的父母。一辈子，就这么，在伺候别人中度过了。这样的人生，不能不说是悲，尤其想到她在花样年华上，任文艺班班长，登台独唱时的无上风采。

然而，薛梅这一生，正像《绣红旗》的那句歌词，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就看你怎么看了。 论悲，她是我们班那些花儿之最，其他女生，不管上没上大学，至少都没离婚，而婚姻成功，是女人最大的成功。但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论喜，薛梅也是我们班女生之最，因为没人像她这样，今天还登台演出，各种舞台，中央电视台的，各种大礼堂的，敬老院的，旅游场所的，并且场场唱得心花怒放。看看她唱《绣红旗》就知道。这样一首悲歌，竟然给她唱得喜气洋洋，且惟她唱得喜气洋洋。其他歌手，王莉，刀郎，都一股劲儿往悲凉上唱。他们都仅仅是在诠释他们自以为是的江姐，那个虚构的，滑稽得可笑的场面。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简直就如同儿戏，共产党犯人竟然还能在里面绣五星红旗！沙皇的监狱也是，列宁竟然还有喝不完的牛奶！问问中国那个得一百万美元椅子大奖的犯人，在监狱里能不能绣中华民国国旗，有没有牛奶喝？

王莉，刀郎，这些职业歌手，没有薛梅的那种经历。他们唱这首歌，或许有薛梅所不及的艺术感受，但不会有薛梅独特的心理感受，那种只因为唱歌本身而产生的由衷的喜悦。以她的人生，一路走来，她不能不唱得喜气洋洋。我相信，她不是在唱死到临头的江姐，她唱的是她自己。多少年，多少代，今天终于盼到了你，盼到了你。她从小就喜欢唱歌，知道今天还在唱，还能站在这些个伟大的舞台上，不容易。她一己之悲，与她所爱的唱歌事业相比，毕竟还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总归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薛梅，薛梅，雪后之梅，梅花香自苦寒来。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
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多少年哪多少代，今天终于盼到了你，盼到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