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岩声

（一）黑铁时代

八十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可能都有过当翻译的体会。我刚出国时，读过教育部的一个宣传材料，说留学要过三关：语言关，生活关，还有一个什么关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学习关吧？材料说当时拿德国洪堡奖学金（后来听说任教委副主任）的韦钰，刚出国三个月，就过了语言关，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曾给中国访问洪堡基金会的代表团当翻译。我的同学里有一位自费公派访问学者，刚来比利时的时候信心百倍，说韦钰行，咱为啥不行？咱也要三个月拿下法语。半年以后，他发牢骚了：

“我说小江，法语是不是比德语难？人家韦钰学三个月就能当翻译，我来半年了，法语怎么还是老样子？听，听不懂；说，结结巴巴，还不如在国内。”

“我已经来一年了，还不是和你差不多？学语言是以天赋见高下的，人比人气死人！”

这是我在广州外语学院学法语时得来的体会。我那时的同屋黄秋庭就是个外语天才。大家同时起步，一样用功，半年下来，他就是比我们学得好，好上一大截儿，不服不行。相比之下，我就是个外语笨蛋。但是，再笨的人学外语，只要锲而不舍，又生活在外语环境中，时间长了，总会功到自然成。成了以后，我就在学习之余，偶尔给人家做短工，干些鸡零狗碎的杂活儿，编程便编程，修房便修房，跑堂便跑堂，翻译便翻译。这其中，翻译可以说是最人模狗样的一种：着西装革履，陪风云人物，操高言雅词，品珍馔佳肴。可是，若论报酬，就很难说了，有点儿像人打摆子时的体温，忽高忽低。最低的时候是零，免费。这常常是陪国内来访问列日大学的官方代表团。就难度来说，这种没钱的翻译最令我头疼，因为说的都是一些友谊地久天长的大话。中国来访的，不论官大官小，言必称中比友谊。 在法语里，“友谊”其实是很少说的一个词，而围绕它编织成的国家级大话，口语里更是从来听不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比两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对着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说这种国与国之间掏心窝子的话，那教授除了一脸茫然以外，还能有什么表情呢？翻译是门学问，而翻译中国官场辞令更是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我没受过专门训练，对这些国家级大话，怎么可能翻得准确，翻得传神？所以，勉强翻完以后，看着比利时人丈二金刚一头雾水，我脸上发烧。

除了国家级大话，突如其来的高雅话题也很难对付。一次宴会，在列日最老的一家饭店，庆祝签订中比一项合作研究协议。酒酣饭饱之余，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忽然诗兴大发，即席背诵起王安石的《明妃曲》，“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餐桌对面，是一溜儿正襟危坐的比利时教授和政府高官，望着他们迷惘的目光，我只能傻眼。现在想来，那参赞当时可能遇着点儿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不然的话，向老外介绍中国诗歌，更好的选择多着呢！比方说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用来象征中比两国更进一步的合作，多合适 ?! 为什么偏偏念惨兮兮的《明妃曲》？既不合时宜，又难翻译。

有时谈判的专业术语也会难住我。有一次，比方要求双方在一份谈妥的文件上签字，中方代表说他的级别不够，他的签字不算数。比利时人说要是你们谁都不签字的话，不等于没谈一样的吗？中方代表回答说要签也只能草签。这下便把我难住了。首先我不知道什么叫草签，像老毛他们看文件一样，画个圆圈？或者在签字旁边注明“不算数”？ 其次我不知道怎样翻译“草签”。比利时人也跟我一样，没这概念。他们认为，只要签上名字，不管笔迹多么潦草，都是签字。中方代表坚信“外事无小事”，不弄清楚了，就是不签。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即使是翻译平常咱们老百姓说的话，也有卡壳的时候。大约是 1986 年吧？北京首钢买下列日地区一家关闭多年的炼钢厂，派来三百多工人拆迁设备，干了半年，拆下来的破铜烂铁，一车一车地拉到安特卫普，再从那里装船，海运回国。首钢只有一个法语翻译，姓谢。人多嘴杂，再加上三百多号人的吃喝拉撒睡，诸多杂事，谢翻译没有分身之术，一人哪能抵挡得过来？于是，在首钢的请求下，我们几个留学生就组织起来，轮流去当翻译。那个时候，国家外汇困难，请留学生当翻译没曾列入首钢工程预算，所以就没有名义上的报酬。只是隔三差五地从 他们的食堂里拿 一点儿东西发给我们，或者一瓶色拉油，或者一包面条，或者三两 棵葱。其实我们也不在乎有没有报酬。都是公派留学生，为国家建设出力是理所当然的，心情愉快的，而且还是一个操练法语的好机会。那个时候，大家都挣得少，一点儿外汇攥着就像宝贝似的。有位工程师参加一家工厂的三天培训课程，我给他当翻译。完了以后，拉着我满列日到处找劳保用品商店，要把那家工厂发给他的只穿了三天的工作服卖掉。劳保用品商店出的价是 100 比郎，相当于现在的二块五欧元。我还陪过首钢食堂的采购员去买菜，坐着公共汽车，专往最便宜的地方去，跑遍了列日的屠宰场和蔬菜批发站。工程结束那天， 首钢团长设宴感谢比方人员的合作，中国人加上外国人共有四百多，开了几十桌，济济一堂。 在这样的场合当翻译，众人瞩目，自然很风光。团长个子不高，是个广西人，说话简短痛快，宴会前致词的最后一句是“大家请便”。这么简单的一句口语就把我难住了。想了一会儿，才憋出一句文绉绉的 Vous pouvez vous disposer 。后来很多年里，我常想团长那句结束语到底该怎么翻。现在想来，或许 Servez-vous 应该就可以了。

偶尔也有报酬很高的时候，那样的翻译就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有一次中国代表团来和列日大学一位教授讨论研究项目。我上过那位教授的课，是最让我头疼的，考了两次才勉强考过去。我打怵那教授，他也记住了我，就请我去当翻译。送走客人以后，教授朝我勾勾手，示意我跟他去办公室，然后递给我一个信封。打开一看，我差点没晕过去，完全没想到，里面竟有八张面值一千比郎的钞票，几乎等于我一个月的奖学金！教授微笑着说：“ Bon travail, bonne remuneration 。（干得好，就该挣得好） ”

（二）黄金时代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春风杨柳万千条，十三亿人民尽舜尧。而我呢，在国外天南海北折腾了一番，走了下坡路，又开始给人家做短工，教中文便教中文，当翻译便当翻译。所不同的是，时下的中国，经济抽风般狂热，往西方送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经济代表团。现在当翻译陪的自然都是生意人，比方雇主给的报酬也就很生意，相比之下，当年首钢的那三两 棵葱不过是 三两根毫毛。我的法语比当年也灵光许多，来的人也不再说那些国家级大话了，翻译起来就没什么困难。而且，因为我很少回国，这些代表团就成了我了解中国的窗口，审视自己的镜子。当然，凡事有利便有弊。当年我是小江，前途无量；现在是老江，穷途末路。满脸皱纹的老江博士给一些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当翻译，听吩咐，受差遣，心里便生出些酸甜苦辣。若碰上那等个体户老板访问团，有时还会听到一些恶心话，比如“外国的 华人都系博戏（士）啦，在街上抓条猫，也系博戏啦！”这个时候，就更要暗自往丹田上 运气，方能镇静应对。

那天，来的是某公司在中国的客户组成的代表团。所谓客户，就是搞批发的二道贩子，每个贩子手下有好几家工厂，说起钱的事情口气都很大。这些有钱人穿着很随便，与我的拘谨的西装革履形成强烈反差。我看接待日程表上写着代表团要花一小时乘专用巴士游览列日，就把《啊！列日》一文复印了十多份，送给他们人手一份。文章太长，不是一下能看完的，大家只是溜上一眼就放在巴士座位上了。中午在列日最有名的中国餐馆吃饭。比方接待人是个中年女士，不会说中文，自然不喜欢和中国男人搅合在一起，先自托词告辞而去，留下我一人陪代表团吃饭。女士临走时叮嘱餐馆侍女，这顿饭没有开支限制，随便客人点菜开酒，又转身对我叮嘱日程安排，一定不要迟了，最后说我的饭钱也算在里面了，不用我自己掏钱。

餐馆事先已经拟好了菜谱。侍女来征求意见，我翻译给大家听，都说好。这家餐馆的酒窖在隔壁大教堂的地下，远近闻名。我向大家做了介绍，可是没人愿意品尝，都说来杯比利时啤酒就行了。“法国葡萄酒可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呀！”我不无遗憾地告诉大家。这是我第一次到这家餐馆吃饭。

都是中国人，单独一个包间，说话方便，即使大声喧哗，也不碍事。一杯啤酒下肚，有人问道：

“江先生，你在文章里说的那些妓女在哪里？”

“往那边走两条街。”我做了个那边的手势。感到挺高兴，原来还是有人仔细读我的文章的。

“多少钱放一炮？”

“四五十欧元。”

“很便宜呀！吃了饭快带我们去。”一个人从兜里掏出一把欧元钞票，点了点，放在桌上。

众人大笑，个个显出踊跃之态。

就想起了老陈。妓女那行情还是他告诉我的，有二十年了。老陈是科学院地理所派来的访问学者，住在国际学生中心，邻居都是些和他一样拿比利时外交部奖学金的黑人学生。老陈说，每月初那些老黑一拿到奖学金就去放炮，一炮两千比郎，一个月的奖学金缴了房租以后就只够放五炮的，到月尾没钱吃饭了，就来朝他借，讨厌！

就想起了我和老陈之间的故事。这故事和当翻译没什么关系，有点儿离题，但我想还是把它写出来吧。这就好比作家们常在小说里夹上一段与故事情节无关的风景描写，可以让读者松弛一下神经。另外，还因为老陈是老实人，比我还老实。老实人故事少，现在不写，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写他。

有段时间，国际最著名的边界元教授到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讲课，二个星期里，我得天天去听。老陈有外交部发的火车月票，没有照片，比利时全境通用。我就借来了使。结果最后那天回列日的时候被车长查到了，要我拿出身份证来核对。我说没带。“那就出示护照。”“护照也没带。”车长就扣下了月票，要我第二天拿着身份证或者护照到车站站长办公室去取。我和老陈商量办法。我说老陈你把身份证借给我，外国人看咱中国人都长一个样儿，再把你的黑框眼镜借我戴上……，我话还没说完，老陈突然哭了起来，泪如雨下。哭了一会儿，老陈抹干眼泪，说，别弄砸了，车站给通报到外交部去，影响他老婆申请比利时签证来探亲。最后还是我骑上摩托车，载着老陈一起到了火车站。我穿上老陈的黑呢子大衣猫在远处的墙角里，老陈穿上我的蓝色滑雪衫去站长办公室。老陈说，万一穿帮的话，就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争取宽大处理。是个晴空万里的冬日。真是运气！老陈只进去了一小会儿，就出来了，手里举着月票，朝我晃动。那位车长不在！老陈啊，你现在哪里？是否已经退休了？……

“妓女都系黑银（人）吗？”一声广东腔打断了我对老陈的回忆。

“也有白的，东欧来的。”

“那好！那好！大家快欺（吃）！” 广东人显然是个领头的。

可是，餐馆把这顿饭搞得太隆重了，特地安排的菜谱制作起来费时费力，一道一道的菜上得很慢。最后一道是甜点，大家都说只要点水果就行了，好快点走人，可是等了好一会儿才端上来。每人一盘，盘子里有一球冰激淋，一球麻团，一球元宵，两颗草莓，数叶切成佛手状的芒果，十多个红色的醋栗。红的，白的，黄的，煞是好看，可就是吃起来太费时间。等大家都吃完了，我看看表，已经下午两点，按日程安排，此时必须乘巴士离开列日去三十公里外的工厂参观会谈，之后他们还要赶到布鲁塞尔。我起身看看窗外，那巴士已经在楼下等着我们了。于是，那天的下午，列日就少了一道风景：西装革履的老江博戏领着一群中国色狼在妓女街里来回流窜，挨门放炮。

2004-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