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祖国心连心六十年

——庆祝新中国六十华诞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也是我与祖国心连心六十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心情格外激动，不期然地拿起秃笔，写下这篇拙文，以表心迹。

 一 、新中国的诞生点燃了我希望之火

 在柬埔寨，我是个贫苦的孩子。读小学时，受到一位不仁教师教我唱：“逃不出生活的锁……还是死了干净得多”的影响，小小的年纪就曾想自寻短见。好在不久的1949年，传来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尽管当时柬埔寨仍然处在法国殖民反动统治之下，没有得到祖国更多的消息，但我心中已点燃了希望之火。1954年柬埔寨独立后，旋即于1958年与新中国建交，天空中才出现灿烂的阳光，使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的照片，读到《青春之歌》等进步书籍，也学会唱《社会主义好》等歌曲，了解到我的身后有个强大的祖国，心中充满自豪与希望，也给了我一股爱憎分明的力量，使我敢于用小字报赶走一个反共、反新中国的右派校长。特别是在中国驻柬首任大使王幼平先生的鼓励下；在看到周恩来总理访柬的威仪下，我回国的决心更大，终于克服一切困难，放弃当校长的优越条件，于1960年6月14日，起程回国。当抵达香港时，亲友极力阻止我回国，说大陆正在大灾难，没吃没穿，有的地方饿死了不少人，还答应在香港找一份理想的工作给我。我婉然谢绝，决心回国与祖国人民共荣辱。1960年6月16日，我终于回到广州，进入石牌华侨补习学校学习。我把6月16日回到祖国的日子，改为我的出生日期，以示得到新生。

 二、祖国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1960年是三年灾害最严重的一年，尽管当时生活上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我学习努力，情绪高涨，面貌焕然一新。我把从国外亲人寄回来的食物与用品，全部退回，决心与全国人民一道克服自然灾害。学校每次分配，我都写上“祖国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十个字。

1961年夏秋，我被分配到上海“控江中学”学习。当时到上海的名额很少，只用来照顾个别经济富裕，能自费前往，有直属亲人在上海要求团聚的同学。我班中符合此条件的人不少，而我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可是在放榜时，我班有两位同学被分配到上海，其中一人就是我，令到班中的同学哗然，说学校分配不公。我也觉得不合理，主动提出把名额让给有条件去的人。可是学校不允许，一定要我去，并嘱咐我到上海后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这时，我才意识到国家有意培养我。果然，我一到上海，就指定我做班长，不久又批准我入团，因而使我更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准备日后为工作，以报答祖国的关怀与培养。

当时国家对侨生采取“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政策，侨生每月粮食定量最高可申请到60斤，但我只要“一视同仁”，不要“适当照顾”，要与国内师生一样，只报30斤。虽然到月底粮食不够，半饥半饱地要吃双蒸饭，烂糊面，但心中也舒畅、坦然。

三、要求去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

 当时上海支援边疆的地点是新疆。1964年夏，在即将高中毕业前夕，我响应国家号召，约同班中志同道合的十几个同学，决定不考大学，奔赴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锻炼。可是学校要求我们参加高考后再去。我希望考不上，没有复习，天天去玩，心中想的只是“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但结果还是考上了福建泉州国立华侨大学中文系。没办法，我只好带着遗憾，悻悻然地到福建前线去上大学。

到了华侨大学，又指定我当班主席。开学后不久，听到邓小平在录音报告中说：提倡不参加高考去农村，这是个阴谋。工农子弟都不高考，留位给四类份子的子弟吗？我听这了话，才安地上大学，同时感谢国家把我当农子弟培养。

在校期间，除了学习基础知识外，更多时间到外面体现生活，还派我们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共同”，培养我们无产阶级的工农感情，使我得益不浅。

四、投笔从戎，奔赴“援越抗美”战场

 1966年初，为了备战，我校政治系、中文系的文科学生要迁到闽北山区的建宁上课。就在我与同学们整装待发时，学校突然通知我留下，叫我投笔从戎，随人民解放军高炮部队秘密入越南北方作战，实行“援越抗美”。当领导问我有何意见时，我还是那句：“祖国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当时挑选的条件非常严格，全校近3000人中，只选到8个人。我知道这是祖国在培养我，考验我的时刻，我打从心里高兴！经过在福州党校两个月的考核与桂林步兵学校几个月培训后，于1966年秋，我随沈阳军区空军高炮第一师入越南守卫谅山省（入越后改为中国后勤部队31支队）；完成任务回国后，我又奉命随广州军区陆军高炮70师（入越后改为170支队）进驻越南太原市，与美国空中强盗一决雌雄。

在越南战场上向侬族群众解释宣传品

两次入越，我都被分配到师政治部搞外事工作。对外，参与中越两军的谈判、联络工作；对内，协助师首长制订外事工作条例，检查团、营执行外事纪律情况，写月结上报总政、总参等。这些与越南军方的接触的外事工作，政策性很强，每句话，每个行动，都牵涉到祖国的声誉，但我总算能小心奕奕地顺利完成任务！

穿着越南军装出外工作

在三年的肉血激战中，我与全体指战员一道，经受了美国空军除核弹以外的子母弹、菠萝弹、重型炸弹、燃烧弹、气浪弹、定时炸弹、磁性炸弹、空对地导弹等的考验。1969年底胜利地完成任务后，凯旋归国。

五、在教育战线上立新功

越、美巴黎和谈成功，“援越抗美”任务总算完成，我们要转业回地方工作了！当时国内仍在搞文革，各省政府还瘫痪，我们这些“华侨军官”只好回原单位。想不到在几十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最幸运：师部首长开出证明，请福州军区把我调回广州工作（因为我是福州军区的人，广州军区无权安排我的工作）。于是我能顺利地从福建调到广州广雅中学任教，不久升任连长（级组长），管理近400师生，任务繁重。几个月后，上级又以军区的名义，把我内子从湖南医学院（湘雅）毕业分配回广州，这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当时的医科毕业生都要分配到农村的。我对国家的关照铭感五中，决心在新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立新功，以报答国家对我的关爱。在四年的教学工作中，我带领全连师生经常步行100 多里搞备战，还上山下乡，到分校学工、学农。做了无愧于心的工作。有两阕浣溪沙词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一、六九年夏转业到广雅中学任教

北越战场回广州，雅园零落使人愁。教工近半变“蛇牛”。

日日巡逻监学子，天天操练抗苏修。课堂安静即师优。

二、七零年初“荣升”四连连长

重担肩挑力上楼，行军教学两筹谋。师生百事挂心头。

建校蟠溪荒岁月，学农南海守江流。四年洒泪别神州！

1973年夏，学校领导我通知我，说中央有新规定，侨生可回当地国工作，并说我出国工作，贡献可能比国内大，既然如此，我只有听组织的话，同意学校出面帮我申请出国。为此，我于是年冬带着妻儿，向深圳桥头的五星红旗见了一个军礼，就洒泪跨过罗湖桥进入香港。

 六、绝不做损害国家声誉的事

 当时国家只准我们三人换15元的港币，到了香港袋中只剩下几元，极待亲友援助建立新家庭。当时有不少的不明单位的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并表示把我年仅两岁多的儿子免费入最好的托儿所。他们之所以这样“慷慨”，认为我是大陆“难民”。我明确表示，我不是“难民”，不用救济。

一年后，因为内子医好了教会的一位负责人，他愿意帮助我们与他一起申请去美国定居，但要求我们随便写一份在中国受迫害的书面材料，作为难民身份，以应负美国移民局入境处。能到美国定居，这是当时不少香港人梦寐以求的事，但我们宁愿放弃这个好机会，也不肯写。亲朋知道这事后，都说我笨。笨就笨吧，反正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做出伤害国家声誉的事。

我在中国做过学生，当过教师，在三个军区做过事，人脉关系较广。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对海外华侨投资有优惠，于是，有朋友叫我与我去中国投资，他们说你只要挂个名，当华侨投资即可，不用你出资。这不是偷梁换柱吗？这样欺骗国家的事，就是赚多少钱，我也不干的。

我有一个老同学做了中国沿海某大城市的海关关长。正所谓“近官得力”，于时有人建议我做出入口生意，便于通关。这样走私漏税，对不起国家的事，我能做吗？

 七、我是中国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战争，使我的亲人流落到巴黎。为了团聚，我举家从香港迁来巴黎定居。初来法时，我在教会工业学校工作，那里有不少从印支来的难民子弟就读。在那里工作的亚裔职工都报柬埔寨难民以博同情。我也是柬埔寨难民身份，但我偏偏认自己是中国人，我明知当时国中贫穷，华侨在法国是受歧视的，也要这样做。我要努力工作，改变法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果然，不出一年，学校领导找工人时，都要叫我去帮找，指定要中国人，他们说中国人功劳、老实、听话，不会乱罢工。想不到我在平凡的工作中，树立了中国人的信誉，使学校师生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

 八、去北京参加40周年国庆

 1989年夏，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不少的所谓“精英”，从中国逃到巴黎来兴风作浪，出假《人民日报》，派“女神号”船到中国近海作反对中国政府的宣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这紧要关头，我奋起捍卫祖国的声誉，拿起笔来写诗、文，公开在报刊上与他们斗争，终于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有诗为证：

 “精英”料子没几斤，分裂国家靠外人。

江郎才尽出假报，黔驴技穷派“女神”。

公海禁令无知晓，主人步调不会跟。

失道寡助人皆逐，致令“女神”化鬼魂。

几个月后，中国在艰难中迎来四十周年大庆，极需海外广大侨胞支持。当时巴黎的“猿猴”们气势汹汹，公开在报上骂回国的侨领是“嘲领”。要回国还需有勇气的，有些口头爱国泒“洁身自爱”而躲起来了。我冒着被单位开除的危险，硬要请假一个月赴北京参加国庆。临行前，《欧洲时报》交给你的份“特派记者”证，要我多采访一些事。在回国的飞机上，我仿李白诗，嘲笑那些所谓的“精英”的猿猴：

朝辞法地彩云间，万里唐山一日还。

市面猿声啼不住，飞机已过昆仑山”

在国庆游颐和园中，我有感而发地写一首七律诗：

湖水粼粼泛彩霞，满园笑脸赛鲜花。

少先薰拇呋独郑?细九ぱ?????/strong>

各族人民歌党伟，五洲龙裔欣国华。

讽嘲辱骂难拦住，游子天生爱祖家。

国庆前夕， 国宴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当时的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等人的座位周围，都用铁马围成一圏，宣布国家领导人不向来宾祝酒，所有贵宾与媒体都不得离开座位。我为了采访新闻，迳自离席进入禁区，想不到中央首长知道我是巴黎来的《欧洲时报》特派记者，竟然网开一面给我进入，使我得以采访当时有争议的总理李鹏和在巴黎传说被打倒的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当晚，全球记者只有我一个能进入禁区，可以说是“独占鳌头”，真想不到《欧洲时报》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连中央首长都知道此报社，可谓威矣！

在人民大会堂与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合影留念

国庆之夜，我坐在天安门城楼看烟花，当时一连放了两个钟头，可说是史无前例。我激动地填了一阕《沁园春》：

旭日东升，霞光普照，锦绣河山。看辽阔疆土，钢水滚滚，油田遍布，麦浪无边。我武维扬，外交凯捷，发射卫星技领先。四十载，喜翻天覆地，换了人间。

游园盛况空前，入夜万民歌舞蹁跹。礼炮廿八响，天欣地悦，烟花怒放，斗丽争妍。四海侨胞，京华欢聚，互报家乡换新颜。频举杯，祝神州永盛，国寿齐天！

在京期间，我写了《北京没有戒严气氛》、《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与李鹏和秦基伟谈心》等近30篇文章及时发回巴黎，刊登在《欧洲时报》我的专栏上，使广大欧洲读者及时了解祖国的真相。回巴黎后，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主任在酒楼设宴为我洗尘，使我受宠若惊，可能认同我在京的爱国行动吧！

 九、以酒家当爱国教育阵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凡尔赛宫旁，开了一间“金荷酒家”，接待过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各省客人，连吴仪女士一行也来光顾过。每当有中国旅行团来就餐时，我都在门前贴上“欢迎祖国亲人莅临”的标语，吴仪女士看后非常高兴，赞扬我们的爱国精神，送了名贵的檀香扇，还特地与我和内子合影留念。我是利用这间酒家作为宣传新中国的阵地：除了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取一些宣传中国的刊物放在酒家给外国人看，中国对旅行团也不放过。记得有个湖南水利代表团来就餐，当时适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们在酒家内高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一个西安自费旅行团刚好在中国国庆那天来就餐，我送红酒，开香槟，与他们高唱《我的祖国》，共祝祖国繁荣富强！我还以亲身经历对一些来就餐的中国年青人，讲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艰难岁月，使他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十、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

我体会到中国之所以几千年来兴盛不衰，是因为有统一的文字，有优秀的文化。所以我除了主张“写诗要写爱国诗，作文要作颂侨文”外，还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1990年春，与一班同好，组建“巴黎龙吟诗社”（后改不欧洲龙吟诗社），被推举为副社长兼秘书长。此诗社是个爱国诗社，但在换届时，有人企图把它拉向右转。那时我大病刚好，极度需要休息，但当我知道这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决定参加社长竞选并夺得胜利，使诗社继续沿着爱国方向走下去。

2000年，我卸下社长职务。觉得只有诗，没有文，好似一条龙缺少一只眼睛，于是成立了一个“巴黎中华文学社”，定期出版杂志，弘扬国粹。为了节约经费，从选稿、打字、排版、发行都是我一人搞，一直默默耕枟到今天，共出了30多期刊物。

近年网络盛行，我紧跟形势，在搜狐网开了博客，并开了《巴黎文学电子版》和《巴黎文学圈》，弘扬中华文化。目前博客与圈子的点击率已达80多万，腾讯网的博客更高达400多万。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我仍然用博文旗帜鲜明地与祖国心连心地鞭笞一些别有用心，攻击中国的政客。

更使我欣喜的是：《巴黎文学圈》，聚集了不少海内外的诗、文、书、画专才，是目前唯一的一个落户搜狐网，具有影响力的海外“文学艺术”圈。对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国粹走向世界，起着应有的作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大寿即将来临的时刻，作为一个海外游子，我为能够风风雨雨、荣辱与共地同祖国心连心走过六十周年而感到荣幸与自豪！

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仍然自觉地与祖国心连心地走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人生易老天难老”。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祖国的生命是无限的，她将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光，永远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繁荣富强的祖国万岁！

                                               陈湃 2009年9月13日作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