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踏入一九八五年，倒霉的陈湃似乎转了运，突然“派”起来：工资单的总额上多了五百法郎。我问了几位同事是否这个月加薪？他们都说刚去年十一月份加了薪，没有这么快，要等政府什么时候公布调整工资，就什么时候加薪。我想一次加薪也不会加到10%这么多，可能是弄错了，因为从一九八五年起，工资单改用电脑记录，于是去问总务主任。他一见我手上拿着工资单，似乎已知来意，微笑地对我说：“你工作做得好，我们很满意，是我们请求上级加薪给你的。”我不知如何说好，惟有再三感谢他。

出到走廊，刚好遇见校长，他用手揽着我的肩膀说：“比尼先生有没有告诉你，你加薪五百。”我故意说是五十吗，因为CINQUANTE和CINQ CENTS的音差不多。他伸出十只手指说：“是大五十，是五十的十倍”。我问他是否所有员工都加薪，他马上摇头，伸出一只食指用英语说ONLY ONE，还打趣地说，这回该请我喝香槟酒啰！我一听到ONLY ONE这个词，一种胜利的喜悦突然冲上心头，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一定，一定！”

做工人谁不希望加薪？特别是在这万物腾贵之秋，正所谓一头收入，百头支出。但是工人始终是工人，就算几次特级加薪，也无出头之日，因为“工”字一出头，就变成“土”字。做牛做马一生，到头来只能到“入土为安”时，才能得到大解脱，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况且，有些人跪地喂母猪——看钱份上；而我是跪地喂公猪——看工票份上。因为在法国，工票比钞票更重要，特别是对新移民来说，更是他的第二生命。有了它，可以安享太平，没有它寸步难行。我所说的胜利的喜悦，是指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以前我曾写了《小联合国》和《温暖的小联合国》两篇文章，把O·A·A机构属下的圣菲利孤儿技术学校比作“小联合国”，我把自己比作驻“小联合国”的唯一的中国代表。这个代表的工作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声誉。所以一年多来，自己在行动上不敢苟且，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以求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对中国人的生活作风、工作态度，有个较客观的了解。这次的特级加薪，可说是收到一点成效。更聊以自慰的，是取得学校的信任。最近有个黑人同事，因居留问题无法解决，辞去工作。消息一传出，应征者纷至沓来，其中也有法国人。我一得到消息，马上去找总管，要推荐一位朋友来做。他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CHINOIS，他问人品如何？我说人格保证。他说好，明天就叫他来上班。我问他工资多少，他说照最低工资三千六百法郎，我问他能否高些，他说看在你的份上，就依照那位退职员工薪金四千六百法郎吧，还问我满不满意？我当然是喜出望外了。

我的工作单位是属于教会私办公助的不牟利学校，经费开支是比较困难的。这次特级加薪，学校也无权决定，要由巴黎总部批准，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我虽然是一位新职工，但经过几次调整，工资已在几位老职工之上。这次大幅加薪，可与各部门组长的薪金并驾齐驱了。

常云：“知足长乐”。我这份工作虽然拿“大笔”，但可能是全校最轻松的工作，不用看别人的脸色，更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而且假期较多，全年的总休假日竟达42%。即是说，一百天中有四十二天休息。学校对职工也较仁慈，有事可以迟到早退，请一两天假也不扣薪，实在是一份较为理想的“铁饭碗”。我想，学校此次特级加薪，除了鼓励我之外，还有挽留与捆绑之意，目的就是使我“乐不思蜀”。但事情往往是矛盾的，特级加薪的结果反而使我“乐更思蜀”。因为我来法之目的是想搞些小生意做，希望“积谷防饥”，以备将来落叶归根之用。如若一帆风顺，猪笼入水，要向陈嘉庚、李嘉诚等学习，汇钱回国修桥筑路，兴办学校，以泽乡梓，诚人生一大乐事也！如若计划无法实现，起码也找一份直接或间接能为侨社服务的工作。只要有利于侨社，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工作苦、时间长、薪金低也乐于接受。若能如此，亦不枉十年寒窗之苦，也对得起列祖列宗。起码比身居外国，而默默一生地为外国人工作来得强些，有意义些。

 1985年2月下旬作于巴黎 1985年3月14日原载《欧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