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落在福建泉州的华侨大学，初期是直属于中侨委，由廖承志亲自挂帅当校长的。可是廖承志长驻北京，从未到过华大，直接领导华大的却是华大第一书记伍治之，第二书记林汝南，第三书记谢秋白，还有伍的妻子蔡楚吟书记。伍治之原是中国派驻越南的使节人员，是由北京委派来的。林、谢却是地方干部出身。因此，伍与林、谢之间是有一定矛盾的。由于几年来，华大都没有真正的、有才华的校长领导，忽视了抓教学质量，学生与教师意见较大。北京方面有鉴于此，特任命原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韦悫来当华大校长。韦悫曾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位满腹经纶的华侨学者。韦悫校长的到来，自然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大家都期望他能纠正“外行领导遵内行”的恶习。的确，韦悫校长的到来，使华大面目一新。他每次开大会，很少谈论政治，多是学术报告或勉励师生努力工作，勤奋学习的话，使广大惯于听政治口号的师生心里甜滋滋的。他的讲话，不是装腔作势，所以师生们很喜欢听他的报告。

韦悫校长当时已近七十高龄，可是面色红润，身体结实，喜欢穿着雪白的网球运动装。可能因为他是个网球健将吧！他最突出的特点，是脑袋又光又亮，像个“椰壳”，因而同学们在背后把＂韦悫＂叫成“韦壳”，这不是对他的侮辱，只是善意的玩笑，因为同学们对他是十分尊重的。

正是这样的一位好校长，“文革”中竟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斗得最惨。

一九六七年，我从越南战场回华大度假。当时，“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韦悫校长和部分领导被拉上台批斗，韦悫校长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罪，而被斗得昏倒在台上。

我当时应所谓的造反派之邀，列席了斗争会，我看到这种不人道的野蛮情况，随即退席作无声的抗议。事后，我静静地找到班中的造反派头头，批评他不应这样对待韦悫校长，要求他以后要暗中保护这位国家良才的安全。过了几天，我就离开华大返回越南战场的工作岗位了。从此，韦悫校长的消息，就不得而知了。

想不到时隔近二十年，我在巴黎碰到一位女外交官，她竟然对韦悫校长的情况很熟悉。她说：“文革”后期华大解散后，韦悫校长从农村回到北京，和他那被红卫兵打得一只脚成残疾的老妻寂寞地生活在一起。唐山大地震时他住在帐蓬里，直到他的爱人病逝为止。此后，他就到湖北省一个县城投靠其外甥女，从此再也没有音讯了。这位女外交官最后沉重地补充一句：时隔这样久，他可能离开人间了！

虽然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然而，这样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这样一位爱情永固的老人，“文革”期间被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后还被人遗忘，无声无色地死在他乡，实在令人惋惜！

（ 1989年5月19日 原载《欧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