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传世的一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中，演讲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却常常比其它的文学形式更直接的反映鲁迅的思想。上回说到一九二七年九月，也就是蒋介石血腥清党几月后，鲁迅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并提及鲁迅引用季札的名句“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很快就见到有网友引用<<庄子>>来解读季札的原意，并进一步论定鲁迅的矫饰。不由地感叹起网友的学识 --- 季札的年代比老子更早、更别说庄子，但竟被网友考证成道家。但毫不奇怪网友对鲁迅的理解 --- 这类的洞见是早已有之的。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鲁迅发表了另一篇著名的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其中有这么一段，“先前的<<列宁青年>>上，有一篇评论中国文学界的文章，将这分为三派，首先是创造社，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派，讲得很长，其次是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可就说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却说得更短，到不了一页。” <<列宁青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那篇评论一九二九年三月载于该刊。<<列宁青年>>当时是左派的创造社的舆论阵地，于是创造社以及创造社的文学就伟大、光荣、正确，鲁迅为代表的语丝社便沦落成了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当然，在创造社眼中，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的新月社就更腐朽没落了。

三十年代初的鲁迅就是生活在左右夹击的困境中，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这样记载“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鲁迅爱国、对暴戾无能的蒋介石政权有诸多不满，也常常诉诸于文字，所以对于来自左派青年的攻击很感冤屈。其实鲁迅自己也不免有“陋于知人心”的时候。对于左派青年，仅仅爱国是不够的，还要能“革命” --- 而且还必须是列宁定义的“革命”。所以鲁迅自认为和这样青年们同一阵营，于是“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但在左派青年眼中，这就是鹿马之别，所以就不免要赏鲁迅“十刀”。创造社的“勇士”成仿吾就指斥鲁迅是“有闲阶级”和“有钱阶级”。郭沫若更进一步指出“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者当时被译为棒喝主义者)。

鲁迅被右派攻击倒更自然而然，但右派青年们很感无奈的是鲁迅并非共产党，不然，捕杀了事是何等利落。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这样记载“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可以从容地审视鲁迅所在的历史环境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学。创造社的勇士们在成为列宁青年之后没有能留下可以传世的文学，党国的忠勇青年们也同样畏缩在历史的阴暗的一角。反倒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发扬光大了，而它们实质上是中产阶级文学。

不论鲁迅还是胡适等人在政治上都不极端。连鲁迅的论敌梁实秋都确认鲁迅并非共产党。共产党建政后开展过批判胡适的运动，而身在海外的胡适很感委屈，不禁对朋友、学生们抱怨 --- 自己其实也从没有批判过共产党啊！再考察一下他们的经济，他们不赤贫，但也只是以教书、写作为生，以现在的标准，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再看看他们的文学主流，虽然显露出政治倾向上的差别，但都有爱国心、有理性、不暴戾。

在那个年代，象鲁迅这样的中产阶级被妖魔化成了“小资产阶级”，之后又由于统
战需要成为共产党的团结对象，而中共建政后又很快有被清洗出局。同时出局的也是文化。毛泽东时代政治的极左化相伴的就是文化萎缩。成仿吾这样的“勇士”都成为大学校长了，他们的革命文学就不免要革去文学的性命了。直到邓小平时代中产阶级才逐步复苏，也才逐渐带来文艺复兴。

列宁青年们是对的 --- 鲁迅文学确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也就是中产阶级文学。但很遗憾，这么有洞见的列宁青年们没有留下好的文学，不免很担心他们会逐渐地象华南虎那样稀少，思想的历史博物馆里缺少鲜活的标本实在是万分可惜的。

很欣喜于中产阶级的文学发展 --- 也为中产阶级的文学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