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对伊文非常熟悉。知道她的真名,有她家的电话,还知道她有个弟弟。时隔六年的今天,尝试着回忆这么一个女孩,我的头脑却是这么模糊。那一年那么熟悉的手机和电话号码却再也记不起来。
认识伊文是偶然中的必然。那一年的她和我一样,疯狂地混迹于酒吧。某一个晚上,我们在那个叫“蝙蝠”的酒吧,偶然相遇了。我依旧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情。我和一群来自比利时的朋友在吧台上喝酒,听着新西兰乐队的音乐。那天晚上的朋友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寂寞的比利时朋友们开始和旁边坐着的一个长头发女孩子说话。那个女孩笑起来很甜,有点胖,一头乌黑油亮的过肩长发,不是很漂亮,但是感觉非常亲切。她和她的朋友在一起,另一个女孩很腼腆,英文没有她流利。后来,我们都去乐队旁边的舞池跳舞,她的恰恰跳的很不错。
我是那种看上去很冷,不爱说话的女孩,但是伊文跳完舞就走过来和我说话。和她交谈的时候,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很像,就开始热络了起来。她说她叫伊文,是一个德国名字,她男朋友给她取的。
那天之后,我们就经常一起泡酒吧,一起逛街。我和一个比利时人确立了恋爱关系,而她则是百搭,经常三八一点别人的故事来和我分享。
她经常在下午来我这里,有的时候,我们把厚实的窗帘拉上看恐怖片,有的时候,她洗一个澡,然后在脚趾甲上涂我的银色指甲油,有的时候,一起去楼下花园的露天酒吧晒太阳。她和我一样,无所事事,悠闲自在。
在某一个下午,她开始讲述她自己的故事。
伊文中专毕业后在一家公交公司做售票员,真的很难想象她做售票员的样子。售票员做了半年,和她恋爱多年的男朋友提出了分手。悲痛欲绝的她辞掉了这个工作,重新找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分手后的一年半里,她没天没夜地干活,工作成绩相当地出色。她开始在晚上的时候泡酒吧,喝很多酒。有一天,她在“蝙蝠”里遇见了她的德国男人。那天的她喝得烂醉,第二天,她在一个华丽的公寓里醒过来,才知道,晚上是和德国男人在一起。德国男人留了一张纸条,说他去上班了,让她等他回来。她在公寓里看电视,洗澡,慵懒地过了一天。德国男人是有家的,房间里放着妻子孩子的照片,衣橱里挂着他们的衣服。已经不相信爱情的伊文好像对这些已经不在乎了。她从那天开始,辞掉了工作,做了德国男人的情人。
德国男人给她她需要的一切,每次她回家都要在她口袋里塞上几千块零用钱。不久后,德国男人要回国了。伊文在公寓里帮他收拾东西。她把每件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包括他妻子和孩子的。德国男人告诉她,他会离婚,然后带她去德国。她相信了。
听着这样的事情,我想起了卫慧的“上宝”,一样的德国男人,一样的衣橱故事。那个时候的我,居然怀疑,伊文是不是coco的原型。
我遇见伊文的时候,她的德国男人已经回德国一年了。两个人一直有联系,他告诉她,离婚正在进行。时间太长,我有点怀疑,但是伊文却是坚信不疑。
我不知道伊文是不是真的喜欢德国男人,还是一心想出国。她说她要把弟弟也带出国留学。
那段日子时间总是过得很慢,天天的酒吧生活,我们过得乐不思蜀。伊文的酒量相当大,去“蝙蝠”的时候总是长岛冰茶和马格利特混着喝。有的时候,我们会爬上酒吧角上的牛皮躺椅上,让酒保往嘴巴里直接灌龙舌兰和柠檬汁。好几次,都是伊文带我回去,到了我那里,她还会拿小瓶的black label,然后一口饮尽。我好像没有见她醉过。
她百搭,但是对那些有权力的外国人特别友好。我的比利时朋友很快地就成了她的朋友,两个六十几岁的老头和她的关系特别好。我本不知道他们在公司的具体职位,但是伊文告诉我,那两个老头,是所有比利时人的头。
伊文不仅把两个老头搞得服服帖帖,并且,他们的老婆也把她视为好朋友。她带着她们逛上海,做起了专职导游。老头们的老婆走了之后,伊文更是如鱼得水,变成了他们的私人助理。
有一天,伊文兴奋地对我说,她去办护照了,德国男人发来了邀请信,她要去德国一个月。她把办护照的经过告诉我,以便我将来也去办。我觉得她的出头之日到了。临走前一天,她说,也许她去了之后就不回来了,所以带上了几乎所有对她来说重要的东西。连未婚公证书什么的都花了一千多块办好了。
后来的一个月,我没有联系过她,但是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顺利。
一个月后,她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她回来了。德国男人没有离婚,这次让她去其实是让她看看那里的环境。更荒谬的是,他带她见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伊文的希望从天上掉到地下。于是,带着一箱子的公证书又回来了。但是她说,德国男人会离婚的,可能几个月吧,他会来接她的。
那次从德国回来后,伊文好像变的目标明确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那个男人不肯定而想独立。通过两个比利时老头的关系,她在那家公司做起了秘书。
伊文当上秘书之后,我们就分走两条道了。她更多的时间是陪着两个老头,一起吃饭,谈她的新工作,我和另一堆人一起走过,两个人寒暄着打招呼。
不久后,我离开了上海。伊文的故事没能听到终结。
几年后,我回上海玩。坐在车里经过淮海路的时候,看见路边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伊文,穿着蓝色的羽绒衣,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发。我正想让司机停车的时候,看见她身边走着那个比利时老头。也许她没有去德国,也许她像我一样回上海度假。突然,我觉得其实和她并没有什么话可聊。隔着玻璃窗我轻轻叫了她一声,然后回头看她远去,她笑起来还是那么甜。
It doesn't matter life chooses people or people choose their lives. Life, however, is short and no one can escape from his or her f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