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他来敲她的门。她开门的时候穿着宽大的睡衣顶着凌乱的头发，前一天晚上的酒精依然在体内翻腾。他说他只是想确证一下她没有醉得太厉害。然后他伸手递给她一个麦当劳的纸包，里面有热的汉堡包套餐。她惊讶地接过东西，然后请他进来。他说不了，马上要出去采访。

那天晚上，她打开电视看六点半的新闻，已经好久没有看过电视上的新闻了。她是一个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女人，平时只是随便翻翻报纸了事。她记得他告诉她的电视台，那是她喝醉之前的事情。她在脑子里搜索前一天晚上的情形，除了把酒泼在晚礼服上，确实没有出什么其他丑。她偷偷地微笑，去卫生间的镜子里看看自己的脸，确定还没有皱纹。新闻主持人之后的采访片段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穿着中午的衣服，拿着话筒，面部有严肃的表情。她听得认真，竟然能够把他说过的话背出来。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他的电话号码，也不知道他到底住在六楼的哪一间，一时间，她有些失落。这个男人，有一些与众不同，也许，是她让他与众不同而已。

九点多的时候，每三天一次从大洋彼岸来的电话，她第一次有些失神。他问她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告诉他她喝醉了，电话那头传来他心痛的声音。他说快了快了，签证通知应该快下来了。可是，她的心里第一次觉得这份通知离她有些距离，她没有做好去美国的准备。

星期一一早，她准时走进电梯，她的妆有些刻意，心有些盼望有些慌张。电梯竟然没有在六楼停下，她的心突然从脖子这里掉到了地上。他是有意没有出现吗？还是他有紧急采访？她开始猜测，随即又有些刻意地逃避，他的事情和她无关。于是，她整整衣服，走出了电梯。

在办公室理文件的时候，突然有人对她说，三线，电话。然后，她拿起话筒说了喂之后，他的声音在另一头出现。她欣喜地开始脸红，四处观望。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她问。他在那头嘻嘻哈哈，别忘了什么是记者，何况我还采访过你们公司呢。他问她晚上有没有约会，能不能一起吃饭。她答应的时候没有一丝迟疑，放下电话，笑容仍然挂在嘴边。她问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可是却有难以控制的喜悦升上心头，这种喜悦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