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语：喜剧演员贾玲恶搞了花木兰，遭到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的批判，随后出来道歉；导演陈凯歌的《道士下山》被道教人士谴责，到目前陈凯歌尚未回应。许子东认为，贾玲的事情是一个品位问题，陈凯歌的电影则是重大的艺术失败。贾玲的事，可以说是几件坏事凑在一起成就了一个好效果 ---人们不再认同那么恶意底俗；陈凯歌的电影则完全暴露出了自己的硬伤---不懂还喜欢买弄，结果丢了底子。两者颠覆的对象不同，受众的接受程度也不同；由于不同的表现形式，观众的预期包容度也就不一样。另外，由于文化环境会对颠覆创作形成包袱，因此不同的环境形成的颠覆压力和效果也就不同。对于评价颠覆性艺术作品，则需要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标准，进行个案分析，很难找到一个简单的通用规则。
 

贾玲恶搞花木兰是“坏事”变好事

贾玲的事情是“坏事”引出了一个好结果。“坏事”在哪里呢？第一，小品本身品位不高，这个是从她的表演来说；第二，虞城县的批判就更加没有道理，上纲上线地说花木兰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这都有点武断，而且说到底地方经济拿民间传说来赚钱本身也谈不上什么高大上，这个是一个坏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是好的结果呢？我是这样看的，对贾玲来说这也没什么损害，因为她一个女人在男人为主的相声界要打拼也不容易，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她也是木兰从军。所以不管怎么样，对她的演艺都是扩大名声的，对于虞城县也有好处，他们的商业可以做得更大。但最大的好处是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扩展了一下大家对花木兰的认识，估计原来大家搞不清楚花木兰是哪一族的，现在才搞清楚花木兰她不完全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她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学传说，而且她到底是哪里人、姓什么，一大堆的考证，这个是一个好处。

而且大家引出的一个争论就是，一些民族的文化的东西可不可以在今天用故事新编的方式来进行重新创作，不管结论怎么样，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我觉得是好的，当然以前也有过讨论。

花木兰这件事，更有趣的是其实官方有倾向，但是没有采取直接武断的干预手法，这是一个进步。为什么说有倾向呢？因为看得出来上层的观点是把花木兰跟黄继光、邱少云和刘胡兰这些相同看待的，觉得他们代表了我们的正能量，这些是不能质疑、不能恶搞的，但是贾玲道歉以后反而网民的意见不这么看。一个公共社会有不同的意见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我没有绝对的赞成该道歉或者不该道歉。这个问题能够拿出来讨论两方面都有它的道理，说花木兰是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个正面符号，不应该变成喜剧的甚至丑化的，这个观点可以；觉得政治上纲上线对艺术是一种扼杀，而且各个民族的艺术都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边界跟范围，也可以。

所以贾玲的这个事情，是几件坏的事情凑在一起出现了一个好的效果。 

《道士下山》的问题是硬伤

《道士下山》的情况有点不同。因为《道士下山》那个电影在写道士这个问题上相当失败，它的英文名叫Monk，是和尚，但是中文名叫道士；而且这么大的篇幅，一点都没有写出道士跟和尚有什么区别，除了王宝强留了个头发。这个道士一犯错、一有问题就跑到和尚庙里被和尚训一顿。连小学生都知道儒道佛三家是中国文化的三个基本渊源，这么大一个片子，而且这么突出表现某一个宗教派别，不说宗教，光就文化而言，陈凯歌在这点故事上讲不通，王宝强演的更像一个屌丝，从头到尾都没有一点道士的样子。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有一个西方的电影描写一个牧师，可这个牧师最后跟神父一样，他连天主教、新教都不分，他一面是天主教的身份，一面又整天跑到新教的教堂里去忏悔，行吗？这个佛家跟道教的区别就跟新教和天主教一样。这是一个大的硬伤。

我当然也不赞成那份声明，什么习总书记领导下的精神文化，我觉得也不大符合道教的精神。他们要是真的从道教角度发一个声明也不错，可是那个声明发得跟《环球日报》的社论一样，非常搞笑。

我个人觉得贾玲的事情就是一个品位的问题，陈凯歌的电影有重大的艺术失败。但这两件事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都有人出来告他们，有实际的这些文化符号的利益集团来告他们、告艺术品。不过其实这中间还是有点差别的，《道士下山》的策划人、监制等等，对于现在道教出来告他，他们大概是高兴多过不开心的，因为这个片子现在恶评如潮，被认为是“无极2”，现在有人出来掺和，客观上起到了炒作的成分，虽然我不认为是有意的逆向操作。道教的抗议根本没有伤害力，也许更多的人好奇会去看一看，但最终没用，一部这么大的片子，里面缺乏一个基本的重视历史文化的了解，这是硬伤。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有相似点，但不完全一致。

颠覆性艺术需要不同的标准进行评价

关于艺术创作和尊重传统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简单的标准可以去衡量。鲁迅的《故事新编》是非常出色的艺术创造，现在文学史都肯定它的地位，虽然鲁迅在里面也改的很多，古为今用，甚至把顾颉刚等等当时的学者都变成了里边小丑人物。其实《故事新编》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你很难用简单的标准来衡量它。

刚才分析的两件事，一个小品、一个电影，其实已经是用了不同的标准了。第一，它与所触及的对象在文化系统里固有的位子相关。比如说，恶搞孙悟空、猪八戒大家比较容易接受，恶搞岳飞、林则徐就比较难。第二，跟制作方在什么样的文化工业环境、主要受众又有关。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制作的东西，对中国传统就要相对尊重一点，在香港的文化里边，恶搞的包袱就没有那么大。第三，还跟文类有关。喜剧小品、二人转恶搞的机会就大一点，史诗剧、大片，或者打正招牌来拍一个名著，机会就小一点，比方说重拍《红楼梦》，如果把宝玉写成同性恋大家肯定不接受了。

回到那两件事上，为什么我觉得贾玲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它是一个小品，为什么陈凯歌这个我会对它比较不满，因为陈凯歌是文学导演，这个片子不是王晶拍，也不是郭敬明拍，是陈凯歌在拍，我们会比较期望陈凯歌拍一个文学的正剧，而且你也没有恶搞的意思，整个片也不是一个喜剧的格调，《道士下山》是一个成长小说、一个人生感悟，最后还得感叹人生，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的要求当然不一样了。

其实从郭沫若开始，历史剧都是古为今用，郭沫若知道毛泽东喜欢曹操，就有一个《蔡文姬》。中国的历史剧从五四以来，从郭沫若开始，讲的都是当代的事情，这一条线索现在还没有好好发挥呢，还没有人好好去拍呢，借古讽今文学还是有很多资源可以开掘的，目前大家比较注意的只是所谓颠覆性——恶搞是一个贬义词，准确的说法就是一种颠覆性。

西方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工业规则比中国清晰

西方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通常讲的西方是指欧美，这里边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

第一，他们在写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跟宗教的一些基本符号形象时，没有看到特别大的颠覆性的东西。比方说写耶稣的片子，他们对耶稣的基本描写那还是跟《新约》一致的，小的细节会改变，因为各种各样的艺术品能够存在都是跟受众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基督教人群、尤其美国文化工业背后犹太人的资本力量都很大，所以在写到基督教的一些核心人物时，没有特别大的颠覆。再比如日本，日本描写浪人、民间传说的牺牲精神、歌颂剖腹等等民族文化核心观点的东西，他们是保卫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现在会引起争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价值观念空前混乱。而且能够凝聚到大家都认同的形象本来就非常少，公认是中华民族英雄的、在我们文化符号里边起核心概念的人物都数得出来，就那么十几个人，这些人都符合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为国的、然后都是被奸臣害的、被昏君杀的，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民族英雄遇到好皇帝。而且因为阶级斗争理论，从毛泽东开始，我们也没有一个皇帝被认为是好的，跟美国人有华盛顿、林肯，英国有理查王不一样，他们还有一个英明君主的文化，中国无论官方也好民间也好，没有觉得哪个皇帝是好的。而且中国过去的英雄，那些为国打仗的大将我们都忘掉了，蒙恬不记得、霍去病不记得、卫青不记得，中国人也不当他是英雄，我们中国人纪念的都是屈辱的东西，最后就是岳飞、屈原这种被小人陷害的人。总而言之，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比我们相对稳定，因为我们经历了近百年的革命动荡。

第二，西方还有另外一个文化工业的规则，他对于外国的、对于当代的政治人物是可以贬低的、可以恶搞的。他过去的那些皇帝总统不大骂，可是今天的大胆地骂，《纸牌屋》把总统写得这么丑陋。西方有这套观念，你可以把它解释成这是它的艺术自由、创作自由，他们艺术跟政治分开。中国正好相反，中国则是过去的皇帝骂得，而且必须骂，但是对于当今的就不敢了。

但是西方这里也带出一个问题，他写美国总统，也写外国总统，这样一来就侵犯到另外一些国家，另外那些国家是不允许自己的政治人物或者文化人物被否定，《查理周刊》那个最典型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刺杀金正恩》。美国在这方面也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他要符合美国人的趣味，但是他恶搞的对象也有选择，比方他恶搞金正恩，他不恶搞中国的领袖、不会去写日本天皇。《纸牌屋》最近一期又把俄罗斯的总统作为反派人物，不知道普京看了会怎么样；《国土安全》最近一季把巴基斯坦作为反派国家，描写成跟恐怖分子合作的，不知道巴基斯坦有没有抗议。

所以西方这套艺术自由的创作边界是对他的受众负责，但是说到底也有很多东西考虑的。当然他们没有一个广电部在审查，但是他们肯定自己也在审查，可以看到，第一他不碰的自己的宗教偶像耶稣，第二他们对传统人物，比方说林肯，有点批判，但肯定多于批判，总体来说林肯还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们其实是有分寸的。艺术跟政治的边界非常复杂，要一个一个的个案分析，找不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通用尺度。

许子东，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研究生。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现担任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的嘉宾，把学术融入日常话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