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诞辰123周年 
文革与毛泽东 
文革杂谈(八) 
作者： 正宇君 
　　毛泽东诞辰的日子就要到了，关于对毛泽东评价的话题，又将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一谈到毛泽东，自然少不了争论，一争论，就绕不开文革。文革是毛泽东所干的在历史上已打上深深烙印的一件大事，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历史遗产，更是共产党的一份分量很重的历史遗产。对文革的评价，关乎国家发展的方向，共产党的形象，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在人民心中的威望。文革几乎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文革追求的目标是一个时代广大劳动人民对整个社会建设目标追求的顶峰。 
　　一 以党的初心重新反思文革 
　　八十年代初，文革就以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名义被全盘否定了。当年大多数民众曾满怀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和希望参加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眼间又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结论，载入了用文字写成的历史。几十年过去了，关于文革的争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特别是最近几年，重新反思文革、理解文革、甚至讴歌文革的人并没有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而减少，反而大有“死灰复燃”之势，使一些人深感恐惧和不安。 
　　最近，不忘“党的初心”的提法一出，便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人又从“党的初心”这一新的视角，审视文革合理的一面。 
　　党的初心的核心内容都集中体现在建党时就确立的党的纲领里。九十多年的战斗历程，尽管风云多变，时代也几经变迁，党的基本纲领没变，党的初心也就没有变，党的性质也不能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坚守共产党的初心，坚守共产党的党纲，坚守党的性质，就是要为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葬送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真正成果，防止共产党变质，不致党改变前进的方向。 
　　自1956年起，我国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不久，并且是在国民党军队尚存，反攻大陆的叫嚣不断，各种土匪势力，敌特分子，及一切仇视新政权的反革命分子犹存，复辟的希望犹存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和生存着的，是在国际敌对势力与国内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企图扼杀新政权于萌芽状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和生存着的，是在这一新生命没有得到多数国家认同的情况下出生，生存着的。这种状况直到70年代后期，也就是在毛泽东逝世的前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面临诸多困难，新中国将是多么的艰难。面临诸多困难和在探索前进中出现的挫折，中国走什么样的路，怎么会不存在争论呢?由于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共产党选择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社会主义唤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唤起了广大劳动人民对这一崭新的社会生活的期盼和热情，凝聚了人心，汇聚成了强大的促进新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力量，展现了中华民族百年来，乃至整个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那种令国内外敌对势力丧胆的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这条道路的选定，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 
　　文革就是在这种制度面临着许多潜在的危机，甚至是严重挑战的时候发动起来的，其目的是保卫被现在有些人所认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文革之所以发动，并且能发动起来，受到了当时大多数劳动人民由衷的支持和热情的参与，是共产党长期对自己初心充满自信的结果，是共产党坚持初心不动摇的结果，是共产党坚持初心并不断取得成就，造福人民的结果，是共产党的初心在广大劳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的结果，是广大劳动人民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是国内外诸多矛盾交织出现的必然结果，从整体而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能转移的，也同样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正像许多老同志、专家所说的那样，文革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这种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对待文革主要应该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坚持初心，继续前进，把社会主义事业干好。文革作为一件对中国对世界都有过影响的历史大事件和历史阶段，它的对与错，都不能简单地下结论，任何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全盘否定历史的做法，都是违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 
　　事实上，文革十年期间，我国在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虽然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整体而言，成绩是巨大的。认为文革十年取得的成绩，甚至在一些方面，文革前，文革后都不曾取得的成绩都一概人为地与文革分离，认为与文革十年的主导思想无关，与文革竭力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办好中国的一切事情无关，而把所有的错误、“罪恶”都记在文革的账上，是错误的;有些人甚至恶意夸大错误，肆意歪曲、贬低所取得的成就，看看历史铁的事实，稍加分析就会明白，这些怎能说得通，怎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呢?
　　共产党的初心是将中国建社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仅仅是建成一个一般意义的强大的国家吗?现在，我们不少人习惯用西方的价值观作为我们一切工作成败与得失的根本标准，这样就有一个问题需要问，难道共产党的目标是最终要建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强大的国家吗?那样一个超级大国吗?不是，绝对不是，共产党的目标要比这高不知多少倍!共产党要消灭人类社会已经存在几千年的私有制，并通过消灭私有制，也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最终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实现人类更高级的，广大劳动人民所认为、所需要的真正的平等;我们不仅要创造比美国丰富得多的物质财富，而且要创造一个广大劳动人民人人既可享有的经济平等，从而又能享有真正的政治平等的更高级更进步的社会。 
　　几十年过去了，新时期遇到的新问题促使不少人重新反思文革，发现文革所追求的最伟大的一点就在这里，文革最闪亮、最可贵、最需要继承的一点也在这里。不能把人们对美好理想的追求统统斥之为虚无的、极“左”的东西，否则，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又怎能成功! 
　　文革的失误，权威的看法是犯了“左”倾的错误，诚然，文革期间“左”的错误可能不少，但是，需要人们注意的是文革所追求的方向没有错，错误主要是过早地干了一些将来才能干的事。按现任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观点，文革的动机是好的，毛泽东的许多考虑和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他没有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道路。这种观点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它暗示了一种思想，文革本身是可以一分为二的;道路不正确，我们可以寻找新的道路，但探索不能停止，奋斗的方向不能改变，党的初心不能动摇。 
　　文革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为保卫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坚定决心和充满自信的探索精神;文革保证了广大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没有动摇，保证了共产党队伍的整体清正廉洁，不脱离群众;在文革思想的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下，经济、教育、科技、国防等所有社会建设领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特别是顺应了当时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中国在外交战线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进展;社会保障体系在我国经济力量还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显示了党的初心的道德力量和能释放出的凝聚力，充分说明文革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文革期间有许多好的东西，在改革开放时期也是不能抛弃的，是必须坚持的，有些是可以通过改造为新时期所利用的。 
　　二 怎样看待社会上盛行的全盘否定文革的观点 
　　全盘否定文革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或许是当时政治的迫切需要。几十过去了，新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人们开始转换了对文革的视角，产生了与当时不同的看法。 
　　全盘否定文革，难道也要全盘否定文革的动机，否定共产党的初心吗?现在习总书记重提不忘党的初心，继续前进，他的话难道在现实中是无所指的，是无的放矢的吗?难道文革前就不存在一些关键性少数共产党员忘记了党的初心?难道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就一点不存在吗?全盘否定文革，难道在文革思想的旗帜下，不断努力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党的作风，广大干部、党员 廉洁奉公，思想纯洁，党和政府受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社会治安良好，社会风气纯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比现在要和谐得多，举世瞩目，被当今广大人民群众所怀念，这些难道不是基本的事实吗?也要因为它和文革有关联，而要全盘否定吗?或者有人会认为这种状况本身就是错误的，是极“左”的表现，应该否定，那么我们的是非标准是什么呢 ?如果是非的标准 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那么有人对党现在的性质产生质疑不就顺理成章了吗?这种是非界限的根本改变不正充分说明发动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吗?如果全盘否定文革是正确的，那么在文革所谓极“左”思想主导下，我国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外交战线，科技、教育、卫生诸方面，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封锁下，取得的具有鲜明特色，具有夯基搭构作用的伟大成就也要否定吗?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的比较齐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要否定吗?如果全盘否定文革，并且把文革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与德国法西斯相提并论，把毛泽东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建国二十多年，居然有十年全国人民都处于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那么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互为否定的根基不就面临着挑战，甚至就动摇了吗?如果文革十年期间所取得的所有的成绩都与文革的主导思想及实践无关，那么文革十年期间所坚持的或产生的许多被人乐意接受的好的、新的东西，为什么随着对文革的全盘否定，而统统被作为“极左”的产物，抛弃或让其自然“消失”，而现在仍被大多数人所怀念呢?几十年过去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现在仍坚持全盘否定文革，甚至仍然坚持文革十年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看法，并与法西斯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在哪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又在哪里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较快较大的改善，尽管我们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但是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探索，探索就会有失误，全盘否定改革开放是错误的，同样，全盘否定文革也是错误的。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较大层面的人的信仰被毁，道德缺失，思想困惑、混乱，不少的共产党员，特别是一定数量的关键性少数党员丧失了党的初心，一心为自己奋斗，迷失了共产党人应坚持的大方向，导引了社会整体纯正之风下降，腐败猖獗，从根子上威胁了共产党生存的基础。这些正是文革要避免的呀! 
　　文革是共产党的初心在其成为执政党后为保持自己的本色，不致使其领导人民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及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曾拥有的威望变成自己成为人民的新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资本，成为像历史上的一切革命或曾经是进步的社会变革一样，最后都变成了“精英”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而进行的极其伟大的探索性壮举。因此，文革中出现的错误与历史上任何反动统治者所犯的错误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有些人因为痛恨社会主义制度，进而痛恨毛泽东，痛恨文革，他们痛恨文革，不是真正痛恨文革中出现的错误，而是痛恨文革为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在思想、政治方面所做的有积极意义的工作，不容自己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不容自己看到文革对复辟势力的致命性打击，恐惧人民群众的觉悟，不愿看到，也不愿承认文革在社会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们期望共产党内部出现走资派，期望并帮助共产党腐败，并且发自内心地认为共产党越腐败越好，他们乐意看到共产党长城自毁，他们期望并帮助共产党的少数关键性人物堕落，继而带动社会的整体堕落，激起民愤，并借此鼓动人民起来打倒共产党，他们盼望并诱惑共产党人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成为他们那个阶级的一部分。 
　　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统一全国，赶走了一切外国侵华势力，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根本基础，这是一切具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孙都求之不得的，这是当时无数英雄豪杰都想干成而没有干成的事业，这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干成的事业。对于这一伟大的事业的成功，他们不敢否定，不能否定，明知否定不了，他们唯一能耍的伎俩，就是通过污蔑和造谣的方式丑化毛泽东，丑化共产党，贬低毛泽东，贬低共产党为完成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贬低革命成功的价值，为早已被历史所抛弃的国民党反动派鸣冤叫屈，树碑立传，其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倒她坚定的初心，打倒共产党今后的事业，阻止共产党继续沿着依自己的初心既定的目标前进。 
　　文革要干的事业是中国历史从来未有过的最伟大最艰难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伟大探索。既然是探索，特别是“史无前例”的伟大探索，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的失误，都是难以避免的。资产阶级右派对文革的责难尽管有些确实有点事实根据，但往往又被其夸大，丑化，其目的不是为了纠正错误，不是为了把这一为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的事业干得更好，而是把这些真正的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当作攻击共产党的武器，彻底打倒她，进而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人民内部也有赞成全盘否定文革的观点，这种观点既没有牢固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文革中出现的失误，表现出来的情感主要是惋惜和遗憾，他们大都还有做人的良知，属于认识问题。而对资产阶级右派而言，对资产阶级“精英”而言，他们主张全盘否定文革，从根子上讲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仅仇视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阶段性成果，更加仇视共产党基于自己的初心而建立起来的最终奋斗目标，因此，他们主张对文革全盘否定时，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极端的仇恨。 
　　要否定社会主义，就要有突破口，文革中的失误就被看作是他们最好的攻击点，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相连，共产党与毛泽东相连，毛泽东与文革相连，所以，怎样评价文革这个问题，说到底是阶级立场问题，不全是一个关乎毛泽东的个人问题。一个极力想做人上人的资产阶级精英，一个已处在能够压迫和剥削他人地位，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人，是不会宽容文革在探索中的失误的，而只会利用这些失误，甚至制造失误，来打倒共产党的目标，毁灭共产党的初心。 
　　三 文革在毛泽东一生中的地位 
　　毛泽东的一生波澜壮阔，起伏跌宕，奋斗不止，功高盖世，无以伦比，但他只把它总结为领导中国人民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赶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败了蒋介石，建设了新中国，这件事耗费了他一生最多的时间和最宝贵的年华;一件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前一件，除少数赤裸裸的反动派外，几乎没什么异议，后一件则是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尽管如此，毛泽东更看重的是仅仅在上面花费十年时间，而又不被多数精英认可的文革。 
　　毛泽东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一生多少次身处少数孤立之境遇，却能力排众议，提出并坚持了多数人想不到，一下子理解不了，不肯接受，甚至坚决发对，但又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观点呢?晚年，为什么坚决排除各种阻力，坚定不移地要维持文革的历史地位呢?为什么面对党内外不少人的强烈反对，面对他们心中将坚持文革的举措斥之为他一生的“最大悲剧”之时，仍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文革的整体面是正确的呢?难道毛泽东晚年真的昏庸到了如此的地步了吗?这本身就值得人们去深思，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后来老一代革命家王震同志说毛主席比他们早看至少50年，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时隔四十多年了，赞成对文革一分为二的人会越来越多，无法理解，文革已经被许多人妖魔化那么多年了，却仍然“阴魂不散”，招致不少的精英仍要身怀畏惧之心，声嘶力竭地呐喊要防止“文革死灰复燃”。 
　　其实，毛泽东一生干了许多大事，件件都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记，例如，毛泽东以自己的政治品格、毅力和智慧摆脱自己在党内的不利处境，领导处于生死关头的红军，忍饥挨饿，爬雪山，过草地，战天斗地，克服重重困难，终于突破国民党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在危难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点，为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长征只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在一年内干成的一件事，只是中国革命这个伟大事业中的一个环节，但却创下了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被记载在英国大不列百科全书上。长征精神，更表现出了万古长青的巨大魅力，汇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血液之中。为什么毛泽东唯对“文革”独有情种，其答案决不是有些人所想像的那么的简单，那么的粗俗。 
　　有人说，如果毛泽东不发动文革，毛泽东就会更加完美，少受指责，就会更伟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至少说是不全面的。 
　　试想，毛泽东如果没有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动文革，背离了领导人民革命时为人民绘制的美好前景，背叛了鼓动人民革命时对人民的庄严承诺，随了有钱人，即大地主、大资本家及各种不愿与劳苦大众平等的“精英”的愿，随了自己队伍内部一些想成为新贵族的假共产党人、一些想凭借打江山功勋卓著而升官发财的老部下的愿，建立一个为他们服务的政权，自己或许会轻轻松松地成为一个历史所称的和他们所歌颂的“一代开国明君”，并与其手下的一些功臣悍将一起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的新主子，那么他只会象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帝王一样，只能在历史课本上才会被提到，他的英名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深深地存在于中国劳动人民的心中，乃至世界人民的心中，影响着当前国家的政治走向，影响着现在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期望。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产物，文革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初心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结合的产物。 
　　文革不仅是一种前无古人的社会探索和实践，更重要的是她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在世界上的存在是短暂的，而精神财富则往往是长期的，甚至是永远的。文革为后人追求社会平等，人类的共同进步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她成功的及失败的一面，都将给后人以启迪。 
　　文革这面精神旗帜，就像幽灵一样日夜地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使一切企图想成为新的剥削阶级的人或正在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反动派无时无刻不身怀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使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深受鼓舞，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们的党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党纲，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充满希望，坚信自己的理想代表着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提共产党的初心，重新唤起了人民对党的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文革奋斗的方向与共产党的初心所奠定的方向是一致的。 
　　毛泽东不仅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民主义革命，打倒了帝官封，完成了国家统一，实现了民族独立，结束了祖国大地战乱纷纷的局面，重树了民族的自尊与自信，而且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开天辟地第一次不仅从法律形式上，而且是在现实的实际生活中，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最大程度地确立了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的崇高地位，特别是，当察觉这种社会制度，这一革命的根本成果面临失去的危险时刻，毅然决然地勇敢面对各种政治风险，以不惜自己被摔得粉碎的气概，利用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个人威望，教育引导自己的战友及民众，自下而上地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人民实行社会主义的大民主，向自己的党和政府的阴暗面开战，以确保共产党不忘初心，不堕落，不变质，不自毁，永远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不使真正的老一辈革命家和无数人民群众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最终变成少数资产阶级精英改朝换代的资本和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探索，人民当家作主的大演练，而且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如何真正享有自己应有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如何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马克思没有条件想到的问题，是列宁没有机会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斯大林没有及时察觉，甚至一度误判，没有能着力思考，着手解决的问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顷刻垮台，非一时之错，一日之祸，更不是单纯的经济原因，而是修正主义者长期把持政权，篡改和放弃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结果。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从根本上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的开端，无论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正确与否，都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留下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精神财富。毛泽东高瞻远瞩，用他睿智的目光，超人的判断力，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洞察现实，预测未来，为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前人和同时代人都没有能系统提出来的尖锐的、现实的、迫切的、也是共产主义者将来也必须长期思考的，并需要努力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解决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课题。 
　　文革十年，正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风起云涌地起来革命的时期，中国的文革与当时的世界革命高潮遥相呼应，密切配合，互相促进。如果没有文革，中国人民就很难有与当时的世界潮流相协调的革命热情，就很难理直气壮地，全面而又行之有效地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就很难赢得世界人民的真正理解和尊重，特别是赢得亚非拉人民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给予的深刻理解和支持，就不会有那么多真诚的朋友，就很难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和封锁，震慑国内外敌人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威胁，就不可能在那样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以自己的柔弱之躯，赢得百年来中国在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地位，就很难真正确立毛泽东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地位，也不会有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像今天这样特殊的重要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文革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在当时新形势下的发展，因此，文革思想与完整的毛泽东的思想一样，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文革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中国历史学家长期研究的课题，也将是世界历史学家长期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 
　　文革十年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如果没有文革，毛泽东就不会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及未来有如此长久和深远的影响。 
　　四 怎样看待毛泽东因文革而遭受的辱骂、攻击及批评 
　　现在社会上确实有人疯狂地反对和辱骂毛泽东，这丝毫不奇怪。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领袖，领导人民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建立了劳动人民具有崇高地位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束了中国历史从来没有遭受过的被众多的帝国主义一起侵略蹂躏的悲惨局面，并且直到晚年仍在顽强地保卫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和成果，与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分子以及想成为新的剥削阶级的人作斗争，与各种各样的剥削阶级思想作斗争，怎么会不遭受一切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辱骂呢?如果不出现这种现象那才将是真正难以被理解的怪事了。 
　　毛泽东多次强调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毛泽东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领袖，而不是他们的敌人的领袖。毛泽东是共产党人中被敌人骂得最多、最猛烈，同时，又是被广大劳动人民爱得最深厚、最真实的一个，毛泽东最伟大的地方就表现在这里，他之所以能赢得广大人民的关键之处就在这里;正是这一点，才使毛泽东不仅在人民的热爱中显得伟大，而且更值得重视的是，又在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极端仇恨中，在对其不断的造谣污蔑中，在对其无休止的谩骂中显得更加伟大。如果没有敌人丧心病狂的攻击，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伟大程度就会降低，就很难成为像今天这样被多数人如此热爱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就很难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如此鲜明的特征;没有围绕毛泽东及文革而展开的有关国家现实和未来走向的争论和斗争，毛泽东的思想也就很难显示出像今天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那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一个自称是共产党人的人，如果被剥削阶级捧上了天，那么，他这个所谓的共产党人一定含假的成分太多了，也就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共产党人了，更无望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了，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也只能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已。 
　　毛泽东是人，是现实中有血有肉的人，同时又是卓尔不群的伟人，而不是人们按理想创造的神。毛泽东一贯认为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一个人干的事情越多，事业越大，犯的错误可能就越多，越大。文革要实现的是一个大目标，成就的是一番大事业，犯错误是难免的。毛泽东一生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但是，怎样看待人民领袖犯错误，有一个立场的问题。 
　　有人为毛泽东因为发动文革遭到如此猛烈的非议而惋惜，其实，具有长远历史影响力的卓越的历史人物，往往都是有争议的人物，犯过错误的人物，难道在历史上曾长期被冷落，讥笑，几经磨难，最终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奉为圣人的孔子及其学说，不是这样的吗?孔子如果不是有争议的人物，为什么“五四”革命运动高潮时期，会迎来历史上对他前所未有的大批判，而今，又被众多精英捧上了天呢?如果没有后人对孔子学说的批判，没有后人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和挑战对其做更加具体的解释和发挥，孔子会有历史上那么高的地位吗?秦始皇在历史上被骂了几千年，他在前人励精图治的基础上，发愤图强，顺应历史潮流，统一华夏，秦朝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实行了两千多年，其历史功绩和地位，后世的历代帝王，谁人可比?汉武帝是初中历史课本上名字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个皇帝，他在历史上的境遇，又何尝不是这样? 
　　在和平年代，在民族没有大的危机，社会也没有大的社会变革需求的年代，有多少皇帝平平庸庸，虽无大的过错，但也没有功在当世，思想影响后世的建树，人民的生活虽平平安安，或许还相当殷实，但危机暗藏，贻害后世，这些皇帝虽没有遭到多少人的非议，可是又有多少人能被人们记起呢?马克思，千年思想家的第一人，从自己的学说诞生之日起，又有哪一天没有遭到敌人的谩骂和讥笑呢?可是，千年来，世界上又有哪个思想家有马克思对后世那么巨大的影响呢?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精神财富远比物质财富对后人的影响要深远。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古今中外一流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同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有自己特色和鲜明立场的思想家，如此高级别的文武合璧，更是人类史上所罕见。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甩掉经济落后的帽子、提高经济建设的抗风险能力和为摆脱及抵御国际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外交孤立、政治打压、军事围堵，为中国能强劲有力地步入现代化并能持久地保持快速前进的态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大为提高;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从根本上有别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一整套的社会管理制度，彻底改变了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这些成就，不仅造福于当时，而且为后来有效地实施改革开放打下坚固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毛泽东领导人民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已经明确地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些历史性成就，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成果，同时也是为维护这一制度进行斗争的伟大成果。这些成果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人们为解决当时国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产物，有些在现在看得很重的问题，或许在当时很难成为人们所考虑的主要问题，现在我们取得的成就，在毛泽东时代，可能人们做不到，也无法做到，现在能行得通的政策在当时也许根本就行不通。但是，如果依照我国当时所面对的国内外形势，我们的党就像今天这样腐败，那么，我们国家的整体面貌会是什么样子的，是很难想象的，也是现在的人依据现在的国内外形势和思维方式很难想得通的。因此，那个时代产生文革思想，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所决定的，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和科学道理的。 
　　从古到今，没有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是不付出代价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完美只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情感评价，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完美可能本身就是一种不完美。什么是美，不同的人往往也是会有不同的标准的。 
　　世界上所有的历史伟人都是有缺点的，都是犯过错误的。世界上不仅有因为成功而成为伟人的，也有因失败而成为伟人的，世界有喜剧性的英雄，也有悲剧性英雄，甚至有一些悲剧性的伟人比因为胜利而成为伟人的人更有魅力，更有长久的震撼力。历史上也不乏有胜利的平庸者，失败的伟人。大多数真正的伟人都是经过无数的艰苦磨难，经过无数的错误和挫折才鍛就出来的，一帆风顺，平平安安之中是不会出真正的伟人的。所谓伟人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干了别人不想干，不敢干，干不成的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丰富的物质的或精神财富的人，推动了社会进步的人。只有这样的伟人才能赢得人民发自内心的长久的怀念，只有被人民发自内心的长久怀念的人才能称得起是真正的历史伟人。 
　　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的伟大革命，是要彻底改变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是建立真正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是对几千年人类社会进行根本性变革的伟大探索，出现错误是难免的，没有艰难，不出现挫折，这种革命或许就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文革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整个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最艰难的一个环节，是处于最高端的一个环节，是处在无限风光在险峰的位置上的。 
　　不少善良的人们，对毛主席怀有深深的感情，他们热情歌颂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崇尚毛主席的盖世才华，但是对文革却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对文革中曾出现的怪言论、怪行为，以及许多的怪现象，感到不解，困惑，遗憾，甚至厌恶，这些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正常的，关键是你持的是什么态度，站在了什么立场上。对文革的错误，可以批评，应该批评，必须批评，让后人从文革这一历史事件中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在促进社会进步的斗争中避免让这种错误再次发生，以便更有效地保卫好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像少数资产阶级分子那样，为了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为了少数资产阶级精英的利益，丑化和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此全盘否定它，最后达到彻底否定为确保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全盘否定文革是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缺乏正义，有违社会道德发展走向的。你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让他们改变观点，犹如把装睡的人叫醒，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决定的;在人民群众中对文革也有各种各样不正确的看法，乃至有全盘否定文革的糊涂观点，但是他们真心拥护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公平正义，反对剥削压迫，痛恨少数人攫取豪夺社会财富，操纵他人命运，对他们的观点，我们应加大宣传真相、真理的力度，排除因混淆视听，缺乏正确认识事物的能力而造成的毒害，促使他们觉悟。 
　　还有一些人，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文革中出现的各种错误，特别是一个时期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如武斗，等等，他们认为这些影响了社会主义和毛主席的名声，他们为此感到遗憾，惋惜，甚至痛苦，精神十分感人。由于历史上现实的原因，有时鱼与熊掌是不可兼得的，只能择其要，如果仔细回顾历史，深思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许，你会感到保持这种情绪是没有必要的，这些人，应该从低落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清醒地坚定社会主义立场，坚定对毛主席伟大地位的认可。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共同结晶，而毛泽东则是这一革命理论的第一创造者，革命实践的最高设计者。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思想就是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确立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逐步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文革思想则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总结和判断，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的新的探索和发展，它把毛泽东的思想推到了最高峰，最前沿。最高层、最前沿的思想往往是不能一下子被人所理解的，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在成功与失败的实践中体味的，因而也是最能引起人们争议和咒骂的。 
　　社会上，出现这样如此对立的看法，就对了，因为它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毛泽东为此早就郑重地告诫革命者，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正因为文革遭到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旷日持久的疯狂反对，遭到了资产阶级“精英”们的竭力丑化，同时又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正说明了文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正说明文革将长期是，或许永远是后世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必须着力研究的问题，是他们不可回避的问题。 
　　文革不管是对还是错，它都是历史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怀抱美好理想和追求而进行不断革命的历史的延续，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一个重要阶段，是革命到一个高峰的产物，很有可能成为今后人民继续革命的思想基础，为人民今后的革命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只要有剥削和压迫存在，只要有两极分化存在，只要有不公正存在，就会有不同程度的革命思想的存在。就这一点而言，文革思想将是永恒的。 
　　文革结束四十年了，被全盘否定也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期间里，不仅一味批评文革的观点不绝于耳，而且为政治的一时之需，将文革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这种使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陷入逻辑不通的尴尬地位的攻击仍能时有所闻，通过捏造、夸大、篡改事实丑化文革的言论，仍经常见于报刊或网络，对文革的不同评价所产生的争论不断地出现于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我们同时也能清楚地看到，经过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与沉淀，理解和赞成文革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这种局面使少数人感到极度的恐惧和不安。正是人们对文革持以理解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了，才促使了资产阶级精英对文革的咒骂也越来越激烈了，正是他们咒骂的越来越激烈了，才唤醒了人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去重新审视文革。 
　　尽管我一直认为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文革的观点是缺乏理论根据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时，也是有悖于他们的崇拜者、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的观点的，但公开参与讨论，并为文革辩解的人越来越多，对问题的分析越来越透彻，越来越理性，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好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对促使人们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正确地对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历史，对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工作中出现的失误，促使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加迅速健康的前进，都是有裨益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对党的事业而言，释放出的许多是正能量，或经过我们的引导是能够将其中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的;越来越多的人能独立思考，对文革持以不同程度的理解的态度，主张对文革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反对全盘否定，不仅在道德上是正义的，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对党的整个事业是有利的，对国家的团结和长远发展也是有利的。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文革都早已成为共产党为历史留下的一份内容厚重、复杂的政治遗产和文化遗产了，文革不是，也不应该是，更不能永远是背在共产党身上的沉重的政治抱负，继而被资产阶级右派当做攻击党的武器，更不能为了讨好资产阶级精英，或者沽名钓誉，为显示自己的开明，自己抹黑自己。 
　　怀念文革人数的增加，很大程度是基于人们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的强烈不满，而这些问题，都是文革时期所没有出现的或大量出现的，或者正是文革竭力争取要避免的，但是，这些人怀念文革，不等于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 
　　现在很多人怀念文革的是在文革期间，在文革思想主导下，我国社会建设领域所曾经呈现出的好的一面，是对党和国家具有正能量的一面，是对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一面。怀念文革好的一面，不仅不会否定、破坏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成绩，而且还会帮助党更好地了解多数人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期盼，为今后的改革开放事业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醒自己不要使改革开放政策在少数资产阶级精英的干扰下，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对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是一种巨大的震慑力量。 
　　文革在官方以正式决议的形式被否定，并开动国家的媒体资源不停地批判了三十多年了，资产阶级右派一直在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貌似在响应党的号召，实为打倒这个党。他们站在他们特定的立场上，对文革进行疯狂地辱骂、污蔑、攻击了三十多年，面对人们的觉醒，有人却用恐吓的口气，煞有介事地警告人们，难道要让文革死灰复燃吗?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一无是处的文革，竟然在一片“史无前例”的政治谩骂和“道德”谴责声中能“死灰复燃”，这本身意味着什么，其丰富、复杂的内容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当前对文革的评价，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立场问题，世界观的问题，什么样的阶级立场，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奠定了一个人对文革的情感态度的基础，决定了他对文革会说出什么样的话。 
　　五 人民到底最怀念毛泽东的是什么 
　　毛泽东离开他深爱的人民已经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有相当多的民众一直怀念毛泽东，崇拜毛泽东，面对少数资产阶级精英不断对他的造谣、攻击和谩骂，始终没有动摇他们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他们尽其所能宣传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为毛泽东辩护。毛泽东一生不信神，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毛泽东崇拜人民，人民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神，毛泽东永远将自己置身于人民中，从人民身上获取力量。毛泽东的一生永远与人民浑然成一体。在人民的心中，毛泽东不是神，但比神更亲切，更伟大，更值得信赖。有些人则在少数资产阶级精英的谩骂中，一度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但随着岁月的流失，社会的变迁，进步与倒退，正义与丑恶此消彼长的较量，又重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伟大。认识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对以前观点的重复，而是认识水平极大的提高，去掉了盲目性，增加了自觉性，现在对毛泽东伟大的认识是建立在充分的事实和深厚的理性分析基础之上的。有这样变化经历的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知识分子中有，普通百姓中有，男女老少，各个阶层里都有。 
　　围绕毛泽东历史地位所展开的争论，斗争，气氛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久，涉及范围之广，对现实政治影响之大，对未来影响之深远，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本身就是历史奇迹。 
　　没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大凡是很难有生命力的，毛泽东则主要是因为文革而成了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参加争议的人群之立场如此泾渭分明，也是历史所罕见的;大凡没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不能对现实和未来产生影响的历史人物是不会有生命力的，而毛泽东的思想已被事实所验证，她不仅影响着当前，也必将影响未来。 
　　毛泽东被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所爱戴，同时也被少数人骂得越来越激烈，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历史人物，身后会出现围绕自己而展开如此激烈持久的争论，并且这些争论都有涉不同的人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本身就佐证了毛泽东的伟大和无以伦比的影响力，说明这些人对毛泽东的谩骂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恐惧，他们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长远的影响力而恐惧，为有那么多的人民对毛泽东的热爱而恐惧。 
　　人民到底怀念毛泽东什么呢? 
　　他们或许怀念毛泽东领导穷苦大众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或许怀念毛泽东领导红军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党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或许怀念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人民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从而怀念这位值得人民永远爱戴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们或许怀念毛泽东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最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局面;或许怀念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新中国还处于襁褓之中的时候，为了国家的安全和长远利益，抗美援朝，打败了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让世人彻底相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或许怀念毛泽东领导人民消灭了中国几千年历朝历代都力图消灭而难以实现的土匪势力，取消妓院，提高妇女地位，全民扫盲，大办学校，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兴修水利，消灭各种顽固型流行性疾病;怀念毛泽东领导人民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初步建成了一个社会稳定，民风纯正，官员廉洁，生产发展，人民生活一步步改善，各种涉及民生的社会保障体制不断完善，人均寿命大幅延长的祥和社会，等等。 
　　但是，我认为毛泽东一生最伟大的功绩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从法律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在努力保证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最伟大最彻底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而且是触及人们灵魂的思想大革命，必然遭到包括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在内的来自各种敌人的坚决反对，来自于各个领域的落后思想的干扰。这场革命更难，反对的人也相对更多，更强烈。 
　　没有遇到挑战的成就，就算不得真正的成就。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发展需要越迫切的东西，要获得它，就会遇到越强大的挑战，其取得的成就的价值就会显得越珍贵，历史地位就会越高，历史的影响也会越深远，也越会被后人所怀念。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各种巨大挑战中进行的，是在同国内外一切敌人的斗争中进行的，是在同各种落后的习惯势力的斗争中进行的。 
　　文革就是为了保证国家的性质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不被颠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不致动摇，昔日鼓动人民起来改变自己命运，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共产党人不改变初心，不放弃自己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不使自己成为人民的新老爷，新主子，不走向历史周而复始的老路，而进行的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思想大革命，是同一切落后的、反动的思想和传统势力作斗争的革命，它必然要面对史无前例的挑战。文革被全盘否定十几年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惨剧，清楚地印证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前途担忧的合理性和伟大的预见性，说明了文革思想所蕴含的正确性。回忆过去文革的反对者，面对现在仍主张全盘否定文革的文革反对者，身处于越来越多觉醒的人群之中，你不得不由衷地钦佩毛泽东的伟大。 
　　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文革得罪了所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得罪了一切想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分子的人，得罪了所有的资产阶级精英，得罪了想成为人民的新主子的党内功臣和官僚主义分子。文革最鲜明的特征就表现在这里，最伟大的一点就表现在这里，最值得人民理解和怀念的一点也在这里。 
　　人民怀念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痛恨破坏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进而怀念与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作斗争的英雄，怀念文革。 
　　现在，官僚主义者与新的剥削者相互勾结，利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攫取了社会的大量财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的社会财富还不及占人口极少数的新的剥削者的占有量，这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意义的公平正义可言，据有些专家统计，当前中国两极分化的程度早已超过了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连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关心我们的两极分化问题了，也开始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本不应该出现的两极分化问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了，这是按照“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的原则行事会出现的结果吗?这是改革伊始之时对人民的承诺吗?这是社会主义本质应有的体现吗?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最伟大贡献是如何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领导者不变质，而进行的探索。这是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更艰难，更复杂，持续时间更长的史无前例的工程。 
　　现在社会中存在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矛盾，其焦点大多集中在劳动群众与腐败官员、新生的土豪劣绅以及他们相互勾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特别是腐败官僚，盗用党和政府的名义，为自己一己之私利，鱼肉甚至残害老百姓，引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大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度，损害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目前，社会主义的生存无论在经济基础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着生死存亡的挑战。 
　　因此，文革的动机，即文革的出发点没有过时，文革的基本思想没有过时。按权威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将会对资本主义长期实施既利用，又限制，又斗争的策略，而在其度的把握上将是困难的，弄不好，党的初心就会在复辟势力的日益做大之中丧失，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所以，文革为人们所提出的历史命题的影响也将是长远的。 
　　当广大劳动人民面对社会不公，腐败官员鱼肉百姓，社会风气败坏，自己的正当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人民领袖毛泽东，想到毛泽东时代，想到社会主义，深思背后，其实他们怀念社会主义，说到底，他们就是在怀念文革。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的真正全面、深刻的理解是在文革中达到的，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被有人称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际状况，也是在文革时期得到全面展现的，毛泽东为未来社会所描绘的美好前景也是在这个时期初显端倪的，毛泽东的社会观也只有在这个时期才能较为全面地体现出来，才会达到他最后的境界，实际上也是他最高的境界。 
　　腐败官员在文革时期犹如过街老鼠，公平正义比任何时期做得都好，社会保障体系在当时经济很不发达时期相当完备地建立了起来，没有妓女，没有失业，没有黑煤窑，没有资本家拖欠工资，没有黑社会，没有因强制拆迁所引起的民怨，老百姓一些该有的，该享受到的，在彻底否定文革后都被当作极“左”的东西迅速抛弃了，许多老百姓不该有，不该遇到的东西都又在这个时期“死灰复燃”了。过去不少人仇视文革，现在不那么仇视了，对文革不理解、不能原谅的地方，现在也渐渐理解了。他们多数人既珍惜现在较丰富的物质生活，更怀念毛泽东时代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风貌。而人民所怀念的东西，正是文革所要保护的，人们所痛恨的正是文革要坚决消灭的。 
　　人们对已经离开自己四十多年的毛泽东之所以怀念，正是拿四十年后的现在与过去相比的产物，是过去我们拥有的好的东西被现在人为地抛弃，或不被重视，或听任其自然而又必然会消失的状况的反响，是对毛泽东过去的预见在新形势下所产生的新的共鸣的体现，所到底，是对文革的一种怀念。 
　　文革要建设的是一种纯洁的社会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探索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人们对它好的一面的怀念，是共产党保持初心，继续前进的正能量。 
　　习近平同志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所谓的别的社会主义。就其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言，前三十年，包括文革十年，及后三十年应该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真正的公平正义，是广大劳动人民真正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社会主义如果抛弃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抛弃了真正意义的公平正义，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吗?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能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实质内容吗?劳动人民物质生活的相对提高不是也不能变成剥削阶级发财致富的副产品，不能被视为剥削阶级的“仁爱”和施舍，劳动人民生活的提高是他们为社会做贡献而应该拥有的权利，因为按照我们应遵循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劳动人民才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 
　　现在，广大民众的主流民意是既珍惜当前比较丰富的物质生活，又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精神风貌。这种主流民意蕴涵了广大民众对未来的期盼，而面对长期以来存在着的社会风气愈来愈腐败，官民矛盾愈来愈多，也愈来愈集中、尖锐，民众对党和政府信任度锐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怀疑度增加，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愈来愈迫切，继而越来越多的人就必然怀念毛泽东，重新审视文革，怀念文革。文革思想所追求的目标充分体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对社会未来的期盼，文革所奋斗的方向与几千年来劳动人民一直追求的方向是一致的，是现代劳动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期盼的集中体现。因此，文革的动机与党的初心一样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顽强的生命力。 
　　文革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顶峰，是他全部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他一生对理想矢志不渝追求的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由毛泽东而生，毛泽东由文革而显。人们怀念公平正义的时代，就必然要怀念社会主义，怀念毛泽东的时代，最后也必然会集中体现在怀念文革上。 
　　文革给了广大劳动人民最大的权利，使劳动人民凝聚起了最大的力量，展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当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缺乏力量支柱的时候，他们就会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 
　　面对社会邪恶势力猖獗，贪污腐败日盛，社会风气衰退的问题仍没有效的解决办法的时候，人们就会念毛泽东，怀念文革。 
　　广大劳动人民对自己平等地位的追求，将是他们对社会建设的长期期盼，社会公平正义也是他们关心的永恒主题。世界上只要还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就会有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反抗，就会有社会主义理念存在的社会土壤，就会有人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思想。 
http://mzd.szhgh.com/pingshu/201612/126613.html 
到底是谁把文革变成了武斗和“动乱”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群众”这句话含义深刻，是理解“文革”的核心命题。 
　　一些反毛者文革的武斗归罪于是毛主席，那么究竟是谁发动了武斗，毛主席对武斗态度如何？我们先来看下毛主席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 

　　看到了吧，毛主席对文革武斗的态度是坚决制止武斗的，那么在文革中武斗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们再来看看亲历文革的戚本禹关于文革武斗的回忆!一切都将真相大白了! 
　　1、活跃在文革初期的“高干子弟” 
　　 

　　现在被称为“红二代”的“高干子弟”群体,今天仍然是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活跃的力量。而在文革运动的初期,这个高干子弟”群体里的大多数人,出身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和建国初期,正在大中学校读书,有着青春的激情、活力与冲动,适逢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这个大舞台,是最先积极登台表演的群体。而他们身后父辈们的利益、分歧、恩怨、冲突,也被文革引发与公开,并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子女们的立场、取向与行动; 尤其在文革初期, 对文革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高干子弟”群体中,许多人都有浓厚的“自来红”思想,因父辈的革命资历和功勋而产生很强的优越感。低调的人, 努力向平民百姓子弟看齐; 但更多的人喜欢显示自己出身高贵,喜欢攀比自己父辈官位的高低,住的什么房子,坐的什么汽车等等。他们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朋友圈也大多是父辈地位相同或战友、同僚家庭的子女。他们中一些人还看不起那些成绩拔尖、超过他们的平民子弟,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 成绩却很好的同学。文革运动开始,他们自然地按自已理解的阶级观念, 实际是封建的“血统论”,高调宣传他们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以天然的革命接班人自居,以家庭出身分敌我,完全偏离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大方向,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以及他们的子女,制造了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及其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 
　　文革运动中的“高干子弟” 群体,特别是北京中学生中那部分十几岁的年青人,在文革初期的活动,从最先发起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老红卫兵”;到自认为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组成“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的成立;再到l966年12月成立的“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 (简称“联动”)。在文革运动中发生过重大影响,也形成了当时对毛主席文革思想干扰的各种思潮,这里着重讲讲中央文革是如何处理应对的。 
　　2、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 
　　 
　　上面説过,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1964年,1965年,毛主席先后与毛远新、王海蓉谈话,批评教育战线的问题,提倡教育革命。这两个谈话的内容,首先就在“高干子弟”群体、随后在人数更多的“革干子弟”群体中传开了,他们受到鼓舞。一些思想敏感的激进分子已据此在自己就读的学校里展开活动,以阶级斗争应成为一门主课为依据, 批评学校领导的资産阶级办学方向。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自发成立的第一个红衡兵组织不是偶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随后得到北京一些高干子弟”较集中的学校,如四中、六中等学校“高干子弟”和革干子弟”群体的支持，也纷纷以“红卫兵”的名字贴出大字报。但不久这些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受到了团中央派到北京中学的工作组的打压。清华附中红卫兵6月24日、 7月4日先后写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两张大字报。 
　　大字报引述毛主席1939年的一段语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造反有理”思想,自此成了红卫兵的理论武器, 亦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动员武装了亿万革命造反派,积极勇敢投入文革运动。 
　　1966年7月底,毛主席在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这两张大字报后, 7月31日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在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 
　　8月3日, 王任重约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给他们看了毛主席写给他们的信。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信息迅速传播,红卫兵就成了光荣的名号。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并穿上緑军装, 戴上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得风气之先的许多“高干子弟”,自然领头,以“革干子弟''爲主体,以红五类出身爲条件,在各学校率先组织成立了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 这批以 “革干子弟”爲主体的、率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骨干成员,后来就被他们自称爲“老红卫兵” 。 
　　文革开始,“老红卫兵”对宣传传播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冲破革命群众的思想禁区,动员群众投入文革运动,先后成立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文革运动的历史中, 无疑起了第一推力的先锋作用。 
　　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得到了亿万革命群众热烈响应支持的局面下,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党内的文革反对者, 亦在审时度势,大多并不是公开抗拒,而是顺势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通过争取掌控与影响文革运动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 引导他们将文革运动的斗争目标,偏离毛主席文革运动重点是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一些干部与他们的子弟经常用这样办法参与和扭曲文革。 
　　 

　　1966年7月底, 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工作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或“革干子弟”爲头,以“革干子弟”爲骨干,先后成立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以继续掌控文革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工作组的路綫。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支持红衡兵后,大批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即被引向社会,对着“地、富、反、壊、右、资”等所谓的“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对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要求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道理, 完全不予注意;“十六条”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政策亦置之不顾,而是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们的“红色恐怖'' 。 
　　这些“老红卫兵”的种种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同时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一些红卫兵的暴行。 
　　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大家对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的暴力行爲,对他们的种种暴行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总理对他们这些胡乱打人的行为同样是坚决反对的。在会上,总理和江青要求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衞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爲。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一起去。 
　　 

　　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改名爲“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作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一到那裡,在那裡的头头们都已经知道要过去了, 他们确实是消息灵通, 早都聚在门口等着了 。起先有几个人还想上来阻止进去,但马上就被同去解放军战士制止了。战士们説,这是中央首长,你们谁不服从指令,我们奉命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一下,他们就不做声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然后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进去一看, 真是惨无人道, 里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 满身是血,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在一间屋子裡,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裡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赶忙让战士过去夺下了她手上的钢鞭。我上前问她,你爲什么要打她?她説,她是坏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説,胡闹,哪怕她是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様打她。我要解放军战士马上把这个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伤的人都送去医院,把其他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没收, 结果装了满満的好几筐。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 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裡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説,是的。他们是按照市裡的指示才这様做的。我问他,是市裡的什么人给你们指示的?他説,听説是市裡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派出所的一个同志还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也看不惯这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叫火葬场来车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掉了。査都没法査。 
　　回来后我就向谢富治説了这事。谢富治説, 这絶不是公安部的指示, 是北京市自已布置下去的。万里当时是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他们根本没有向公安部报告过此事,估计是“首都工作组”给他们下的命令。谢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之一。我问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那你也应该知道啊。谢富治説,那裡全是军队的人説了算,他在那裡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谢富治不同意他们乱抓人、乱抄家、乱打、乱杀,认爲他们这种做法与历来的做法都不一様,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听他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多管他们的事,连开会都很少去参加。 
　　我把没收的刑具直接带回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当场就向总理、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 所有看到这些东西的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起先江青看到我带去的这些血迹斑斑的刑具,就喊了起来,你带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拿下去。她这个人是见不得血的。不过她很快就説:他们这么做,不是想给文革抹黑吗?她的政治敏感性确实很强。叶群也明确表示林彪从来是反对打人的。 
　　可陈伯达这时却在一边説,革命嘛,总是会伴随着血腥味的。还引证説,这是高尔基説的。他还学着江青以前批评我的话,説我是不是有点小资産阶级温情主义,没经过革命风浪, 书呆子。所以9月以后我们继续去取缔这时已由这些“老红卫兵''爲主体组成的“西纠”、“东纠”那些关人打人据点的时候,有时会叫上陈伯达一起去。他到现场去一看,那些残酷的场面使他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以后他反对“西纠”的“老红卫兵”暴行的时候比我还起动。 
　　 

　　1966年的8月下旬，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他们在大兴县的好几个公社裡,把一些地富反坏右都抓起来拷打、审问。还以防止“阶级报复”爲由进行斩草除根,把他们的妻室、子女,有些还是小孩子也集中起来。许多人当场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没死的，都被驱赶到一个大坑裡,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去大兴。 可等我们到了那裡的时候, 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我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 他们説,都是些红卫兵模样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调“红卫兵”的年龄都偏大了,看着不像是学生。而且他们説,在他们来之前,市里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 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 有的还有当地的警察带路。 
　　那时候,康生的孙女张力在大兴县当团委干部, 她是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裡的。王力认识她，我们就打电话叫她过来。张力告诉我们,事先确实是接到了上面的指示的。但具体是那个上级，她也不太清楚,因爲别人对她进行了封锁,不跟她讲,开会也不让她参加。她説,她当时也没法出来説话，不然别人就会指责她阶级立场有问题。她还告诉我们，这件事，不止是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公社都这么干的。 
　　我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凌晨四点多了。回来后我马上给我熟识的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了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 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我们也向陈伯达作了汇报。陈伯达开始还不把它当回事,只説你们处理得对。我们对陈伯达説,你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我们只是个组员。出了这种事,如果主席追究起来,你的责任就大了。我説,这事你要出来讲话的, 否则你将来是要负历史的责任的。他一听也吓坏了,第二天,他就出面讲了话,强烈地谴责了这种法西斯暴行。 
　　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 我跟陈伯达説,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关锋看问题比较尖鋭,他説,这事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搞破坏,故意用打人、杀人来制造混乱。我説,可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是谁在背后故意搞破坏的直接证据。关锋比我沉着,他説,我们不能光写打人的事情,我们得先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成续,説一下红卫兵怎様意气风发, 怎様破四旧立四新, 做了很多工作 。 先写这一些, 然后再説这裡面也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一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等随意打人,甚至杀人的问题。而且他们是盲目地打人、杀人。同时在我们报告中也提到了抄家的问题。随便什么人,戴个红卫兵的袖章就可以去抄家,这怎么行呢? 
　　在这个报告裡,我们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因爲从我们已下去所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杀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裡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本来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爲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我们把万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红卫兵”组织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单。 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的情况在报告中写上了。 
　　在这个报告的最后,关锋还提出,有些人是故意在破坏文革运动,他们是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綫,他们用打、砸、抢、抓、杀、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 
　　我们的报告是1966年8月26日写好,先送给陈伯达、 江青, 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上报给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主席把它批给了林彪、总理、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此外不知道是爲什么,主席还特意把它批给了薄一波。爲什么主席批给薄一波?这个问题我问过陈伯达。 他説,主席有很多渠道了解运动情况,不仅万里卷进了这些事情,薄一波也卷进去了。我又问, 万里是彭真信任的人,应该是靠边了, 爲什么还在工作?陈伯达説,刘少奇、邓小平都信任万里,新市委恐怕仍在用他。 
　　接着，8月29日下午, 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席亲自找了总理、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去他那裡开会。在会上,我们把''老红卫兵”的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乱杀人的事都具体地作了汇报。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説,中央肯定没有这様布置过。谢富治也説,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毛主席郑重地説,无産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用文斗,不能用武斗。在不久前中央发布的“十六条''裡就有这话(这话也是主席加的,但在文件裡没有説这是毛主席説的)。会上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主席的话“要文斗, 不要武斗”。后来发表在了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接着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讨论,关锋把这些 “老红衡兵” 等组织的活动总结爲是刘、邓路綫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它实质上是刘、邓路綫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关锋在理论上的确是有高度的。 王力也很慷慨激昂, 他拍着桌子骂它们是 ''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文化革命的羊头,卖的是刘、邓路线的狗肉) 。我则説他们实际上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股异己的力量。 
　　在我和王力赶去大兴县的路上, 我们看到在那裡房屋的墙上, 到处都涂上了红色的油漆, 还有许多用红布拉出来的横幅标语,还到处树立着密密麻麻的红旗。 我们间当地的干部,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説,这是在搞“红海洋”。这也是上面有人布置下来的。我跟王力説,这様搞法,如果再在全国一推广,那得浪费多少油漆和布料啊, 而且这都是要让老百姓自已掏钱的,这不是又要增加群众的负担了吗?这种做法完全是形式主义, 一点意思都没有。后来看到更多报告材料, “红海洋”在全国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我们就此事专门又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 提到了下面有人大搞 “红海洋''的事。主席对这类事非常重视, 专门对此作出了批示, 还让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制止搞“红海洋” 。 
　　3、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文革运动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与动向,周总理都是随时了解与掌握的。我去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是周总理也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决定的。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等等违反“十六条”规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政策的现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特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制止的态度,周总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拥护的。 
　　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 集中的中学。 四中的高中学生孔丹, 父母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对孔丹的情况也很了解与熟悉。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孔丹作爲中学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会议。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由孔丹、 陈小鲁等人适时牵头发起,在8月25日成立了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简称“西纠”) 。随后又有'东纠”、“海纠”成立。孔丹他们自认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他们要站出来执行政策, 制止武斗, 维护秩序, 要来纠察其它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成立的时机与活动是与当时中央文革正在调査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毛主席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批示相呼应的。西纠”发出的“通令”和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立场是以保护他们的“父辈老干部”的安全与秩序爲出发点的,因而很快发展爲对抗造反派红卫兵反对刘、邓路綫对其迫害的造反行动。孔丹组织领导了“西纠”队伍,阻挠、驱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上千师生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造反派师生到国防科委上访请愿, 并爲此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 

　　西纠”造反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他们常以暴力手段来执行他们的任务,维护秩序”,军用皮带、钢鞭等是他们的惯用的打人工具。对他们所认定的斗争对象,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并将八万多所谓黑六类”家庭赶出了北京。爲此祸及这类家庭的子女以及反对他们这种行爲的一切干部、群众和红卫兵。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红色恐怖万岁!”以“西纠”爲代表的、“高干子弟”、“革干子弟”爲主体的所谓“老红卫兵”,当时就已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民愤,到了“闻纠”色变的程度。 
　　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发表后,我们继续检査与执行制止暴力行爲。这时的“老红卫兵”大多爲“西纠”、“东纠”、 “海纠”成员了。他们以“西纠”等名义,更狂热地私设“监牢”、 “劳改营”,关押拷打他们随意认定的“敌人”、 “坏人”。我和陈伯达、王力、关锋就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 中学等“西纠''、 ''东纠”等组织活动猖概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去进行取缔、关闭他们私设的“监牢”与“劳改营”,收缴凶器。我们去的时候,都有警车开道,带着卫成区的解放军一起去的。在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面前,那些“西纠”、“东纠”等组织的成员不敢作任何反抗。经过我们的坚决行动, 北京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的歪风,基本被制止下来。 
　　时至今天,“西纠 ”的许多成员竟爲他们当年的行爲高唱赞歌,认爲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爲,却认爲“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 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爲归咎于毛主席的发动文革, 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4、批判反动的“血统论” 

　　在1966年8月初的时候,北京的中学流传一幅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鬼见愁”。这是一个充满封建统治阶级“血统论”色彩的东西。它一出来就在学生中引起了一场范围很广的大辩论。江青和陈伯达都去讲了话,否定了这个对联。当时他们还是想从思想工作入手,提出把对联改爲'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 ,横批是“理应如此”。这里所説的接班指的是思想接班.是个含糊命题,可是连这个説法,那些人也都不接受。其实,这些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掌权,他们首先就是要掌握领导文革运动的权力。在工作组的时候,他们大都是支持工作组的,工作组也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作爲主要依靠力量;工作组被撤走了, 他们就要由自己来掌权了。 
　　然而这和文革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官僚特权,你现在反而想要得到更大的特权。如果由他们来领导文革的话,那么他们仍然会变着法地镇压造反群众。因爲在这些人的眼里,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是所谓的“狗崽子” 。即使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的学生,也不在他们的眼里的。这些人当时大都还只是15、6歳的小孩子。有些话,都是他们的老子不敢讲, 而由他们出来讲的。对这一点,毛主席是看得很清楚的。在围绕这个对联的辩论中,出了一个人物,叫谭力夫。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能説会道。他又是贴大字报,又是到处发表演説,大肆鼓吹那套“血统论”。谭力夫的讲话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 他的讲话被迅速印发到了全国各地,农村印发到了公社的生産队一级,其传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人还以爲谭力夫是中央委员。这説明当时在他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谭力夫的父亲过去在最高检察院当领导,原来是康生的部下。 所以康生就来跟我和关锋讲, 看能不能把谭力夫给争取过来。 
　　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 但因爲康生来打了招呼,我们也不打算怎么爲难他, 1966年11月,我们决定把谭力夫找来谈话,想给他讲一些道理。我和关锋把他叫了来,就在中南海西门的接待室里跟他谈话。他开始还以爲我们挺重视他, 所以上来就跟我们説了一大堆 “血统论”的“真理性”。我打断他説,你这是在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知道吗?他一看情况不对,就争辩説我这是在给他扣大幅子,他説毛主席也没説他不对。我説江青同志传达的那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这个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听了説:“江青改的对联也是对的,两个对联可以并存。”我们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闭门思过”。我们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措施。至于他后来怎么被抓起来的,我真的不清楚。 
　　5、批判“出身论” 
　　就在批判谭力夫的反动的“血统论”的过程中,北京有个年青工人叫遇罗克,他提出了一个“出身论”与“血统论''相对抗。这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讨论分析过遇罗克的观点,认爲他完全否定了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和阶级分析的必要性, 这就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了 。毛主席説过: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所以,当时就决定由我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思想做了一个公开的讲话,批评遇罗克的观点。 
　　1967年4月,我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遇罗克因此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并可能因之而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当时只是对他的思想认识进行了批判,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人身限制。他后来被公安部门逮捕又被处以死刑,这些我都是不知道的。因爲在他被捕之前, 我自己也早已被关在素城监狱里了。遇罗克的妹妹和国内外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人,叫我交代遇罗克被追害致死的经过,我实在无法交代。当时是发动群众进行大民主的时期,所以类似像遇罗克这样发表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的人很多。 
　　在我们收到的大量的群体来信中,反映各种观点的都有, 但对一些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尽管是很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我一般都采取存而不报的方针,不作处理。那时有个叫陈里宁的,他确实是很早就反对刘少奇«论共産党员修养»和八大报告中的一些观点, 后来受到了迫害, 被关进精神病院,所以当时有人根据病例和陈的笔记整理了新 “狂人日记”。我当时是支持他的。但后来有人説,这个陈里宁对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并借此事来攻击中央文革小组。爲了弄清问题,我只好叫小组办事组把他的事情交给公安部调査处理。 
　　那时有群众在讨论“一分爲二”观点时。有人提出:对毛主席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一分爲二。一些人认爲毛泽束思想是普遍真理,怎么可以一分爲二呢?但也有人认爲可以。结果后者被説成是攻击”毛泽东思想。 有些群众就去问陈伯达, 他不表态; 我又去问张春桥, 他説这是个理论问题,一下子很难説清楚。我説,可不可以问问主席?他説,这个事也不好去问主席,你让主席怎么説。可我还是觉得,这个问题毕竟已经牵涉到很多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了,你説人家这是反毛泽东思想, 把人家给抓了起来, 这不解决能行吗。 我还是要去问问主席, 关锋也説应该去问主席。 
　　于是,在一次主席召开的会议上,我就问主席,现在有人説毛泽束思想是普通性真理的东西,是不能一分为二的。一些説可以一分为二的人,挨了批斗,有人还被公安局抓了起来。主席听了就説: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爲二?我昨天讲的话和今天讲的就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当然是可以一分爲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谢富治知道了毛主席的态度后,立刻下令把所有因爲这个问题而被抓的人全都放了。 
　　6、 “联动”的覆亡 
　　1966年9月6日,在我们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首都三司”) 。在1o月开始彻底批判资産阶级反动路綫后,“首都三司”爲代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爲多数派。“西纠”、“东纠''和“海纠''的队伍瓦解后,少数的老红卫兵因其父辈许多受到造反派组织的批判、冲击,从切身利益出发不满中央文革对造反派组织的支持, 因而进一步走向与中央文革对立,与造反派组织对抗。 
　　1966年12月5日这部分“老红卫兵''又联合起来成立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就叫“联动”,发表宣言,要“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産阶级反动路线”,实爲反对中央文革执行的毛主席的文革路綫,同时继续乱打乱冲。“首都三司”、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付“联动''是有办法的。他们的人比“联动”的人要多得多。“联动”在哪里闹事, 他们就好多人围上去。 '联动”的人讲又讲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只好“三十六计,走爲上计”。以后再遇上了,也只好采取迴避政策, “联动”不能与“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争斗。可是,他们并不甘心。 
　　一次,北航附中的几个“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的时候,被人抓了,并把他们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把这几个人拘留了起来。于是“联动”的人就聚集起来冲公安部。他们把公安部办公室玻璃窗砸了,还把公安部的副部长都打了。谢富治在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抓“联动”的,这些小家伙许多都是大干部的子弟, 抓起来怎么弄呢?谢富治是何等聪明的人物,陈、谢大军説是一个兵团,实际上抵得上一个野战军。谢是这支大军的政委,是陈赓须臾不可少的好兄弟。谢富治办事是非常有经验的,头脑又这样清楚。可最后他还是被“联动”逼上了'梁山''。 
　　“联动”实在太嚣张了, 谢富治只能把他们中几个带头的抓起来关着,但在生活上是还给予了优待。可这样一来,'联动''就更不肯罢休了,他们接连几次发动自己的成员去冲击公安部。公安部越让步,他们越闹得厉害。谢富治就来找我商量,怎么弄呢?我説,这事恐怕总理也难办,真要办,那得请示主席和副统帅。但你撇开总理去找主席和林总,又不妥当。我想了半天,给他出了个主意,去找人民群众。我説,斯大林不是有句名言嘛,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要去依靠'安泰' (意思就是从群众那里汲取力量)”。你去发动群众啊。他説去哪里发动呢。我説,你先与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联系,北京的街道干部是一个很大的力量。现在他们正在批判彭真的北京旧市委,他们充满了革命的热情。马力和我是朋友,四清时我们在一个工作队, 文革开始时我还出面保过他。所以,我打电话和他一説,他马上就把公安部附近街道的队伍组织起来了,他们一下子就动员了好多街道的里弄干部和积极分子来保卫公安部。 
　　因爲“联动”分子身上都带着匕首等武器,所以那些街道来的老大爷、老大婚也拿着菜刀,擀面杖过来。一来就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那些“联动”分子也都是欺软怕硬的。他不怕警察,知道你警察不能抓他,又不能打他,所以他不怕。可是看到那么多老百姓过来，那他们就只有逃了。后来他们也聪明了,知道群众过来要有一段时间,所以就到公安部去冲一下,看看“街道大军” 差不多要来了就跑了。那公安部的人也有经验了,看到他们来闹,有的干警就换上了便衣,大叫“老百姓(街道的人)来了,来了”,把他们吓跑了。谢富治挺感谢我,説你这一招果然有效。“联动”的倒行逆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民愤。 
　　12月16日在北京的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一次控诉联动的群众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大会是由“首都三司”组织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能参加的人,都出席了这个大会。会上群众揭发和控诉了“联动”的血腥的罪行,群情激奋。江青听了群众的掲发和控诉也非常气愤。她在会上发言的时候就问,究竟是谁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杀、乱抄家的?这时下面就有人通条子上来,説是国务院的周荣鑫、雍文涛、许明。江青就当场点了周荣兴和雍文涛、许明这些人的名,叫周、雍站起来,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叫周荣鑫、雍文涛坐下去。会议一结束,江青就走了,也没説把他们俩怎样。这时, 会议主持人就来问我对他们俩怎么处理,他们俩也都看着我 。 我説, 让他们回家吧。 
　　会后,许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和许明平时很熟,她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也是孔丹的母亲。国务院的群众来信、来访是由她负责的。而我是管党中央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的,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上经常有联手,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电话里跟我説,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让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帮助她去跟江青去説明一下。在电话里她都哭了。她説,她儿子孔丹搞“西纠”的事,具体情况连他父亲孔原都不知道,总理更不知道。她説,因爲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都给予了他们一些支持,主要是爲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但对他们所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絶没有在背后指使。希望我能爲她説説话。我相信她説的话,所以我对她説,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会爲她説话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谢。 
　　和许明通话的当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説,许明给我来电话了,她説她也不知道“西纠”、“联动”所干的那些事。我説,也许她説得是真的。她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还説,等她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清。可是,在许明与我通话的第二天,总理告诉我们,许明自杀了。当时我的心爲之惊动,也很哀伤。因爲她工作实在、爲人不错。这以后,对于许明的死,总理就再没有提起过。我知道他也是很哀伤的。对许明爲何自杀,我想不应该是来自江青那天点名的压力。文革运动初期, 许明一直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 受资反路綫打压的师生,如地院李贵、清华的剻大富都去那里上访投诉过工作组。许明当时的态度应是支持维护工作组的。 在剻大富投诉后, 传到清华的许明讲话説:“叶、林是中央派的, 是完全可以依赖的 。 
　　剻大富在6月21日刘才堂«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8月又有支持血统论对联的老红卫兵在接待站批评陈伯达改对联,许明亦未态度鲜明地制止老红卫兵攻击陈伯达的行爲。而在9月,孔丹爲头的'西纠”,公开对抗反对地院东方红因批判工作组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上国防科委上访请愿的事, 是否背后得到许明的支持? 
　　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简报都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有过态度鲜明的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江青点名会使许明联想到毛主席对他的批评。其压力之大确实是她难以承受的。 
　　7、江青''爲人民立新功”的讲话 
　　从1966年的年底开始,一些“联动”分子先后被公安部抓了。其中大多数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去的。有个已故将军的儿子, 他父亲原来和谢富治是老战友,可是因爲他儿子抄写了矛头直指毛主席的反动标语, 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谢富治也把他关起来了。着名将军陈士渠的儿子也参加了“联动”,也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没有关他,把他交给了军队,让他们去处理。军队把他放回了家。可陈士渠知道以后,亲自把他儿子送到公安部来。陈士渠是在井冈山时期参加了革命的 。 
　　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还表扬他“大义灭亲”。后来董老(董必武)也爲他的小儿子董良翻参加“联动”的事,向毛主席写了检讨。主席看了董老的信之后,就让公安部把所有被抓的“联动''统统放了。在放他们的时候,主席叫总理、江青和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起去接见了他们。江青对他们讲了话,説,你们吃苦了,然后对他们谆谆教诲。 
　　当时被关的“联动”分子中的许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认错。有的还当场喊口号,“感谢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气, 他们又怕自己的队伍被分化, 就在那里唱起了毛主席写的诗, “我失骄杨君失柳”。江青也拿他们没办法。随后,谢富治宣布了毛主席释放他们的指示, 他们就喊毛主席万岁! 然后就走了。 
　　主席后来就跟江青説了战国时“触龙説赵太后”的典故。毛主席当时还説,如果弄得不好,这些干部子弟将来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灾难。毛主席随后又让江青去军委扩大会议上向将军们作了«爲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江青在讲话中就説了“触龙説赵太后''中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鼓励老干部要继续革命,也要教育子女继续革命,爲人民立新功,不要吃老本。毛主席对历史典故的运用,真是炉火纯青,寓意深长。 
http://mzd.szhgh.com/maoshidai/201612/126578.html 

“文革”十年历史的本来面目 
实事求是，全面恢复 
“文革”十年历史的本来面目 
求 实 
　　一个国家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关系等多个方面。文化大革命十年，即1966~1976年的中国历史，也是这各个方面的总和。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88页)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指“文革”初期1966~1968年大批判运动中出现的两个不正常现象，一个是乱批斗、打倒一大片和斗死人，另一个是由派性导致的武斗。出现这两个问题，无论最初怀着满腔革命热情投入运动的青年学生(即红卫兵)是由于受到了什么人的“煽动”和“挑拨”，都属于“极端”和“动乱”，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在政治方面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所要指出的是，“文革”初期的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状况并不是“文革”十年中国历史的全部。事实上，在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中，除1966~1968年二三年间政治上的“大批判运动”，在其它时间和其它方面，在工业建设、农业建设、尖端科学技术研究、对外关系和军事斗争等各个领域，中国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辉煌成就。 
　　“文革”时期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三线建设 
在“文革”前夕的1964年9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代表党和国家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国家决定“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根据这一宏大的工业建设计划，从1965~1979年，约为“文革”期间，国家在被称为“三线地区”的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在核工业、卫星发射、导弹研制、兵器工业、汽车制造、重型机械、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电力工程、钢铁冶炼、有色金属等方面，建立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企业，以及一批重要的科研基地和大专院校。大家所熟悉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攀枝花钢铁集团、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陕西飞机工业公司、中国二汽、绵阳核工业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以及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机构，都是在“文革”期间建设起来的属于三线建设的大型项目和科研基地。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和科研力量，后来都被称为西部工业的“脊柱”。“文革”期间，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兴起了攀枝花、六盘水、十堰、绵阳、德阳、西昌等30多座工业城市。 
　　三线建设中，国家还在中、西部地区同时上马建设了成昆铁路、襄渝铁路、湘黔铁路、焦枝铁路、阳安铁路、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六条铁路干线，总长达4,812公里。这六大铁路，绝大部分是在“文革”期间建成的。其中的成昆铁路全长1,096公里，沿线三分之二沟壑纵横，深涧密布，地质条件极为恶劣。铁路全线开凿隧道427座，架设桥梁990座。为克服巨大的地形高差和绕避重大不良地质地段，线路13次跨牛日河，8次跨安宁河，49次跨龙川江。因为没有平地，许多车站建在桥梁上或隧道中。这条建设于“文革”中的铁路，与美国的阿波罗登月和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联合国并称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 
　　主要在“文革”中完成的三线建设 “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页)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六盘水煤矿工业区的建设、云南西部的开发和成昆铁路的建设，影响了当地及辐射区几千万人的命运。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评价说，主要完成于“文革”期间的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五十年。(《光明日报》2015-03-13) 
　　“文革”时期中国的农业建设高潮——农业学大寨运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村)，是新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约为“文革”期间，与工业战线上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同时，中国广大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亿万农民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的力量，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英雄气概，战天斗地，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与此同时，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科学种田运动和农业机械化运动也在广大的农村人民公社中深入开展和迅速推进。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农业在“文革”期间获得了空前的迅速大发展，农业总产值指数从1965年的137.1发展到1978年的229.6，粮食总产量从1965年的19,453万吨发展到1978年的30,477万吨。(《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134、143页)在农业机械化方面，从1966年到1978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494万马力发展到15,975万马力。其中，大中小型和手扶拖拉机从76,555台发展到1,930,358台，联合收割机从6,704台发展到18,987台，大中型机引农具从25.8万台发展到119.2万台，农用排灌动力机械从907.4万马力发展到6,557.5万马力。(《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171页) 
　　由于三线建设和农业学大寨运动，“文革”时期成为迄今为止新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为268.3，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跃进到779.0。(《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5页)这也就是说，从1966年至1978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9.28%。这一发展速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发展速度的4倍左右。 
　　这里必须特别说明的是，在上述工农业都如此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当时人们的生活之所以仍不富裕,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新中国经济基数的起点极低。旧中国经过几十年的严重战争创伤，在国民党败逃台湾时，给中国共产党留下来的是一幅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当年毛泽东曾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引自《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年版第231页)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要在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迅速富裕起来，显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今天的中国确实比当时富裕了很多，但是不要忘记，新中国从国民经济恢复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1953年算起，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只有24年的建设时间;而从1953年到现在，其建设时间则是64年。后者是前者的将近3倍。说句实在话，这时的国家比当时富裕，一点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第二，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也为了对付西方帝国主义后来还加上苏联的战争威胁,国家不得不将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用于重工业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从而直接导致了第Ⅱ部类生产即日用轻工业品生产的不足。第三,那时候的中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从1952年到1980年，全国粮食总量增长了将近一倍,(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全国人口的总量也增长了将近一倍。这就是说,在这一历史时期,虽然国家的粮食产量获得了迅速的增长，但是由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几乎同步，所以全国人均的粮食占有量无法获得增加。 
　　“文革”时期中国辉煌的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研制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文革”初期，虽然在政治上出现了过激的大批判运动，但是在科研领域，国家的尖端科学技术研究却受到了最高层的严格保护。“文革”开始半年后，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打开了“生命之谜”的大门。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项当时世界顶尖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紧接着，1967年6月，中国成功研制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文革”中期，1970年1月，我国第一枚中远程导弹研制发射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卫星”研制发射成功。接下来，1971年，屠呦呦领导的试验小组提取青蒿素成功;1973年，青蒿素临床试验成功。青蒿素的发明，是“文革”期间我国科学家继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之后取得的又一项世界顶尖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2015年，屠呦呦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药学奖。也是在1973年，从袁隆平开始而后成为全国农林重大科研协作项目的籼型杂交水稻培育获得成功。这项技术自1976年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以后，仅至1994年，就已使中国的稻谷累计增产达2400亿公斤。“文革”后期，1975年11月，我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的研制和回收取得完全成功。这项试验的成功，为后来中国的载人航天奠定了最关键的技术基础。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2月4日，我国科学家成功预测了辽宁海城7.3级的强烈地震，使这次波及14个市县近千万人口的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只占震中区总人口数的0.02%。(百度百科：海城地震)联合国确认，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强震做出的准确的临震预报。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 
　　“文革”时期辉煌的中国外交 
“文革”期间，毛泽东确立了团结联合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战略。通过这一战略的成功实践，1971年10月25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投票赞成，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国民党集团驱逐出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行使权利并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以及中国完全掌握两弹一星的研制技术，“文革”开始前后七年来的这两项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牢固确立了新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军事强国地位，中、美、苏三国鼎立局面开始形成。长期敌视新中国的美国终于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了高傲的头颅。1972年10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美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来华访问，并在《中美联合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确认将逐步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随着尼克松访华，出现了西方国家的对华建交热潮。欧美国家和日本纷纷改变原来追随美国封锁、围困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争先恐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潮水般的与中国建交。在十年“文革”中，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达62个，中国的邦交国从1965年的49个增加到1976年的111个。这为后来中国的全面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文革”时期是新中国外交最为辉煌的时期。 
　　“文革”时期辉煌的中国军事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我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实施武装侵略，中国军队被迫展开对苏反击战。在3月15日的战斗中，中国边防部队抗击苏军50余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大量步兵在飞机和火箭炮配合下的轮番进攻，激战9个多小时，历经6次较大规模的炮战，粉碎苏军三次冲锋。中国军队最终获得了战役的完全胜利。珍宝岛中苏战争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屈的中国，大大增强了我国的强国形象。在南疆，1974年1月，南越西贡当局的军舰入侵我国西沙永乐群岛海域，炮击我甘泉岛，我南海舰队奉命反击。中方投入战斗的只有4艘舰艇，南越方面则有3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视死如归的中国水兵同强大的南越海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在出海的广东民兵的配合下，以牺牲18人和伤舰艇一艘的代价，击沉南越护卫舰一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数百人。西沙保卫战不仅有力捍卫了中国南海的主权，而且也创造了以小舰艇战胜大军舰的战例。 
　　关于“文革”时期的大批判运动 
第一，大批判运动的存在问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决议》认为，“文革”期间大批判运动所存在的问题在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这一表述的含义有二：(一)大批判运动就是阶级斗争;(二)这一斗争严重超过了它本来应有的范围和程度。如果把这种理论表述具体化，就是说，大批判运动对一些人的批判是必须的和正确的，但同时也错误地批判了许多人，而且还严重过激，包括夺权和武斗。之所以出现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况，《决议》认为，是因为“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第二，大批判运动并不是贯穿于十年“文革”的始终。大批判运动开始于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公布,结束于1968年12月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时长不足三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通知》中有“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重要精神。以此为标志开始了大批判运动，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出要“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运动“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对于大批判运动中出现的过激的批斗行为，毛泽东明确反对。1967年2月1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批评强迫干部“戴高帽子、油漆涂脸和游街”的问题，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合理斗争，要摆事实，讲道理，并使用劝说方式……卷入打人事件的任何人都应按法律处理”。此后，中央通知“中学生返回学校，重新上课”，而全国红卫兵联盟则被命令立即解散。(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1967年7-9月间，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时，针对大批判运动中出现的“打倒一大片”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况，进一步明确指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毛泽东这次还明确提出了“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的问题，指出“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87、388页 ) 
　　到1968年7月，鉴于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严重超过了中央原来的设想，特别是出现了严重的乱批斗和武斗问题，毛泽东意识到必须立即停止红卫兵的行动。1968年7月下旬，毛泽东指示派驻“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管高校，并召见五个红卫兵领袖。在与红卫兵领袖见面时，清华大学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对毛泽东说，有人想压制运动。毛泽东说，那个人就是我，对蒯大富进行了批评指责。接下来，毛泽东果断釜底抽薪。1968年12月，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随即，开始了全国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全国几百万知青即红卫兵离开城市到农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大批判运动从此彻底结束。(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另一方面，针对各地领导机关在大批判运动中被夺权，毛泽东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作为各级地方的权力机构，重新恢复社会稳定。到1968年底，与大批判运动结束同时，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全国山河一片红”。国家重新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同上) 
　　第三，在“文革”中被批判的老干部中，也有人认为大批判运动虽然过激，但是对于打击、预防腐败的一面不可否定。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6页)老革命家朱旦华在《对“新疆叛徒集团案”的不断认识》一文中说：大概有十几年时间，我对审查“新疆叛徒集团案”以及“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否定的。但是，现在党内腐败分子越来越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我党会不会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面对现实，我的认识与十几年前有所不同。现在每年都揪出来不少腐败分子，事实上他们一个个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想想，如果今天还能鼓励群众起来监督我们党的干部，使各级干部夹着尾巴做人，联系群众，艰苦朴素，怎么会出现这么多腐败分子呢?作为各级领导干部，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受到冲击，长远地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可能是以一种短期的代价博弈一种新制度新尝试。那种因为过去群众运动出过一些偏差，就把发动群众监督执政党的做法彻底否定，恐怕也是走了极端。任何极端都会损害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啊。(《党史文苑》2014年第13期)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载2013年1月6日《人民日报》)习近平这里所说的二十多年建设，显然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把十年“文革”说成是“十年浩劫”，其失实、荒谬之处在于，把1966-1968年二、三年中仅仅是政治上的大批判运动，说成是1966-1976年十年中国历史的全部。这是不仅是对 “文革”十年历史的公然歪曲，也是以某种形式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公然否定!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十年浩劫”之说。到底最早是谁把十年“文革”说成“十年浩劫”，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已经明确规定，决不允许对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行否定，其中包括不允许丑化歪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据此，如果有谁在今后继续无视、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国在工业、农业、科技、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大量辉煌成就,而把十年“文革”说成是“十年浩劫”，显然就是在丑化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其性质就有可能属于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属于政治错误!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明确指出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同上)。习近平的讲话，为我们科学、客观认识毛泽东时代包括十年“文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作者系厦门集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教授。 
http://www.szhgh.com/Article/wsds/history/2016-11-11/124566.html 

顽石：文革时期中央委员中的工农委员的结局 
2016-11-15 14:37:3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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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党的九届全国中央委员170人中，工农委员有47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中工农委员有47人。1973年第十届全国中央委员195人中，工农委员有69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中，工农委员有73人。 
　　2012年中共十八届全国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和中央后补委员中，想找一位副省以下级别的干部都难，别说是工农委员了。 
　　2007年中组部副部长王秦丰在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字是全国8000多万党员中，工人693.7万名，农牧渔民2402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总共3884.6万名，学生226.9万名，其他职业人员592.3万名。由此他推论说“我们党的阶级基础是牢固的，坚不可摧的”。其实他根本不懂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不懂党的先锋模范作用。 
　　所谓阶级基础指的是党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不知道占比不到10%的工人阶级党员和中央委员中没有一位工人存在的阶级基础何在? 
　　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试图改变工农在中央委员中所占比例偏小的问题，选拔了一批工农阶层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些人虽然进去了，却在文革后被清理出去。 
　　陈永贵，原山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后被一撸到底，回到北京西郊种地以度晚年。 
　　李素文，原营业员中的劳动模范。1973年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文革后的1978年回到沈阳糖果厂当工人。 
　　吴桂贤，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1969年中共九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37岁在全国四届人大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后的1977年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当工人。 
　　孙健，天津大成电锯厂工人。文革后担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 1975年1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1978年3月42岁被免去职务，回天津机械厂继续当工人。 
　　姚连蔚，西安机械厂生产突击手。1968年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5年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7月开始停职接受审查，1979年2月被逮捕。1981年10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1984年被开除党籍。 
　　孙玉国，1969年中苏珍宝岛反击战的英雄。1973年升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74年33岁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6年作为文革期间“火箭干部”经过三年停职审查，免去其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正团职作转业处理。转业后分配到沈阳军区后勤部门所辖 “松辽特种汽车修配厂”担任副厂长。 
　　宝日勒岱，文革前为内蒙古某公社主任，文革中历任内蒙古区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11届中央委员。1979年转任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降为内蒙古阿拉善盟副书记，1983年任内蒙古政协常委，2003年退休。 
　　卜谷香，文革前为机器厂工人，文革中任湖南省委常委，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后回原工厂任副厂长。 
　　蔡凤兰，1977年前一直为工人，1977年当选11届中央候补委员并出任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转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1年回原工厂继续当工人。 
　　蔡树梅，文革前为纺织工人，文革中历任天津市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中央委员。1977年被隔离审查，1979年回原工厂继续当工人。 
　　蔡协斌，文革前为建筑工人，文革中任四川省总工会主席，9、10届中央委员。文革后回原单位任一般干部。 
　　岑国荣，文革前为钢铁厂工人，文革中历任广西党委常委、总工会主席。9、11届中央候补委员，10届中央委员。1982年由广西总工会主席降为广西总工会副处级干部，1985年开除出党。 
　　陈爱娥，文革前为纺织工人，文革中任武汉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武汉总工会副主任，11届候补中央委员。文革后在武汉市政协工作。 
　　陈代富，中印反击战英雄。1973年从正营突击提拔为副师并当选10届中央候补委员，1974年晋升武汉军区副政委。1977年撤职审查，1981年转银行系统任副处级干部，1999年晋升正处级，2001年退休。 
　　陈敢峰，文革前为同济大学学生，文革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判刑入狱。 
　　陈和发，横塘大队支部书记，文革中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后转群众团体工作。 
　　陈佳忠，文革前为副处级干部，文革中历任福建省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0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判无期徒刑。 
　　陈佩珍，文革前为商店营业员，1973年当选10届中央候补委员并晋升上海市妇联副主任。文革后被审查，在上海市食品一店继续当营业员。 
　　陈永林，1977年前是工人，1977年当选11届中央候补委员并晋升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5个月后即下台退回原单位继续当工人。 
　　陈玉宝，福建糖厂工段长。文革中任晋江地委书记，10.11届中央后被委员。1985年开除党籍，回造纸厂当科级干部。 
　　程义太 ，文革前为化工厂工人，后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1届中央候补委员，后退回原单位工作。 
　　崔海龙，文革前为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文革中任吉林省军区政委，9届中央候补委员，10届中央委员，1978年撤消一切职务，1985年开除出党。 
　　崔修范，文革前为铁路工人，文革中任辽宁省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铁道部党组副书记。9、10届候补委员，1977年退回铁路系统任工人。 
　　达洛 ，文革前为青海省畜牧兽医学院副院长，历任青海省委副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候补委员，文革后被审查撤职。 
　　丁长华，文革前为生产队队长，文革中任江西省妇联副主任，11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县委副书记。 
　　丁可则，文革前为无锡机床厂工人，文革中任江苏省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10、11届候补委员，后降为江苏省总工会副主席。 
　　董明会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武汉市委书记，9、10届中央委员，1977年开除出党，撤消一切职务。 
　　杜学然 ，文革前为煤矿工人，文革中任洛阳地位常委，11届候补委员，1980年撤消一切职务。 
　　樊德玲 ，文革前为采矿工人，文革中任河北省总工会主席，10、11届中央委员，后被判刑十年。 
　　樊孝菊，文革前为生产队长，文革中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县茶厂工会副主席。 
　　冯品德 ，文革前为海员，文革中任上海市海运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10、11届候补委员，后降为一般干部。 
　　冯占武，劝农乡农民，文革中任吉林省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文革后降为街道办事处企业办副主任。 
　　高淑兰，文革前为北京二七机车厂工人，文革中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0届中央候补委员。1977年免职回原单位当工人。 
　　郭宏杰，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安徽省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9届候补委员、10届中央委员。文革后被撤职送劳教。 
　　郭耀卿，文革前为糖厂工人，文革中任南宁市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10、11届候补委员，文革后降为广西糖业公司处长。 
　　胡金娣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陕西省委常委，10、11届候补委员，后回原单位任副厂长。 
　　胡良才，文革前为车间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新疆党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11届候补委员，文革后免职7年后安排任正处。 
　　华林森，文革前为工厂技术员，文革中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届候补委员，10届中央委员，文革后入狱18年。 
　　黄炳秀 ，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湖南省委书记，10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公社党委副书记。 
　　黄成连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甘肃省燃料化工局副局长，9、10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兰州化工公司动力厂副厂长。 
　　冀桂昕 ，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地委常委，11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县委办公室一般干部。 
　　江礼银 ，文革前为铁路司机，文革中任福建省委书记，9、10、11届候补委员，后开除党籍 
　　蒋宝娣，文革前为浙江丝厂工人，文革中任浙江省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11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副处。 
　　金祖敏，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上海市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届候补委员，10届中央委员，后开除党籍 。 
　　李守林，文革前小滩子村社长，文革中任陕西省委书记，9、10、11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县委委员 
　　李顺达 ，文革前为大队队长，文革中任山西省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中央委员，后转政协任副主席 
　　李跃松，文革前为银川橡胶厂工人，文革中任宁夏党委常委，9、10届候补委员，后会原单位当工人。 
　　李祖根，南京路上好八连班长，702矿工人。文革中任江西总工会副主席。10.11届中央后补委员，文革后总工会干部 
　　李定山，合肥钢铁厂工人。 9.10届中央后补委员，1977年开除党籍。 
　　厉日耐 ，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山东省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0、11届候补委员，后降为普通干部。 
　　于会泳：文化部部长 
　　梁锦棠，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广东省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届候补委员，10届中央委员，后开除出党。 
　　刘均益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9、10届中央委员，后开除党籍。 
　　刘盛田 ，文革前为县委副书记，文革中任辽宁省委书记，9、10届中央委员，后开除党籍。 
　　刘锡昌，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北京市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11届中央委员，后开除党籍。 
　　隆光前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青海省委常委，9、10届候补中央委员，后开除党籍。 
　　卢忠阳 ，文革前为大队秘书，文革中任河南省委常委，10、11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副县长。 
　　鹿田计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山东省委常委，9、10、11届中央委员，后开除党籍。 
　　吕存姐 ，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青海省妇联副主任，9、10、11届候补中央委员，后降为县妇联干事。 
　　吕玉兰 ，文革前为村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11届中央委员，后降为县委副书记 
　　罗春弟 ，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文革中任福建妇联副主任，9、10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县政协副主席。 
　　庄则栋：国家体委主任 
　　罗锡廉，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届候补委员，10届中央委员，后开除党籍。 
　　马福堂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石家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届中央委员，后开除党籍 
　　马金花 ，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宁夏妇联副主任，10、11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公社党委书记 
　　马小六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北京总工会副主任，10届候补委员，后回原单位当工人 。 
　　莫显耀，文革前为村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9、10届中央委员，后下放农场劳动 
　　年继蒙 ，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甘肃省委书记，9、10届中央委员，后开除党籍 
　　潘世告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中央委员，文革后撤职 
　　盘美英 ，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县委副书记，9、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后开除党籍 
　　彭贵和，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云南省委常委，9、10届中央候补委员，后回原单位当工人 
　　七林旺丹，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云南省委副书记，9、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后降级为副厅 
　　仁增旺杰，文革前为副乡长，文革中任西藏党委常委，11届候补委员，后降县长 
　　申茂功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河南省委常委，9届中央委员，10、11届候补委员，后入狱15年 
　　宋庆友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山东省委常委，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后降为工厂党委副书记 
　　唐岐山 ，文革前为铁路司机长，文革中任河南省委常委，9、10届中央委员，后被判无期徒刑 
　　唐忠富，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湖南省委常委，9、10届中央委员，后入狱10年 
　　田华贵 ，文革前为大队队长，文革中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中央委员，后降为林场场长。 
　　汪湘君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上海市妇联主任，10届候补委员，入狱7年 
　　王百得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届中央委员、10届候补委员，后回原单位当工人 
　　王德山 ，文革前为工段工长，文革中任包头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10届候补委员，后畏罪自杀。 
　　王光临，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包头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9、10届候补委员，后开除党籍。 
　　王国藩 ，文革前为公社社长，文革中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9、10、11届中央委员，后降为县水利局顾问。 
　　王金友，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浙江省委常委，11届中央候补委员，后降副处级 
　　王景升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0届候补委员，后开除党籍。 
　　王君绍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副书记，11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副矿长 
　　王茂全 ，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重庆市委书记，11届中央委员，后降县委书记 
　　王美季 ，文革前为大队妇女主任，文革中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10届候补委员，后降副处级 。 
　　王淑珍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天津市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0届中央委员，后回原党委当工人 
　　王体，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山西省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候补委员，后降为阳泉矿务局顾问 
　　王秀珍 ，文革前为工厂技术员，文革中任上海市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中央委员，入狱17年。 
　　尉凤英，文革前为工程师，文革中任辽宁省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中央委员，11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副厂长 
　　魏秉奎 ，文革前为车间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辽宁省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中央委员，后撤消党内外一起职务 
　　文香兰 ，文革前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河南省委常委，9、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后降县委书记 
　　吴从树，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安徽省委常委，10届候补委员，后开除党籍 
　　吴克全，文革前为采媒工，文革中任四川总工会主席，9、10、11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天府矿务局工会主席 
　　吴玉德 ，文革前为沈阳建筑公司工人，文革中任沈阳市委第一书记，10届候补委员，后开除党籍 
　　夏邦银 ，文革前汉阳轧钢厂工人，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中央委员，入狱13年 
　　谢望春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湖北妇联副主任，9、10届候补委员，后开除党籍 
　　邢燕子，文革前为村党支部书记，文革中任天津市委书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0、11、12届中央委员，后降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杨坡兰 ，文革前为厂工会副主席，文革中任青岛市委副书记，10届候补委员，后降为一般干部 。 
　　于洪亮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0、11届中央委员，后降为副厂长 
　　于会泳，文革前为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文革中任文化部长， 10届中央委员，后被迫自杀 
　　张福慎，文革前为江南造船厂工人，文革中任天津市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11届中央委员，后降为天津市环卫局副局长 
　　张国权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为第六机械工业部领导成员，10届候补委员，后入狱9年 
　　张恒云 ，文革前为铁路司机，文革中任甘肃省委常委，9、10届中央委员，后开除党籍 
　　张世忠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9、10届候补委员，后开除党籍 
　　张泗洲，文革前为公社党委副书记，文革中任四川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届候补委员，后降为公社一般干部。 
　　张延成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山东省总工会副主任，9届候补委员，10届中央委员，后开除党籍。 
　　赵学全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云南省委常委，11届候补委员，后降副厅级 
　　周宏宝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教育部领导小组副组长，10届中央委员，后开除党籍 。 
　　周丽琴 ，文革前为大队队长，文革中任上海市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0届中央委员，后降为工厂副厂长，幼儿园负责人 
　　朱克家 ，文革前为初中学生，下乡知识青年。文革中任云南省委常委，10届候补委员，后开除党籍 
　　祝家耀 ，文革前为工人，文革中任公安部领导成员，中共十届中央委员，文革后开除党籍。 
　　卢忠阳，郏县四中教师。文革中任中共河南常委，中共10.11届中央后补委员。文革后任副县长。 
　　庄则栋 ，文革前为乒乓球运动员，文革中任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10届中央委员，后降为北京少年宫乒乓球教练员 
　　宗希云 ，文革前为副矿长，文革中任吉林省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9、10、11届中央委员，后降副厅级。 
　　并不是说工农进入中央就代表工农阶级了，但中央没有一个工农阶层的人更不能说明代表工农阶层。现在工人农民的利益都被官代表了。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6-11-14/1247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