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的「知识分子论」再度成为新的显学，而这波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无论在概念与视野上，都和以往不同。主要聚焦在所谓「公共知识分 子」（Public Intellectuals）的角色、失败、以及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最后当然是希望藉著这些探讨，而让公共知识分子们以一种新的形貌再度走回历史的舞 台，创造出更均衡、更有价值关怀的社会。

在「知识分子论」的理论研究上，这是一次大转向与大复兴，而开启这波新潮流的不是别人，就是雅各比于一九八七年所出的这本《最后的知识分子》。本书 的原著迄今已整整二十二年，我们到了现在才有中文翻译，这实在是迟到太久，但若因此书的翻译而让我们急起直追，赶上「知识分子论」的课题，也重振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及价值关怀，那还是有意义的。一个知识分子缺席的时代，註定了不会是个好的时代，这种征候在今天的台湾已愈来愈清晰可见。

在进入这本近代极为重要的著作之前，首要之务乃是让我们体会雅各比教授写这本书的心情。对美国知识分子史有理解的人都知道，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美国与欧洲甚或全球相同，知识分子都扮演了「启蒙」和「前锋」的角色。以美国为例，乃是知识分子们都是以在野之身办杂誌、出书、写文章或演讲对公众发表意见。由于这种工作挑战大，且必须接受公众检验，因而这些知识分子多半到了后来能在学问上成一家之言，而且谈起问题来也能切事并造成公众的共感。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所谓「纽约的才子才女帮」，即出了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字辈知识分子。当然也有许 多当时的大字辈知识分子出身校园，但他们也和出身非学院的相同，能问学求知以及发表公共评论两者得兼。我们熟知的名字如丹尼尔．贝尔、苏珊．桑塔格、米尔 斯、高伯瑞、孟福德、艾德蒙．威尔逊、艾文．侯伊……等皆属之，这也就是说，以前是有「大牌知识分子」的时代。

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有「大牌知识分子」的时代即为逐渐淡出。在概念上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衰退时代」，又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败北时代」（Defeatism）。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我们可以说，自从罗素、沙特等人相继逝世后，全世界已不再有那种以打天下之不平为志业的知识分子了！

而这种情况的造成，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二战之后的美国，从战后复员起，大学即快速扩张，许多不在校园的知识分子皆因此而进入校园，此外，战后的城 市空间改造、郊区开始形成，也压挤掉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而新的传媒出现，也压缩了公众意见的表达，简要而言，那就是战后的发展，乃是对知识分子进 行收编、吞噬消化、或是驱逐的过程。知识分子已逐渐的被边缘化，除了这种边缘力量和趋势外，我们也不能疏忽了知识分子本身也在自我边缘化。知识分子们在进入校园后，服膺新的游戏规则，只会关心一些琐碎的小问题，对公众议题已缺乏观照及掌握的能力，这叫做「引人注意的琐碎」（conspicuous trivility），它的意思就是很琐碎、很花俏但却很无意义。当代虽然有些知识分子喜欢在口头上进行「反叛」与「颠覆」，但因为都是侷限在琐碎的事务上，因而这种「反叛」与「颠覆」遂只是剩下矫揉做作的外表。当代另一学者斯图亚特．休斯遂称之为「小调反叛」和「自庆行为」。雅各比教授则说它是种「抗议的微型政治学」，是一种「自我的泛政治，但却反政治」，他是甚至用「政治自恋」来称之。

面对知识分子在「边缘化」和「自我边缘化」双重压力下的夹杀，雅各比教授当然心以为危，并试图为这个困境寻找新的视野与出路，于是在这样的心情下，遂有本书的出现。在本书里，他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失落做了极为深入的讨论，他在本书里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后来已被充分延伸讨论且已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其核心就是 要恢复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只有透过「公共关怀」，知识分子始有可能向一般受教育的公众谈论他们关心的课程，从而建立起知识分子与社会间已失去的纽带。

雅各比教授在此书之后，即再也没有停止过他对知识分子这个课题的持续关心，后来，一九九九年他又写了《乌托邦的终结：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The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在此书里，他提到了一个过去的故事：两百年前，即一七九九年，当时法国大革命已到了嘎然而止的时刻，由于革命造成的动荡与伤害等于褫夺了 知识分子的正当性，于是接下来的时刻，知识分子遂告退潮冷却，人心也变得麻木冷漠。这种保守的时代气氛也扩散到了英国，于是高度理想主意的浪漫大诗人柯立芝遂写了一封信给另一位大诗人华滋华斯，对当时社会的抑郁消沉表示不安，信中并建议华滋华斯：「我希望你能写一首白话诗，给那些因为法国大革命失败，因而 对人类的理想已放弃，并沉沦在伊壁鸠鲁派的自私，退化到只关心日常软性事务，至于对有愿景的大问题则嗤之以鼻的人。

华滋华斯一向支持法国大革命的进步价值，他受到柯立芝的激励，遂于一八零二年写了〈伦敦〉这首诗，诗曰：
米尔顿！你实在应当活在我们这样的时刻，
英格兰需要你：它已沦为一池死水的沼泽，
祭坛、刀剑、和铅笔、炉边，楼阁亭台这些英雄留下的财产，
已失去了英国古代内在快乐的传统。
今天的我们已成了自私的后代人种；
啊，请唤醒我们，请重新回到我们这里，
赐给我们格调、美德、自我及力量。
你的心灵有如星辰般长照，
你的声音有如大海般澎湃，
它纯洁如坦露的上苍，庄严、自由。
你根据这道理走你自己的人生旅程，
以一种欣然的神圣态度，但你的心
却始终揹著最基本的责任重担。

约翰．米尔顿乃是十七世纪英国的自由先锋：在人类的自由发展史上，乃是地位崇高的先行者，由华滋华斯在诗里重提米尔顿，希望他的精神能重振有如死水 的时代，而雅各比教授则再提柯立芝和华滋华斯的那则历史，这其实已反映出了他的心情──目前这个知识分子凋零，停滞得有如死水般的时代，他企图扮演的就是时代的闹钟，要从沉睡中把人们唤醒。

雅各比教授著作甚多，都围绕知识分子如何重返历史舞台这个课题。除了《最后的知识分子》有替新的知识分子理论奠基的重要意义外，其他如《社会健忘症》（Social Amnesia）、《失败的辨证》（Dialectic of Defeat）、《乌托邦的终结》等，也都一路深入延伸讨论这个课题。根据个人多年来对他著作的理解，他之所以为世所重，乃是他的论点有著极为重要的原创 性。他不像有些学者一样，只是把知识分子角色的凋零归因于社会的变迁、近代学院体制冷漠、以及逸乐文化的兴起，体制的再封建化等。上述这些原因，的确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雅各比教授更强调的，乃是知识分子自我边缘化、自己打败自己的这个部分。他会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种新的概念，其实就寓有知识分子 应自我改造的寓意！

如果我们不是心中有著既定的习惯性见解，就会察觉到近代初期，由于发展程度不足，相对剥削严重，再加上国际关系粗糙。这些条件使得知识分子容易产生乌托邦信念，并容易把自己定位成弥赛亚。这种简化的世界观，的确会有助于社会动员和进步价值的凸显，但也容易造成教条、浅薄、意识型态挂帅等缺点。进代保守势力得以崛起、会突出技术专家角色、及贬低知识分子，其实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当近代有些学者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时，这种话语里即一定程度寓有「知识分子的终结」的贬义在内。

而非常令人惋惜的，乃是面对客观形势的不利。知识分子并未来去深入反省、自我振作，反而是顺应著这种形势。知识分子愈来愈长于讲一些有的没的，用一 些「反叛」、「颠覆」、「反霸权」之类的字眼，但谈的题目却都花俏不实，只对圈内小众有自我庆祝的意义。知识分子愈来愈无法对公众问题做出有视野的新选 择。雅各比教授称之为「政治自恋」、「政治独我主义」、「知识分子从乌托邦走向近视症」（from utopia to myopia），因于知识分子不能发生作用及导正价值及方向偏差，因而系统性的问题遂日益严重。今天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认为是国家走错了方向，即可堪为证，这也是所谓的「零售聪明、批发疯狂」」（Retail Sanity and Wholesale madness）。

因此，雅各比教授对当代知识分子的花俏无用可谓深恶痛绝。当代知识分子用「多元」、「歧义」这种说法来合理化他们自己的没有方向感，也故意用连文法 都不通的文句来?扮自己的花俏琐碎。知识分子自己不用功不努力，它们是自己打败自己：他们无法为人代言，这种恶果有一大半是自己造成的。

因此，知识分子太乌托邦，太意识形态是过去的偏差；而知识分子搞到太近视，只看琐碎却对世事读不出道理，则是现在的偏差。而要克服这两极的偏差，就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恢复与公众对话的能力与态度。知识分子不能大言不惭的只看长程理想，不能看小不看大，而是至少要对中程问题做出表示，中程是理想与现实结合的中间点，它是知识分子再出发的起点，而当然，知识分子本身在知识上也必须要有更多準备了。关心中程问题，强调切事的态度与能力，建立可实现的愿 景，雅各比教授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此！

近二十年来，我对雅各比教授的著作极为注意，认为他的知识分子理论必将对当代全世界发挥先导作用。而事实也证明如此。当代思想界的知识分子理论近年 来有了极大的开展与反省，人们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也开始朗朗上口，这一切都是拜雅各比教授之赐。当今的台湾，由于社会及体制的变迁，我们其实早已进入了知识分子边缘化的阶段。我们的知识分子不用功、不关心，对许多琐碎的事务有变态的执迷，也常会耽溺在花俏无意义的题目上自我感觉良好。美国知识分子必须奋起，台湾知识分子亦然。这也是读雅各比教授著作应有的认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