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十八題》序    余英時

刘再复兄这部《思想者十八题》集结了他十七年“漂流”生活中的採访录和对谈录，用他自己的话说，各篇的“共同点是谈话而不是文章”。“谈话”的长处不仅在于流畅自然，而且能兼收雅俗共赏之效。十八题中的论旨在他的许多专书中差不多都已有更详细、更严密的论证，但在这部谈访录中则以清新活泼的面貌一一展现了出来。不但如此，谈者“直抒胸臆”，读者也感受到谈者的生命跃动在字里行间。再复一再强调，这十七年来他进入了“第二人生”。这句话的涵义只有通过本书才能获得最清楚的理解。   

在对谈录的部分，我特别要提醒读者注意他和高行健、李欧梵、李泽厚三位朋友的对话。这是思想境界和价值取向都十分契合的“思想者”之间的精神交流。尽管所谈的内容各有不同，但谈锋交触之际都同样迸发出思维的火花。在这三组对话中，2005年《与高行健的巴黎十日谈》使我感受最深。他们不但是“漂流”生活中的“知己”，而且更是文学领域中的“知音”。他们之间互相证悟，互相支援，互相理解，也互相欣赏。这样感人的关係是难得一见的，大可与思想史上的庄周和惠施或文学史上的白居易和元稹，先后辉映。再复十几年来写了不少文字讨论高行健的文学成就。无论是专书《高行健论》或散篇关于《八月雪》剧本的阐释，再复都以层层剥蕉的方式直透作者的“文心”，尽了文学批评家的能事。这是中国传统文艺评论所说的“真赏”，决非浮言虚誉之比，更没有一丝一毫“半是交情半是私”（王渔洋句）的嫌疑。在《巴黎十日谈》中，高行健先生对再复兄说：

出国后你写了那么多书，太拚命了。光《漂流手记》就写了九部，这是中国流亡文学的实绩，还写了那么多学术著作。前几年我就说，流亡海外的人那么多，成果最丰硕的是你。你的散文集，我每部都读，不仅有文采、有学识，而且有思想、有境界，我相信，就思想的力度和文章的格调说，当代中国散文家，无人可以和你相比。这都得益于我们有表述的自由。更关键的是你自己内心强大的力量，在流亡的逆境中，毫不怨天尤人，不屈不挠，也不自恋，而且不断反思，认识不断深化，这种自信和力量，真是异乎寻常。你的这些珍贵的文集呈现了一种独立不移的精神，宁可孤独，宁可丢失一切外在的荣耀，也要守持做人的尊严，守持生命本真，守持真人品、真性情。仅此一点，你这“逃亡”就可说是此生“不虚此行”，给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一份没有过的光彩，而且给中国现代思想史留下了一笔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

在这短短两三百字中，高行健为再复的“第二人生”勾勒出一幅最传神的精神绘像，不但画了龙，而且点了睛。这也是建立在客观事实之上的“真赏”，决不容许以“投桃报李”的世俗心理去误读误解。

本书定名为《思想者十八题》，可见再复是以一般“思想者”而不是文学专家的身份，向我们诉说他这十几年来的心曲。所以下面我也将论点转移在“思想者”的范围之内。我对于现代文学是十足的外行，论点的转移反而使我可以在常识层面上说几句与本书相关的话。

再复有一段论八十年代的话值得玩味：从世俗社会的角色上说，八十年代我是时代的宠儿，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是全国政协委员和青联常委。而现在则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世俗的角色，只是一个漂流的学者，一个精神的流浪汉，一个过客，一个充当“客座教授”的过客。生活的基调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安静静”。对于世俗角色的落差，往往会使人產生心理上的不平衡，以至產生心理危机，在危机中又產生痛苦与焦虑，这是难以避免的。在刚出国的头一两年，我也常有不平衡，常有孤独的焦虑，人生的上下半场好像衔接不起来。但是，在读书与思索中，我沉静下来了，第一第二人生逐渐衔接起来了。这里的关键是我终于真正意识到世俗角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角色，是内心那颗真实而自由的灵魂。八十年代最宝贵的效应，是大时代激活了我的内在世界，从根本上打开了我心灵的门窗，而且唤醒了我的反思世界与反观自身的热情与能力。

这是一番很忠实也很透彻的自我解剖，再复作为“思想者”所经历的无限艰辛都包括在其中。让我试作一点分疏。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再复的第一和第二人生之间的分界线，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他用“轰轰烈烈”和“安安静静”来分别概括这两个人生阶段。我们也可以说，他的第一人生是“惊天动地”，第二人生则是“寂天寞地”。一个人在一夜之间从“惊天动地”掉进“寂天寞地”，他在心理适应方面所必须克服的困难是不可想像的。以再复而言，我认为他至少经历了三个层次的精神奋斗，而且一层比一层更困难。

第一层困难便是他所说的从“世俗社会的角色”转变为“内心角色”。“所长”、“政协委员”之类“角色”在“党天下”体制下拥有与之相应的巨大权力，这在常态的现代社会中是难以想像的。再复自己便谈到克服这一层困难的过程，他说：到西方后才觉得，哎呀，这个“自由”多么累，我们原先什么都靠组织，什么都是组织帮解决，出门它帮我找汽车，出国它帮我买机票，特别是我当时是研究所长，办公室里行政人员多，很方便。到美国来可不行了，什么都要靠自己。这才觉得西方这个大自由社会，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我害怕，我要逃避自由。但是这就逼着我成长了，所以我说第二人生，自己能力成长了。我必须强调：尽管孔子早就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诗人也能“红顏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但亲历其境，毅然在良知与人欲之间作出明确的抉择毕竟不是很容易的事。再复在漂流一两年之内便能“调停得心体无累”（王阳明语），这便充分印证了高行健的观察：他确实具有“内心强大的力量”。

第二、《易经》说：“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八十年代是“党天下”五十多年中仅有的一次短暂的“天地变化，草木蕃”时期。事实上，这只是曇花一现的幻境，因许多历史因素的偶然凑泊而成——这里不可能也毋需展开讨论。但不可否认地，在此一剎那幻境中，中国大陆上确出现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景象，再复便是当时“惊天动地”之一人。最近《纽约客》上有一篇《北京来鸿》，因《告别革命》一书而回顾了八十年代再复和李泽厚兄的文化功绩：他们两位光芒四射，分别在文学界和思想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见Jianying zha, Letter from Beijing: Enemy of the state, New Yorker, April 23, 2007, p. 53）在《关于文学的主体间性》中，对谈者杨春时先生曾这样概括他们两位当时在思想上“惊天动地”的作用：现在回想起来，在你（按：指刘再复）写作《论文学的主体性》之前，学术界就已经对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进行了批判，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坚实的理论体系……。所以当时李泽厚先生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一提出来，就引起广泛的重视。李先生的功绩就在于提出了一个理论系统，给思想啟蒙提供了一个理论根据。记得一九八五年我们曾经谈起李先生刚发表的那篇《康德哲学与主体性论纲》，感到很受啟发，并考虑用主体性来建构新的文学理论。而不久你就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并引起了轰动和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但是我也注意到，你对主体性理论的发挥，有自己的创造。你讲的文学主体性与李泽厚先生的实践主体性有所区别，并不是简单移用。

由此可知，再复和泽厚当时所说的，都是人人心中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话，因此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轰动和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所以八十年代正是再复的生命力最旺盛也最发皇的阶段，无论就学问或思想说，达到了“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程伊川语）的境界。读者或听眾对他的文字或言论的热烈回响也成为他的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他这时的生命已与“天地变化，草木蕃”融为一体。但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中国大陆又重回“天地闭，贤人隐”的死寂状态，再复也被迫而成为一个“漂流者”；在漂流中他虽然不断地写作，然而孤雁离群，再也引不起“轰动”或“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了。克服这一层次的寂寞之感比拋弃“世俗社会的角色”也不知道要困难多少倍。试听听他在二○○六年答“故乡”之问的话：此时此刻，我的笔下就是我的故乡，我心中原初那一片净土就是故乡。……我的快乐不在于我的作品的发表，或是外部的评价，或是轰动效应。我的快乐，我的满足，就在表述的此时此刻。（林幸谦《生命向宇宙敞开》）

这是大彻大悟以后的证词，他终于超越了“发表”、超越了“外部的评价”、更超越了“轰动效应”。用孔子的话说，这是“人不知而不慍”；用庄子的话说，这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但是再复最后能达到这一境界显然是经过了长期的内心挣扎。这就直接通向他在第三层次的精神奋斗：怎样回到“心中原初那一片净土”？

再复在第三层次的彻悟是他整个心路历程中最长也最艰苦的一段。我推想其始点大概在“文革”时期。他回忆在“文革”中“看到批判　逍遥派，心里就发颤。”（《知识分子的第三空间》）这似乎显示，他那颗在“党天下”意识形态中囚禁了几十年的灵魂开始跃动了。八十年代《论文学的主体性》已是灵魂觉醒到相当明朗阶段的正式表述，然而还没有抵达终站。一直要等到漂流以后，在巴黎和高行健互相印证，归宿于慧能的禪境，再复的心灵才真回到了“故乡”。从此他口中笔底常见“悟”之一字，这决不是偶然的。

用人人都能当下领会的话说，这个心灵的“故乡”其实便是个人自由。再复宣扬“文学的主体性”时，他已正式肯定了个人自由是一切创作的源泉，不过“主体性”的概念借自康德，还没有和中国文化传统掛上?。等到他在禪悦中获得“大自在”，他才走完了最后一程。

列宁说，“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这是对个人自由的最彻底的否定，所以生活在这一原则支配下的文学家、艺术家，创作生命便完全终结了。在列宁、斯大林体制下如果仍有人能维持创作生命，那么他或她必须以无比的勇气去坚持个人的自由。前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九四五年他正在撰写《齐瓦哥医生》，他对来访的柏林（Isaiah Berlin）说，他对于个人自由的信仰是从康德的个人主义中得来的。（见Isaiah Berlin, "Conversations with Akhmatova and Pasternak", 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New York, 1998, p. 529）这和四十年后再复的经验岂不是先后如出一辙？但是我要特别指出，再复挣脱“党天下”的精神枷锁，找到个人自由，他所踏出的每一步都佈满荆棘，恐怕是俄国作家也难以想像的。这里必须略略回顾一下俄国作家的处境。

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五日贝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在《给戈果尔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Gogol）说，帝俄专制下，整个社会是一片死寂，然而反专制、反东正教的文学却一直生气勃勃。所以作家的使命受到社会的尊敬，人们都把俄国作家看作是仅有的领袖、保卫者和救星。贝林斯基在俄国文学界的地位很像中国的鲁迅，他的话是有份量的。这就是说，俄国早在十九世纪中叶便已形成了一个与政治权势相抗的文学传统。十月革命之后，绝大多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新政权召开作家会议，往往只有四五人或七八人到场，情况十分难堪。高尔基是列宁的朋友，因此曾和布尔什维克合作，但仍然时时对新政权发出严厉的批评。列宁因为重视他的支持，不得不予以容忍而已。党对于作家的控制，自然日益加强，从列宁到斯大林无不如此。所以不少作家流亡国外，多数则飢寒交迫而死。高尔基早期曾保护了一部分作家，但也没有能支持多久。令人诧异的是：在整个二十年代，俄国作家群在保卫文学自主性和作家自由方面，仍然毫不妥协，尽管其中不少人对新政权并不持敌意，有的甚至还抱?同情的态度。（可看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New York: Afred A. Knopf, 1993, pp. 286-7; 298-303）我想这只有一个解释，即俄国文学界的精神传统十分强大，即使是列宁和斯大林也只能作到表面的控制，而不敢彻底摧毁其精神。

这一推想在前引柏林与俄国作家谈话录中更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一九四五年柏林和不少俄国作家——特别是帕斯捷尔纳克和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Anna Andreevna Akhmatova）交谈时，他们都能毫无忌惮地倾诉久被压抑的情感和思想。柏林注意到，所有接谈的作家都从不用“苏联”两字，只称“俄国”，可见他们并不认同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帕斯捷尔纳克还郑重声明，他虽然存活下来，却并未向当局屈服。很显然地，向当局妥协，在他看来是最大的耻辱。柏林和女诗人的长夜交谈还造成了重大政治事件，因为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然而她事后也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一九六四和一九六五年，苏联当局还允许她到意大利领取文学奖，到英国牛津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总之，俄国作家虽然被剥夺了发表的自由，他们的精神却未被彻底摧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传统在后面支持?，这种情形是不可想像的。

在前苏联的对照之下，我们才能体会到再复找回他那颗“真实而自由的灵魂”，是多么艰辛的一段旅程。《西游记》里的唐僧经过八十一难然后才“九九归真”，再复的心路历程正可作如是观。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短浅，并未形成一个与政治权势相对抗的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后，除了胡风曾奋戈一击，争取创作的自由之外，其餘的作家，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都已沦为“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这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论点。胡风的上书则恰好给毛一个直接惩治作家的机会。毛与列宁、斯大林不同，对中国传统中的“诛心之论”有极深的认识；他知道中国文人、士大夫往往“口是心非”，在征服者的面前常持一套“身降心不降”的对应之道。因此列、斯只要制服作家的身体及其行动便已满足，毛则更进一步，要他们“交心”，非把他们的灵魂弄得支离破碎不肯罢手。再复从小便在“党”的意识形态的全面包围下成长起来，而且包围得密不透风。因此他不但对“共和国”“充满感激之情”，而且“热爱红旗下的生活”；他的红领巾一直戴到十八岁，比别的孩子多三年（见《人生分野与三项自由》）。等到他的灵魂开始觉醒的时候，举目四顾，则全是一片精神废墟。他在这样的条件下竟能一步一步地由“渐悟”走到“顿悟”，而且“悟”得如此彻底，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再复《思想者十八题》即将问世，他要我写几句话在前面，作为介绍。我细阅全稿，决定把他从“必然王国”回到“自由王国”的一段经过发掘出来，聊为读者之一助。最后让我引百丈怀海禪师答弟子之问，以终此序：

问：“如何得自由分？”师曰：“如今得即得。”（《五灯会元》卷三）

如何参透此禪机，是在善解者。 

于普林斯顿

二○○七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