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时，我随家人回了次老家。父母要帮八十岁高龄的姥爷落实政策。 我的老家在大连郊区。父母在同一个村子长大。父亲家迁到那里的故事比较复杂。祖爷爷的前辈在朝廷作进士，到了祖爷爷那一辈儿，是沈阳富甲一方的大地主。沈阳现在还有以他姓氏命名的屯子。祖爷爷不知何故与当地的另一位x姓地主有了过节。一天，那家地主带人围困了祖爷爷的家。为保全家人，祖爷爷一个人挺身而出，被打得半死，回来没两天便咽了气。从此家人心中种下复仇的种子。后来，祖爷爷大儿子的孩子赴日留学，回国后做翻译官，用职权之便杀了x姓地主。不久之后，家境因抽大烟败落。爷爷是祖爷爷二儿子的孩子，抽大烟在所难免。奶奶用担挑起骨瘦如柴的爷爷回了娘家，也就是现在的村子，帮爷爷戒掉烟，保存了他家唯一一支人马。现在沈阳附近还有很多散落的亲戚，但都是旁支了。父亲就出生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家里。幸好出身贫农，不然文革时就不只是发配到内蒙古建设兵团那么简单了。 母亲家到这个村子安家的历史较为简明。姥爷天津医科大学毕业。为躲避战火，伙同四位同学一起扎根农村。姥爷医术高明，心地善良，颇有口碑。看病的人有钱给钱，没钱给米，没米就欠个人情。一次母亲和小伙伴上山砍柴，翻山越岭，玩到天色渐黑，两手空空。看见山脚下一家有砍好的现成儿柴禾，背起就跑。结果被那家人拿住，五花大绑。后来那家人从母亲嘴里听到姥爷的名字，急忙赶着毛驴车连夜把母亲和柴禾一并送回。原来多年前姥爷曾医治好那家人的腿。 姥爷没能躲过文革的风暴。当时他在县医院做院长。有一段做国民党伪保长实为地下党的经历说不清，被关进牛棚。姥爷心高气盛地喊了一句：当年为了共产党，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如今可好，卸磨杀驴！一句话被定成现行反革命。一次批斗中被人从台上踹到台下，瘸了一条腿。上干校，做苦力；发落回村，继续改造，猪狗不如。要不是父亲把军队饲养上等良马的军粮偷运给姥爷，姥爷恐怕早就饿死街头。哎，文革象是心头永远不能愈合的伤疤，轻轻一揭，鲜血淋漓。 文革结束，姥爷一次次上访。恰好遇见当年做地下党时的老上级，当时已经是沈阳高法的审判长，冤案得以昭雪。可是等着落实政策的人太多，姥爷一等再等。父母焦心。 我们踏上北上的列车，一日一夜，又颠簸在赶来接我们的毛驴车上。姥爷等在家门口，八十岁的老人，腰板儿挺直，行动缓慢但不拖拉。 姥爷家有三间房。外面一间有土灶。土灶上是一口大铁锅。另外两间，都是左手土坯炕，右手旧红漆柜子，依墙摆放。灶火和土坯炕相通，冬天靠灶火的余温暖炕。吃饭时，炕上架起一四方的矮桌，大家盘腿而坐。房后是个小院儿，一眼井，一台石磨，一排葡萄藤架。 父母整天在外奔波。我怕狗，不敢出门。我就呆在姥爷家里，拉拉灶上的风箱，或是摆弄木头门闩，或是试着用葫芦状的瓢在大水缸里舀水。姥爷家的药碾，我爱不释手。药碾用铁铸成。底座呈船形，里面是尖槽儿。碾子圆盘状，圆心厚，边儿薄，圆心两侧有把手。握住把手前后推，圆盘就在尖槽儿里来回滚动。还可以象骑车似的，坐在木凳上，用脚推把手。姥爷见我喜欢，撒几粒干玉米豆儿让我碾碎。错觉中，淡淡的药香袭来。 我不切实际的想把沉沉的铁药碾据为己有。离开姥爷家时，心里象丢了宝贝似的失魂落魄。我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简单，粗笨，更谈不上是什么文物，是不是就因为它默默不语却又似和我讲诉历史？ 姥爷照例每年都要寄一包砖头大小的装满红皮花生豆的包裹给母亲。旧纱布上书清秀的毛笔小楷。母亲收到每每感慨万千。母亲也会时常写信给老人家。我有时偷偷拿起母亲放在写字台上的信笺，“父亲大人在上”，字用繁体，自上而下，我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