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复原到北京，是从军队转回地方，不是离休。父亲的级别没有那么高，他从来没参加过什么战役。不像父亲的二哥，解放战争时一颗手榴弹缴获十几个敌人，后来作了海南省军区的首长。父亲倒是差点被派往越南自卫反击战。这是父亲复员许多年后我才知道的。谈起这件事，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乐观：可以和老同学打仗啦，说军校时的越南同学在那边作师长。 我们举家迁往父亲参军前的单位。一个苏式建筑群构筑的展览中心，高大厚重，巨石堆砌。父亲曾是那里的第一批员工。除展览中心之外，还有一苏式风格的餐厅。我喜欢节假日时全家温馨的坐在那里，品尝红菜汤，吃牛排。父亲年轻时就是在这里把红菜汤洒了贺龙一身。父亲说贺龙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这可是海军呢呀。 我们落户于父亲的单位大院。五六排平房，分左右两侧。我家是左手第一排第一家。全家人的起居都在一间平房内。在屋里走路就是在家具间穿梭。屋子中央比较宽敞的地方留给煤炉。母亲很快掌握了生蜂窝煤的技巧，知道怎样封炉，怎样才能省煤。大院的门前也有一条河。不过不是军队“护城河”的直上直下的石头河岸，而是自然的土坡，不知名的野花星星点点，水面也更宽些。院门口有一座铁桥。我站在桥上，倚着一边的铁桥栏，看早晨的阳光泼洒在河面上，金光闪闪；走到另一边桥栏，在飘摆的柳枝中看如血的夕阳，水面渐红渐黑。 河的一边是海淀，另一边是西城。家住海淀，我们每天走过铁桥去西城上学上班。我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一道上同一所小学。我对学校的军乐队和体操房一见钟情。看那指挥把亮闪闪的缀着红穗的指挥棒在头上方画个大圈，然后用力向下一拉，定在胸前。威风凛凛，掌声四起。但我始终没有机会摸指挥棒，更没学会敲鼓吹号。 我去了体操房。可能是从幼儿园开始每年参加军队的慰问演出，又会爬树，不久便成了校队的主力。每天下午一下课就往操场一角的体操房跑。压腿，倒立，翻跟头，跳马，单杠。。。寒暑假参加集训，赛前去区体校训练。区体校的体操馆大而明亮，设备齐全。那里的运动员大都是幼儿园时被挑来。训练时，教练运动员一律都是表情木讷，不苟言笑。一位男教练手拿木尺站在“跳马”一侧，谁跳过去腿没伸直就抽打一下。我听着木尺落在皮肉上的声音，不知是该为自己年龄太大惋惜还是庆幸。 转学来这所普通小学，考了双百入校。发现上课异常轻松，学习上懈怠下来。虽然保持着靠前的名次，在考初中时，竟无缘于区重点，只被普通中学的一个重点班接住。重点班里都是我这样的“苦”孩子。老师和我们一起卧薪尝胆。数学班主任王老师，每天手捧一摞测验本。本上的成绩让人心惊胆战。就连班上成绩最好，后来上purdue念书的那个男生，也有过零分的纪录。年轻的英文老师，经常秀眉倒竖，“一塌糊涂”，扔下一本作业，“一塌糊涂”，再扔下一本作业。。。我的学习走上正轨。 阴错阳差，跳伞队不知为什么到体操馆招人，我成了北京伞塔体校的一员。从西城，倒好几次公共汽车，才到崇文。训练的内容偏重体能。比方说从跳伞基地出发，绕龙潭湖跑一圈，或是从伞塔底部踩着旋梯爬到50米高的塔顶，或是没完没了地做仰卧起坐。训练中难得有跳伞的机会。伞塔在基地中央，耸立于一片厚厚黄沙之上。把伞四周的环一一钩到一个巨大的圆形铁架上，撑开伞。在铁架中央，身上背好带子，做牵引到塔顶。四周的高楼越来越小，最后像火柴盒一般。拉绳子，脱钩，伞缓缓落下。。。飞的感觉真好。 除了体能技术训练，还有上跳伞理论课，讲伞的风口怎么控制。再有，就是叠伞。叠伞就是在规定时间内把伞打进伞包。叠得松是万万进不了伞包的，得使吃奶的劲儿；叠得过紧，背在身上打不开的话，就只好与之同归于尽。教练不失时机地思想教育：这是王队长用过的伞，伞包打开后，空气没把伞撑开，自由落体，好在距地面200米时，伞奇迹般地打开了。。。我坚决不去了。我要读书，没命不行。 我又回到平静的生活。骑红色的24飞达车上学下学；坐在50人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看着地理，化学，生物，物理，数学，英语，历史，语文。。。老师走马灯似的换；站在红砖砌成的主席台上领全校课间操；在课间十分钟和全班人马一起抢乒乓球台；下学后，还可以坐在河畔的柳荫下拿着中考的复习资料发呆，飘摇的水草，潺潺的水声。。。 我在回忆里注视着二十年前的我，看她的短发在风中轻轻扬起。我看不到她的眼睛。漂泊了二十年的心停在她身旁，一同享受年少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