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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纳粹学中文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在巴塞罗那的大街上,今天巴塞罗那满是奢侈品商店的帕塞格拉西亚斯大街上的美景和美女对我一点提不起兴趣。

我太累了。

1.

今天我从上午到下午游走了四家巴塞罗那的语言学校教中文，现在的我口干舌燥头晕目眩。

我是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在巴塞罗那视听艺术大学攻读电影专业的硕士学位。80年代的巴塞罗那中国留学生很少，我应该是这个群体里的佼佼者。

我回到自己位于马约卡大街的住家。一进门我就扔下书包冲到床上倒头大睡。这一觉一直睡到翌日天蒙蒙亮我才恢复一点清醒意识。

“叮铃、叮铃”电话响起，我睡眼蒙眬地拿起电话，“Hola我是WANG。”

对方用西班牙语问，“您是教中文的老师吗？”我一听就知道是教中文的生意来了，因为我一直在网上贴出“中文课”的广告。

“是是，我是中文老师。”我立刻打起精神回答对方。

“我想学中文，您能不能上门教课？”对方的声音很苍老，我感觉这个学生至少70开外。

我有点犹豫，这70开外的老人家还要学中文？估计要么是和我玩个电话恶作剧，要么以为是“免费上课”。

“上门教课没有问题，一个小时35欧元，你有问题吗？”我以为对方一听见这个价格肯定马上挂断电话。熟料对方这样回答，“价格不是问题，问题是您能不能教好我这个很挑剔的学生？”对方的态度很明确。

“没有问题，我在西班牙教了上百个学生，没有说我不行的。请告诉我您的住家地址。”

“圣安东尼玛丽亚克莱雷特大街365号7楼4室。我的名字叫罗德里格斯。明天下午5点开始，行不？”

“OK，没有问题，我会准时到达你家。”

对方随口说了一句“费恩当克”就挂断电话。我一愣，这句“费恩当克”肯定不是西班牙语，我没听懂。

2.

我在谷歌地图上查了罗德里格斯住址，圣安东尼玛丽亚克莱雷特大街365号，地图显示离我的住宅不算远，行走27分钟左右。

我于下午16：15分就从家里出发。

圣安东尼玛丽亚克莱雷特大街是巴塞罗那的一条东西贯穿路，位于市中心的旧城区，这条街上的房子很多都是不准推倒的老建筑，每幢建筑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16：50分，我已经来到365号那幢楼的前面。

365号的这幢楼属于德国风格的建筑，至于是否隶属哥特式风格还是其他风格，我没有学过建筑历史学也无法判断。

我正要按大门的呼叫门铃，正好有人出门我就顺势进了底楼的大门。

走进电梯后才感觉电梯是30年代的风格，木头门，铜把手，升降或停止时会让里面的人感到地震式的一跳。

在电梯里的乘客感觉就好像回到了30年代二战时期一样。

我按下7楼的按钮，电梯就慢慢地上升，到了7楼，电梯一跳，或者说是一抖，就停了。

这一跳一抖，第一次乘这电梯的人定会有小小的一惊，以为是故障W马上要跌下底楼一样，其实是虚惊一场。

木头门要乘客自己拉开，出门后再将门关上，这样，电梯才会回到底楼位置。

出电梯的正前方就是4室。

我短促按下门铃，“叮铃……”二、三分钟过去还没有人来开门。我再按下一次，还是不见开门。我估计是被人耍了，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给我玩了一次恶作剧。我转身回到电梯门口，按下按钮，只听见电梯“嗯……”的一声从底楼慢慢地往上爬升。到7楼，我拉开木门，一只脚刚踏进电梯，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叫我，“Señor（西班牙语先生）”我回头一看，是一位80多岁模样，一头白发的老太太在对我说话。

“你是要找4室的人吗？”老太问。

“是啊，我按了二次门铃没有回音。”

“这个人的耳朵很聋，你要按很长时间不松手，他应该会听见。”老太说完用手做了个

按铃的动作，“时间要很长，一直等他来开门。”老太说完就转身回屋。

依照老太的说法，举手再次按铃，这次我一直按着没有松手，“叮铃…………”大概有40秒钟的光景，果然从里面发出了声音，“谁？”

“我是WANG老师，上中文课的WANG老师。”我把声音提得很高。

“咔嚓”一声，4室的门打开了。

站在我眼前的果真是个80左右的老头，老头身材高挑，头发一点没秃，金黄色，在灯光的照射下反射出一条条微弱的光丝。

“您是教中文的Señor Wang?”老头用西班牙语问。

“是的，您是罗德里格斯先生吧？”

老头连连点头，“请进请进。”老头说完将门关上后引我入室。

3.

会客室的桌上放着已经准备好的中式茶杯，茶壶里倒出的是茉莉花茶。显然是老头早就准备好的茶具等待我这个中文老师的到来。

“我刚才按了好长时间的门铃，还以为您不在家里呢。还好隔壁老太说要按很长时间。”我对老头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的耳朵听力很弱。”老头说完后随手就拿出一沓白纸说，“Señor Wang，我们就上课吧。”

还没有坐热椅子就要上课，我心想，这老头把时间掐得很紧呐。我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中文基础入门，再把几页复印件交给老头，“好的，我们现在就开始。”

老头一看教科书和几页复印纸后对我说，“Señor Wang，我已经89岁，马上进入90岁了，我学中文和其他人不一样，你不要给我教科书。”

“没有教科书，怎么学习？”我有点懵逼。

“这样，我问你一个单词，或者句子，你把中文的发音念给我听就可以。”老头提出这样的学习要求。

果真是个怪人，快90 的老头还要学中文，学习的方法还别出心裁，我心里思忖着。“好吧好吧，那你要学什么单词？”我问。

“就先从你、我、他开始吧。”老头拿起笔，仔细听我发中文的音“你、我、他”。听完后他用自己的语言来注音，注音后开始模仿我的中文发音。

我发现他用的注音语言不像是西班牙语便问他，“你用的是什么语言来注音？”

老头回复说，“是德语。”

“德语？”我有点惊诧。“你是德国人吗？”

“不是，我是奥地利人，我出生在维也纳。来，你继续说，我们、你们、他们。”

前30分钟，老头大概已经记录了 40多个中文单词，每写完一个德语的注音后我再发新的中文音。奇怪的是，老头的中文发音很不错，几乎可以和学了三、四年中文的西班牙人媲美。

我从来没有碰到这等年龄的学生，更没有遇见过这等学习方法的学生。

大约过去一个小时左右，老头说，“休息15分钟，然后再开始，今天的课时是2个小时，我支付70欧元课费。”

老头接着说，“您喝茶，我去去厕所，哎，年纪大了小便就是憋不住，我年轻的时候可以一天不小便。”老头说完欲猛地要站起身，但是他的双脚似乎不听话，刚站起又坐下，看老头的表情像是在做咬牙的动作，他用手扶着桌面再次站起。看得出老头要完成一个年轻人迅雷果断的起身动作，但毕竟已是九旬老翁哪能再复制年轻的体力和敏捷。

老头站起后朝洗手间走去，我注意观察他的走姿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像是精神又像是毅力，准确地说，他有不服老，不愿意老，憎恨老的情怀。

老头回到椅子上后，我继续教他中文词汇的发音。老头非常认真，非常用心。

2个小时很快过去，老头向我支付了70欧元的课时费，并约定下星期三继续上课。

老头把我送到电梯门口，然后用刚学会的中文说，“谢谢，再见”。老头这二句中文发音着实不错。

在回家路上，我回忆起老头的一举一动总感觉他有和常人不一样的状态，但是哪里不一样，我又说不出，看不出，找不出。

打那之后，老头的模样时不时地在我的眼前、脑中出现、闪过。

4.

又到一周星期三。

我第二次去罗德里格斯老头家上课。

这次我一按下门铃后老头就开了门， 原来是老头早就站在门口，一听见铃声就按下了开门键。

还是老地方，老模式，老头先把上星期学过的单词努力背诵一遍， 实在记不起的单词就看一眼只有他看得懂的注音记录。

我很是佩服这个九旬耄耋老头的记忆力和他的发音模仿能力。我问自己，“这个罗德里格斯老头年轻时肯定是大学教授吧？脑子特好使。”

老头复习完毕后 开始要求学习新单词，他顿了顿突然说，“Guerra”。我一惊，这词的中文意思是“战争”啊，难道老头是军事迷不成？

我马上用中文说“战—争—”，我还特意拉长声音让老头听得清楚。

老头开始重复“战争，战争，战争”，接着老头又是一句西语，“消灭”，接着又是“占领”，然后再是一句“集中营”……最后一句最让我吃惊的是老头说出了，“都给我去死！”的要求。

我虽然心里暗暗吃惊，但嘴里还是依照学生的要求把他要学的中文单词一字不漏，一字不差地从自己的口中说出。

我发现罗德里格斯老头在学这些单词时脸上的情绪表情很亢奋，原先的沙哑声音也变得清晰乃至洪亮。

一个小时过后，是休息时间，老头还是站起身子去厕所方便，老头没有在上课时间去厕所似乎他不愿意浪费方便几分钟的上课时间。

呵呵，老头很会算，且算得很精。

我趁着老头在厕所里的瞬间仔细观察他屋子的陈设和摆设。我发现身后有个玻璃柜，柜子里毕恭毕敬地放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靴，看成色还是很新的模样。

我颇感新奇，这穿在脚上的皮靴咋会放在玻璃柜子里当摆设？ 

此刻老头已经回到客厅，他发现我正在观察那皮靴便说，“这皮靴漂亮吗？”老头问。

“嗯嗯，漂亮。”

“这是我年轻时候请人定做的鞋子，我很喜欢，因为太喜欢就没舍得穿，就把它当成摆设放在柜子里。”

老头说完，看看挂钟休息时间还有10分钟，他拉开抽屉取出照相本给我看。相册的第一页放着一张老头的黑白照片，年轻时的老头果真很帅，一头金发，目光炯炯，他在照片里身穿一身白大褂。

“您年轻时是医生？”

“不是，不是，那是我朋友的一件白大褂，我见了蛮喜欢，就穿上拍了一张，没想到照片拍得特别好，拍出了我的精神状态就把它放在首页。”

后面的照片都是老头年轻时的生活照，大多是郊外的背景，有的骑着马，有的像是在干活，从背景里看不出一丁点在什么地方的特征景象。

老头一边给我看一边自己也在看，他的神态似乎比我还入神，老头的神态像是在回忆年轻时健康的状态，又像是在炫耀年轻时有过的辉煌。

休息时间15分钟刚到，老头马上关闭相册进入上课程序。“这老头算时间真他妈的抠门，一分钟都不会吃亏。”我心里在说，嘴里也顺着他进入课时。

“坦克大战、包围全歼、格杀勿论。”老头的新单词里几乎都是战争术语。老头很认真地听着我标准的中文发音也很认真地写着他的德文注音。然后他自己先轻轻地默读几遍，再用大声读给我听，并请我纠正不正确的发音。

周而复始。

离下课时间剩下最后10分钟，老头说，“今天我的情绪不错，再学几个新单词可以不？”

“当然可以。”

“好的。新单词是，犹太人、日耳曼人、雅利安民族、空降兵、突袭。”

我不问为何，只管教他发音就是。

老头看看挂钟，还有最后5分钟，他再提出新单词，“逃亡、逮捕、追杀、自杀、他杀……”。

2个小时的上课时间已到， 老头不拖延丁点下课时间，甚至几乎在秒针走到12的时候，他就说“上课结束。”

我也搞不清这是属于性格？还是习惯？还是啥玩意儿？

下课后我起身准备离开，老头叫住了我说，“愿意的话，再坐一会儿，我们一起喝咖啡聊几句？”

我应允，“好的，今天有空。”

老头再次走进厨房端出已经准备好的咖啡器具。

老头一口咖啡下肚，感觉很是爽口，话茬也拉开了，“你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我这样90高龄的人还要学中文。”

“是啊，不知道你要学中文的目的是什么？”

“我当然不是为就职，为升迁。”

“那为什么？”

“我是为一种精神的寄托而学。”老头的语气里带有坚毅的口吻。“我把学习一门新课程当作自己年轻的象征，以此来激活我年轻时的欲望和目标。”

“哦，这倒很新鲜，我也是第一次听见。”我回答。

“我在跟你学中文的同时我还在学俄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老头的神态充满着自信。

“哇，这么多语种啊，你的脑袋里装得下吗？”

“当然装不下，但是我使劲装，因此我始终认为自己一直处在25岁的年龄。所以我有激情，也有热情。”老头说完又显出一副亢奋的表情。

我大口将剩下的咖啡喝完。

“Señor Wang，我问你，如果一个人把身上的金子化成铆钉打在自己的皮箱上来逃脱有人对他的搜查，你认为这是聪明还是狡猾？”

我听后越发感觉老头今天的问题不仅很离谱更有不正常的感觉。

“无可奉告，我没有对这个行为做过聪明或狡猾的研究和判断。”我回复说。

“当然，你们是没有经历这样的历史环境。”

“那你认为是聪明还是狡猾呢？”我反问。

“当然是狡猾，那还用问。”老头的回答很干脆利索。但是这句话一出口老头又感到失言。他马上填补了一下失言的空缺，“那要看个人的理解和认知。我认为是，你不一定认为是。”

我抬头看看时钟，课外时间已经走掉了20分钟，我起身告辞，老头拿出70欧元的课时费，然后又拿出一张10欧元纸币，“这是这外加20分钟的课时费。一共80欧元。”

老头的上课时间掐得很准，不浪费一分钟，不在课时里讲与上课内容无关的话语。但是给学费时一点不含糊、不吝啬，一出手就是80欧元毫不在乎。

回家的路上我使劲地琢磨这个老头的心态，到底是变态还是常态？

尽管我很使劲也很用心，仍旧解不开这个答案。

那晚，我接到母亲的电子邮件说，外祖父已经病逝，近期要举办葬礼让我马上回国。

我请了朋友为我在语言学校的课程去代课，最后就是那老头的课程，到底是请人去代课还是空缺几个星期？我想来想去决定不找人代课，因为这老头思维怪异，说不定代课人上不好老头的课。

我打电话对老头说了要请假一个月的时间回上海奔丧。熟料老头一听我是上海人后顿了顿，马上请我晚上去他家再聊30分钟。

我也注意到了老头在电话里停顿数秒钟的情况，估计老头肯定有什么问题要问。

晚间，我早早吃了晚餐就去了罗德里格斯老头家里。老头开门见山地问，“二战时期的大批犹太人都逃亡去上海，你知道这段历史吗？”

“当然知道。”我回答。“大约有一万多名犹太人逃亡上海后躲避了被希特勒屠杀的厄运。”

“我不明白，为什么上海人对犹太人有如此程度的好感？”

“上海人的心地普遍比较善良，愿意帮助受到迫害的群体。这就是上海人的为什么？”

“犹太人不是被迫害，不是的。这是你们的错觉。犹太人都是奸商，大文豪莎士比亚笔下唯一出现的一个犹太人也是个奸商、恶商，上海人会看不出？难道你们不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吗？”老头说到这里的口气似乎在发脾气。他马上意识到应该收敛。他用缓和的口吻再补充了一句，“我认为上海人不了解犹太人的为人，是因为你们在亚洲，而犹太人都在欧洲作恶。”

我发现罗德里格斯老头的眼睛里出现了一根根的血丝状，这明显是血压增高后出现的典型特征，我估计老头再说下去就可能会出现中风结果，毕竟他已经90高龄，不易激动。

我把话锋转到上海的小吃，上海的风景等话题上，我发现老头是在很勉强地听着。

而此时此刻老头的心态是既想说，又不想说，说了，他也怕因情绪失控而中风。不说，又达不到一吐之快的感觉。老头想寻找各种因素刺激自己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这样就有快感，有爽感，找到年轻时候放荡不羁的感觉。

我起身告辞，在电梯门口，我说，“等我回来后我会带上海小吃给你品尝。”就在我进入电梯关上电梯门之际，老头突然冒出一句话，“我去过上海。”老头的话没落音，电梯已经开始下沉。

我想知道老头也去过上海的详细信息只能等我从上海回巴塞，再去上课时或许可以得到答案。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老头绕了一个大圈子最终才知道他不仅懂中文，还去过上海。怪不得他的中文发音很好，其实他都会。

老头真是采用回忆手段，用回忆来刺激他的多巴胺分泌达到兴奋的高潮吗？

我琢磨着，思忖着。

5.

我按时回到上海并和母亲参加了外祖父的葬礼。葬礼完毕我特意去了位于长阳路上的“上海犹太人纪念馆”，我拍了许多照片，了解了许多上海人如何帮助犹太人度过在上海的逃难生活。我想把这些照片等回到巴塞罗那之后给罗德里格斯老头看，再看他的态度和反应，然后可以得出一个他到底是什么人的结果。

在沪一个月时间很快即逝。我回到巴塞罗那之后把自己的事情打点完毕就给罗德里格斯打电话。但是电话铃响了好一阵就是没人接。我估计要么是老头没听见，要么是老头生病去了医院。

为了确认老头的真实情况，我找了个下午特意去了老头家。到了他家门口按响门铃没见动静，因有经验，我一直按着门铃按钮不松手，门铃一直“哇哇”地直响也没动静，我估计这次老头真的不在家里，要么去了医院，要么去了……。

我刚准备离开时隔壁的房门打开，出来的还是那个叫玛丽亚的老太。玛丽亚对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然后招招手让我靠近她。

玛丽亚把嘴凑近我的耳边说，“他去了那里。”

“那里？那里是哪里啊？”我不解地问。

玛丽亚的神色很严肃，“那里，就是警察局。”

“警察局？为什么？”我更加茫然不知所措。

玛丽亚又低声说，“前几天警察把他带走了，说他是，他是，那个，德国的纳粹军官。”

“啊？纳粹军官？”我小吃一惊，罗德里格斯会是纳粹军官？

“那。能不能去看他一次？”我问玛丽亚。

“可以的，你代我送一些他要的东西，罗德里格斯前几天叫我帮他送，我走不动，正好你来帮一下。”

玛丽亚说完把我引入她的房间，一大包东西放在客厅里。

“这些东西都是他要的。”玛丽亚颤颤巍巍打开包裹，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双锃亮的皮靴。

“你怎么有他的东西？”我问。

“罗德里格斯先生早就把他房门的钥匙交给我一把，说是万一有什么事情可以去他房间帮一下手。”玛丽亚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解释。

“警察为什么要抓罗德里格斯？”

“说他是逃亡在西班牙的纳粹军官，还是个军医，是犹太人告的密，警察来抓他那天，还来了许多电视台的记者，好不热闹。”

“哦，是这样啊。”我一边听着老太的解释，一边把之前和老头接触时的场景在脑子做了回放。现在回想起，那老头真有军人的气质，应该是德国人，他说是奥地利人肯定是谎言。那双锃亮的皮靴也应该是老头年轻时从军的军靴，那张穿白大褂的照片和他是纳粹军医也对的上号，老头对犹太人的憎恨情绪已经表露无疑，如把这一连串的细节用加法运算之后得出的和应该就是纳粹军官的特征，不会错！

“什么时候可以送去？”我问。

“每个星期三下午5：00-7：00，在郊外一个叫塔拉戈纳小城市的监狱内。”老太说完将一张写有监狱地址的纸条交在我的手里。

我提着包裹离开了老太的居所，回家的路上我越想越玄乎，自己教中文好几年，学生不少于上百人数，竟然还会教到一名纳粹军官。

此刻我突然想起，那天老头突然对我说，“我去过上海。”应该是在大批犹太人逃亡上海时他去过上海。我想起我在参观“上海犹太人纪念馆”里看到一份资料说，希特勒对于大批犹太人逃亡上海避难很是耿耿于怀，曾命令希姆莱着手加快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实施。希姆莱派了他最得力的干将冯·费利克斯到过上海，费利克斯到达上海后要求侵华日军一起参与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实施，但是日军的目的要得到犹太富商们的资金来维持战争的开销，因此日军只是敷衍了事地把犹太人赶到“隔离区”内，并没有按照纳粹的旨意将犹太人赶尽杀绝。

我问自己，“难道那个冯·费利克斯就是自己的学生罗德里格斯？”想到此，我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寒噤。

6.

星期三的下午，我提着罗德里格斯的包裹早早来到了位于巴塞罗那郊外的塔拉戈纳的监狱。

我将罗德里格斯的物件交给看守警察后 并向警察提出探视的请求，警察说先登记，依次排队，可以见面15分钟。

我依照警方的规定 先填写表格，在填写与“在押人犯”关系一栏中

我写了“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警察看后好奇地问我，“他是你老师？还是你是他老师？”

“我是他老师，我教他学中文。”我回答警察。

“你教他中文吗？”警察又问。

“是的，罗德里格斯先生中文学得很不错。”我这样回答。

警察看了表格后说，“这里你要填写你的联系电话。”

大约等了40分钟左右，警察叫我进入会客室等候，一会儿老头出来了，但是老头看见的是我，而不是玛丽亚老太，心里很不高兴。老头今天的神态与往常完全不一样。

“你的东西是玛丽亚让我送来的，她最近身体不好走不动。她让我向你问候。”我赶紧解释说。

“你也代我向她问好，你回去吧，下次不要再来了。”老头的态度竟然如此生硬，应该是他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在监狱里当囚犯的场景。

老头说完就对警察说，“完了，让这个中国人回去吧。”

警察一拉铁门，老头挺着身子走入黑乎乎的监狱走廊。

我离开那监狱后再也没有去过第二次，也从此没有那老头的消息，巴塞罗那法院到底是判老头实刑，还是判缓刑，还是得到假释无从得知。

大约过了一个月后，我再次去了老头的住所，但是没有按响老头家的门铃，而是按响了隔壁玛丽亚老太的门铃。

老太年事也高，但耳朵听力甚佳，她马上开门让我上楼进她的屋内。

还没有等我问罗德里格斯老头的情况怎样，玛丽亚就迫不及待地说，“罗德里格斯先生已经死掉啦。”

“啊，死了，怎么会的？”我吃惊不小。

“是那双靴子害了他。”老太有点伤感地说。

“靴子怎么会害了他。”我不解地问。

“嗨，你不知道，他在靴子的后跟里放着氰化钾，警察检查时没有发现，当夜罗德里格斯就砸开了鞋跟吞了那毒药，就，就这样走了。”

“你怎么知道得这样详细？”我问玛丽亚

“后来我去过那监狱，还是我帮他办了丧葬的手续。这些都是警察对我说的。”从玛丽亚的口吻里听得出对罗德里格斯的死她很是悲哀。

老太的眼睛里有点眼泪，但是不多，没有流下，“都这么多年过去了，犹太人就是不依不饶，一直在找罗德里格斯先生的踪迹，犹太人也真是的。”

老太说到这里，眼泪真的流下了两行。

7.

对于罗德里格斯的死，我揣着说不清的感觉元素来形容，是感到伤感，还是无所谓，还是罪有应得？我无法自圆其说。

回到家，我一反往常的心态，一点没有食欲，躺在床上也没有睡意，那老头的形象，老头的声音，老头的举手投足，老头的一颦一笑，一直环绕在我的记忆细胞里，那才叫挥之不去。

几天后我去电影学校上课将此事的原原本本、详细经过和同学们说了个痛快，同学们也是听得津津有味，大家都是学习电影专业的学生，因此决定写个微电影剧本，先交学校审核，如果通过的话就拍个微电影，作为毕业作品。

剧本在我的主笔操刀下 只花了一个星期的光景就完稿，剧本交给课程老师审阅，老师觉得故事很精彩可以操作，但要交系主任审阅。

系主任审阅后觉得题材比较敏感，说要交校务委员会审核后才可以签字并开机。

剧本送到校务委员会后，一直没有回复。我和同学们也只能伸长脖子等候校方的同意许可书。

但是我还没有等到校方的许可通知书，却等来了一通电话。

电话说是巴塞罗那警方的秘密警察总队的探员要我在明天下午5点去阿拉贡大街295号的一家咖啡馆见面。对方的口气不太友好，很是生硬的感觉。

我无奈只好赴约，在咖啡馆内有二名探员在出示警员证后直接把讲话内容直接拉进主题。

便衣探员要求我如何和罗德里格斯认识见面的详细情况陈述清楚，并将一支录音笔放在我的面前，在录音之前，探员要求我对着录音笔先说，“我的讲话以此录音为准，我的录音是在我知情的情况下录下。一切问题由我解释、说明、负责。”

在探员的提问下，我将如何与罗德里格斯见面，见过几次面，见面多少时间，见面地点，见面说话的详细内容，还要包括吃过什么，喝过什么等任何细节都讲述的详详细细，清清楚楚。

大约40分钟后，我将过程叙说完毕，探员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型打印机，然后在录音笔上捣鼓了几下，打印机里就印出了我的讲话全部内容。警员让我核对内容后签字画押，      

我一一照办。

探员又问，“听说你们已经写了电影剧本准备将此事拍成电影？”

我回答，“是的，剧本正等待校务委员会的审阅，审查通过后即可开机。”

探员说，“那先祝贺你们。”探员接着又说，“你们是等不到校务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更不可能等到开机的通知。因此对于你所碰到的关于罗德里格斯的一切事情，你必须从今天开始全部忘记。”

我先是顿了一下，然后心领神会地对西班牙安全局的探员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