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孤儿的丢叔也想重操旧业去讨饭，可各路口都有民兵把守，不让出去，说是讨饭丢了社会主义的脸。本家族及村民的家家户户都在抓挠能吃的和不能吃的都向嘴里填，无力去管他的死活。干部家倒没有断顿，但也是野菜地瓜干凑合着吃。丢叔原想和解放前一样，站在干部家门口，拿着碗，伸着手，低声乞求：“行行好，给点吃的吧。”想想不行，如果那样做，不但要不来吃的，反而会被民兵捆绑了送到派出所去，罪名就是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

为了活下去，丢叔想到一个主意：每到吃饭时，他就到干部们的门口转，看谁家烟囱冒烟就到谁家去。进门就干活，不是扫院子，就是去挑水，看到盆里泡着衣服，蹲下就洗。干部家开饭了，一般都会叫他一起去吃。也有不叫他的，自家在屋里吃，不管他。丢叔会扔下手中的活，进屋找个凳子坐下，目不转睛地盯着干部蠕动着的嘴看，直看到给他半个窝头为止。他这一招令干部们头疼不止。

一年一度的招兵开始了，刚够年龄的丢叔立即报了名。由于从小就营养不良，身高一米六，体重不到一百斤的丢叔被刷了下来。干部们慌了，上至公社领导，下至小队长，都给丢叔求情。他们说；“邱保丰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解放前靠讨饭为生，地没一垄房没一间，住在草庵里，是个血贫农。根正苗红，这样的人你们不要还想要什么样的人？”招兵首长被说服了，破例收下丢叔。

丢叔穿上肥大的军装，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这名特殊的解放军随新兵连到了北京丰台区8770部队驻地。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连队首长看着矮小瘦弱的丢叔犯了愁，怎么安排他呢？最后研究决定，让丢叔去喂猪。丢叔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无以报答，只有用兢兢业业的工作来回报这份大恩。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喂猪上。把猪喂得个个膘肥体壮。为了达到猪崽百分之百的成活率，十冬腊月，他把铺盖搬到猪圈，和一个即将生产的老母猪同住一处。半夜，母猪要生产了，他穿着肥大的棉大衣守在一旁。母猪生产一个，他就用旧软布擦洗一个，然后放在自己的怀里。。。。。他一直忙到天亮。连队文书来找他时，只见母猪躺在哪儿哼哼着，他挺着棉大衣里边还蠕动着的大肚子，靠着墙睡着了。文书很感动，就把此事汇报给连队领导。连队领导很重视，又汇报给上级部门。当时，全国正进行忆苦思甜活动，结合丢叔解放前的讨饭史，一个苦大仇深、根红苗正、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产生了。

文书几乎是含着泪为他写好发言稿。丢叔大字不识一个，但记忆力特强，加之都是他自己的经历。文书念了两遍，他就一字不差的记了下来。

忆苦思甜的大会上，他讲解放前所受的苦，说活着的难。他撸起裤脚让大家看他要饭时被狗咬去一块肉的小腿肚。丢叔的演讲很成功，总能引起一片共鸣。他也因此取得连队嘉奖两次，营嘉奖两次，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的好成绩。

有一年回家探亲，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亲可探，只探望他的大爷，我的爷爷。

有一天晚上我们听他摆龙门阵，叙说他的丰功伟绩。他说，有一次营部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他是主讲人。礼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他开始讲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家史，他讲狗咬的痛，讲发霉窝头的难咽，讲没有吃时的饿。

不知不觉讲到父亲。

他说，父亲是个瞎子，饿急了就蹲在地上乱摸，不问摸到什么都要填进嘴里咂摸一下，能吃的咽下去，不能吃的吐出来。哪怕是个土块，也用舌头搅拌一下咽下些再吐出些。他说父亲全身浮肿起不了床，让他找点吃的。他说他出去转了一圈，什么都没找到，回家后发现父亲大张着嘴已经咽了气。他说，讲到这儿他已经泪流满面。突然，一个激灵，他清醒过来，父亲是1960年饿死的，这不成了控诉新社会的苦了吗，这还了得。他说，当时惊慌失措，满头大汗。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战士站立起来，举起愤怒的拳头，面对战友高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跟着共产党，永远闹革命！礼堂里一阵轰鸣。

他说，他借机整理下思绪，按稿件上的顺序，讲他为了报恩，如何一心一意去工作。

我们为他捏了一把汗。好在首长并没有追究，也算逃过一劫。

第十三章  可怜的小表弟

  之所以说他小，因他没活到满月。

  我父亲兄妹四人，父亲是老大，小姑已自杀，还有一个大姑和叔叔。大姑嫁给本村一个吴姓青年。婚后连生两子，第三个儿子出生在三年灾害晚期。姑父响应大修水利的号召，到很远的工地挖河去了。小表弟不愿在没有油水的子宫里待着，提前来到人间。

大姑在月子里别说红糖鸡蛋，就是面粉也没有。生孩子那天，骨瘦如柴的姑姑虚弱地起不了床，躺了一天，两个大孩子饿得直哭。傍晚，在姑姑的授意下，五岁的大儿子从他家的村北头跑到村南头我爷爷家求救，姑姑才喝上一碗面汤水。至于刚刚生下来的小表弟，哭声像猫，满脸满身都是褶子，像个小老头。

姑父从工地赶回来已是第三天，急忙拿着镢头去刨一种野菜的根，地面上的野菜已被挖光，只有根尚存。尤其是舒舒苗（牵牛花）的根，白白的又粗又长，煮熟后面面的很好吃。

姑姑有了力气，夜里就去偷队里的麦苗。把麦苗切碎，拌上一点点面，上锅蒸，就这样维持着全家人的生命。

大姑根本没奶，襁褓中的婴儿靠面汤水养活。还没满月，姑姑就到地里去干活。哪里是去干活，目的是为了抓挠点吃的。地里的一块烂红薯、烂玉米、几粒发芽豆子，都能让生命得以延续。

姑姑出工前，把新生儿放在芦苇编的粗席子上。一天傍晚，大姑收工回家，只见小儿子的两只脚后跟血肉模糊，已没有了皮，席子上满是血迹。这是小孩在啼哭时，两只脚后跟在席面上不停磨擦造成的。当时，孩子已没有力气哭，只有两条小腿偶尔动一下。第二天早上，小表弟不哭也不动了，摸摸，好像已没有呼吸，姑姑就让姑父抱了丢到乱葬岗去。

那天上午，孩子的奶奶，我姑姑的婆婆正好去乱葬岗附近挖野菜，听到有小孩微弱的哭声，过去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孙子。只见眼角、嘴角、溃烂的脚后跟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蚂蚁，黑黑的一片。她赶紧把孩子抱起，把蚂蚁拨拉、拨拉，抱回自己的家。过了两天，这孩子到底还是死了，这回是真得死了。
    我曾问过姑姑：“你咋这么狠心？”姑姑说：“在大人都快没命的时候，哪有精力顾他。”

     从1959 年下半年开始到1962年上半年结束，这三年，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三年，是人们死里逃生的三年，心身都留下了灼人的烙印，留下恐惧的病根。

第十四章  古怪的病

1964年上高一时候的一个傍晚，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感到内急，就去路边厕所小便，可不知为什么，怎么用力就是尿不出来。

 回到家，憋得难受，放下书包急忙向公共厕所跑。厕所里有七八个人，大多是住在附近，我熟悉或半熟悉的女人。她们蹲在那儿正聊得热闹。我急急找个蹲位，解开腰带蹲下，一用力，只听“卟”的一声，几个血块喷出落到地上，跟着就是“哗哗”的血尿。她们立即噤了声，惊悚疑惑的目光在我脸上和血块之间来回看。

我也吓坏了，急忙跑回家，躺到床上用被单把自己裹个严严实实。那时我都十八九岁了，内向到不愿给母亲说尿血之事。后来又尿了两次，由于出血多，我脸色苍白，走路打晃。本来就弱不禁风的我更加消瘦，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当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再次出门时，邻居家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问我“你在家坐月子捂白脸啦？”我气得发抖，可无言以对。

想必母亲已从别处得知我尿血之事，可她一直不问我原因，只带我去看病，不去医院，而是到一位中医先生家里去求医。

这位先生背着眼，三个手指压在我的脉搏上号了半天脉，不知母亲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他松开手，一边开药方一边说：“这个药是向下打的，服过药后，下身会出好多血，不要怕，血打净了就好了。”

虽说我不懂生孩子的事，但，只有和男人发生关系才会生小孩这个常识我还是懂得的。

可是，我没有男朋友，甚至连男孩子的手都没碰过，怎么会……向下打……把血打净……这不是也怀疑我……我性格内向，嘴笨，不会应对，只是心中有气。在回家的路上，我哭着把草药全撒了。气得母亲坐在地上大哭一场。

第十五章  迟到的清白

1995年退休体检，那是我第一次检查身体。当彩超的仪器在我腹部右侧腰间滑来滑去，寻找右肾寻找不着的时候，大夫问我：“你有几个肾？”

我茫然地回答：“人不都是两个肾吗？”

“你那个肾在哪？”

“我不知道。”

他叫来几个大夫帮着找，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大夫问我；“你得过什么大病没有？比如说尿血类的。”

我突然想起在上高一时的那场血尿。

又经过其他手段检查，最后结论是：当年由于饥饿体弱，染上结核病，导致右边肾脏钙化、坏死。

半个世纪过去了，科技终于还我一个清白。

那年清明节，我跑到母亲的坟前，哭得天昏地暗。不为别的，就为当年的冤枉，就因为此事而改变的别样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