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们场种猪连的一对夫妇把六岁的女儿和三岁的儿子留在家里去上班。姐弟俩捅煤炉子玩儿，一小块燃着的煤掉下来，落在男孩的棉鞋和棉袜之间。新疆无烟煤有个特点，只要燃着，就不会熄灭，直到完全燃尽，只剩一堆白灰为止。有烟煤不是这样，哪怕燃得再旺，把它们扒开，一会儿就会熄灭，变成焦炭。

落在男孩棉鞋里面的煤块继续燃烧，当把棉袜燃着烧透时，疼痛让男孩哭喊起来。由于他家离其他住户较远，别人听不到孩子的哭喊声。

那时的孩子也憨，六岁的姐姐不知帮弟弟把鞋子和棉袜脱下来。

棉袜棉鞋继续燃烧，引着了棉裤。烟，布满了房间。女孩也嚎啕起来。男孩疼得到处爬，地上都是一道道灰痕。男孩不停的用另一只脚去蹬燃着的棉裤腿，另一条棉裤腿也燃着了。

伊犁地区冬天太冷，门被屋里的湿气侵蚀得胀鼓鼓的，用力关上后大人都很难打开，六岁的姐姐打不开门。

男孩的一条棉裤腿烧到膝盖，脚已被烧得变了形。另一只脚也烧得面目全非。有人从他家门口路过发现时，男孩已昏死过去。

在医院抢救了两天，还是死了。

我当时听得胆战心惊，现想起此事赶快把栓女儿的长围巾再系紧一些。

儿子一多岁了，还不会走，继续摁在木箱里倒也安全。我把女儿像栓小狗一样栓着，她只能转半个圆，也没惹出什么麻烦。

习惯成自然，每当我把儿子摁进木箱，塞好尿布，女儿就会张开双臂等我绑。

每年的麦收季节，汽车把康拜因吐出的麦粒拉到库房的院子里晾晒。傍晚，祝带着两个职工把晒干的麦子堆成堆，就忙着装袋、过称、入库。

我收工回家，先解放女儿，再把儿子抱到院子里的地上，让他们随便玩。儿子不会走也不会爬，只会左右向前移动屁股。我一边做饭一边用眼睛巡视孩子。

有一天，当我抬头看儿子时，大吃一惊，已移到麦堆旁的儿子正抓着麦粒一把一把向嘴里塞。我急忙跑过去把他抱过来摁在木箱中继续做饭。

第二天的早上，儿子屙下一小堆儿麦粒。

现在想想，孩子跟着我受多大委屈，他是饿极了才抓生麦吃的呀。

第三十二章  第二次探亲

1971年7月份，我又回徐州了，因我即将临产。只有利用产假的机会，才能回家探亲。

我只带两岁的儿子回家，三岁的女儿留给了祝，我一个人实在带不了两个孩子。

路上的辛苦自不可言说，比第一次探亲不知好了多少倍。毕竟儿子能跟随我走，不需要我抱了。带的东西也少，已是初夏天气，也暖和了。

小儿子是1971年8月6 日的生人。在医院里住了三天，母亲直接把我接回家。我和母亲两人看护三个孩子，除了我的两个儿子外，还有我的小妹妹。经过母亲不懈的努力，妹妹在五岁那年，终于学会走路了，只是跛得厉害。

在母亲家的那段日子里，没有悲伤，没有焦虑，没有委屈。没有孤独和不安。平平静静地生活着，真想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可是，在中国是不行的，人人都被户口、油粮关系、个人档案捆绑着，而绳头攥在政府手里，他们一旦把你栓在哪里，你就得在哪儿工作生活一辈子，如果在没有户口的地方生活，就是黑户，也叫盲流。黑户是没有尊严的，派出所的警察、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随时随地会盘问你。出了刑事案件，首先怀疑的就是黑户。

我在家住了半年，街道主任找来了，好像很体贴地说：“闺女，咱不能总这样过下去吧？咱们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呐。你也不是这儿的人，你的粮食计划也不在这儿，都吃父母的，你不是给他们增加负担吗？回去吧。闺女，回你的原单位，那才是你应该呆的地方······”

街道主任走后，母亲说：“别听他的，不吃他的，不喝他的，管得着吗？”

管是管不着，但，三口人的粮油计划，六口人来吃，已下放到农村的弟弟还经常回来，这些现实，我不得不考虑。

正在这时，祝来了封电报，：“放下两孩子，速归。参加培训。”

母亲听完电报内容，顿了顿，坚定地说：“你走吧，孩子我来带”。

我放下六个月正吃奶的小儿子，放下两岁半的大儿子，只身一人回了新疆。

现在，我深深地内疚，我怎么那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前途”，竟忍心把两个幼小的孩子推给母亲。何况我还有一个残疾小妹妹。还有一个年迈的爷爷。现在的我，每每想到这些，就后悔得直揪自己的头发。母亲的早逝，都是劳累过度、身体透支造成的。

母亲呀。我带给您的伤害，不仅是心灵的，还有身体的。

第三十三章  在八乡当老师

果然是培训班。地点在察布查尔县中学，培训小学老师，学程一年。

不知是哪个中央领导提出“复课闹革命”，如果再不复课，中国文化就要断档。其实，已经断档，中国将会成为一个文盲大国。

课，可以复，但老师不好找。文化大革命的矛头直对知识分子，老师首当其中。凡是有知识的人，都成了臭老九，都被打翻在地，还没有爬起来。

老师奇缺。我这个刚上完高一就辍学的肄业生，竟能填补老师的空缺。真叫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一年后，我被分配到察布查尔县八乡任中学老师。

这一年，可苦了我远在徐州的母亲。

我母亲一个人带三个孩子，为了补贴家用，还报名参加矿上的家属工。

那时，年轻人全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各行各业都缺人。煤矿更需要。

父亲所在的矿井，是一个三千多人的中型矿井。三千多人的吃喝拉撒全由后勤负责。后勤人员奇缺，没办法，只好招收矿工家属参加工作，名曰“家属工”。

打扫卫生、食堂切菜、看守大门、看守自行车、洗补工作服。矿工因公死亡后，他们的家属来矿的接待安抚工作，都是家属工的事。

我母亲的工作是看守自行车，收牌发牌，打扫车棚的卫生。长期白班。

母亲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做饭，喂了这个喂那个。给我的小儿子兑奶粉喂奶。孩子们吃饱后，把奶粉、奶瓶、保温杯、尿片等胡乱塞进一个包里背在肩上，然后分别把三个孩子抱上特制的木轮车，两头各坐一个，中间躺一个。母亲一边推着车子，一边啃着干煎饼。那时没有托儿所，领导允许家属带孩子去上班。

我不知母亲是怎样熬过那一年多的。

一年后，托回家探亲的河南老乡把大儿子带回新疆，算是给母亲减轻了一点负担。

分配我去教学的地址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八乡中学。我教的是初一的语文。

按理说，高一的文化程度只能教小学，但缺老师，只能赶鸭子上架。

不过，少数民族的孩子连汉话都说不好，汉文化基础较差，我勉强还能胜任。对于锡伯族这个民族的认识，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收集在纪念支边青年赴疆五十周年的《回望青春》中。现摘抄如下：

锡伯族见闻

有幸，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去察布查尔县八乡当了一年老师，对这个民族印象颇深。

锡伯族是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从盛京（今沈阳）征调锡伯族官兵连同他们的家属共三千多人，经过一年零五个月艰难跋涉，才到达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的，真可谓开了支边人的先河。

据说，他们到达伊犁后，仅剩一千余人，分成八个旗（后改为八个乡），像种子一样撒落在天山山谷伊犁河畔。不但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不断的发展壮大。

聪明勤劳的锡伯人引来伊犁河的水灌溉田地，由于人少地多，肥料不足，就进行轮耕。今年种这块，明年种那块。用草做绿肥。他们广种薄收，延续着自己的族群。

在夏收季节，因地阔路远，交通不便，参加夏收的青壮年往往几天都不回家，吃住在事先盖好的房子里。这种房子盖在地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间，房子分里外间，外间是厨房，里间是卧室。厨房非常简单整洁，一口盛水大缸，一个面案，一个地锅灶。锅灶的出烟口通向里间的大炕，又被连着大炕的烟囱把烟抽走。一般十几个人的吃喝由一位妇女负责。主食就是锡族饼。

锡族饼的面和的要软，面发好后揪成面团，面团的大小视锅的大小而定。把面团擀成一厘米厚的面坯。锅烧热后，把面坯贴向锅底，停两三秒，面坯就会出现小泡，用双手把面坯旋转几下，让面坯受热均匀，这时会出现更多的小泡泡，把面坯翻转过来，就不要再动了。趁这个机会，赶快用拨火棍向锅底扒拉些麦草。拨火棍一丢，又是揪剂子、揉面团、再续一次火，第二个面团擀成面坯后，第一张松软可口的锡族饼就出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