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每个人都处于一个特定的空间位置，生活在某一片地域上，并受到这片土地上的自然地理与资源状况的影响与制约。地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尽管地域本身并不完全决定人生命运，但在某个地域上生成、演变的种种社会格局与重大事件，无不多方式、多渠道地作用于在此地域生存的人们。因此，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就有着不同的命运状态。

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其一，山川地理，气候环境，资源分布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也就是有些国家气候良好，土地肥沃，矿产、森林等资源丰富，而另一些国家则气候常年恶劣，缺水少雨，沙漠化严重，或资源贫乏，过多地依赖于国外。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地域上的国家在经济开发、财政收入、国民就业及整体物质生产水平等方面的较大差异，亦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不同国家的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其二，国家间的经济存在差异。一国经济发展的状态与水平，是属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物质文明程度、科技水平处于世界领先，还是正在跃升或仍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都极大地影响着生活在哪里的人们的命运。人们常提到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当今美国人均年收入4万美元以上，而第三世界的穷国，如苏丹、毛里塔尼亚、索马里等国人均年收入才几百美元，不到美国的百分之一，人们的命运差异可见一斑。其三，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社会性质存在的差异，对人生命运的导向与展开，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人们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生活在宗教性国家还是非宗教国家，是生存于真正尊重人权，维护民生的国家，还是生存在专制横行、民无权益的国家，如此等等，都会以各种方式制约或促进人们命运的形成与变化。此外，人们所生活的国家和地区，是处于战争、恐怖状态，还是和平建设阶段，对个人命运品质与格局的影响更是不可忽略。

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制约影响人们命运的角度去考量，主要有地域自然条件的差别、地域经济状况的差别、地域文化风俗的差别，以及城乡差别等。地域自然条件有优劣之分，有的地方山青水秀，成鱼米之乡；有的地方草干水枯，成不毛之地。出生在前一种环境的人，命运状态自然好得多。出生在后一种环境的人，其命运状态自然差得远。地域经济状况有贫富之分，东南部地区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程度较高；西北部地区经济欠发达，生活水平相对贫困。富裕地区的人，所拥有的经济资源较多，命运境遇及造化就好些；贫困地区的人，所能获得的经济资源较少，命运境遇及造化就差些。地域文化风俗的差别，则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差别。不同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文化气质，或刚，或柔，或憨，或狡，或粗犷，或细密，或耿直，或油滑。曾有民谚云：“广东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北京人什么都敢说，辽宁人什么都敢干。”我们常说“人杰地灵”，这个地之灵气，就是具体环境中物质元素和地貌形神聚合而成的一种自然气质。它对人的先天命质有着直接影响，特别是在智愚和性情方面。水土缺钙的地方，人的骨质和大脑的发育就有欠缺；水土养分充裕而纯净的地方，人的心灵和智力就比较聪慧。生活在荒漠草原上的马背民族，其剽悍骁勇的精神必然相对浓烈一些；生活在农业大平原上的人群，其胸襟和视野又相对开阔一些。就拿我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来比较，一般来说，南方人黝黑、瘦小，北方人高大、白皙；南方人细腻、多思、聪慧；北方人豪放、耿直、豁达。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的种种差异，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习俗的影响，又与地域因素关系极大。南北方不同的地理、气候和历史环境，塑造了南方人与北方人不同的性情和体态。另外，城乡之间的差别，也是最大的地域差别，是一个带有综合性质的差别。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居住条件、医疗条件、交通条件等等相对优越，收入固定且相对水平较高。特别是接受正规系统学习教育的条件便利。因此，人生命运的起点、层次就高，变化发展的空间和舞台就大；而生活在农村里的人，其各种情形则与之恰恰相反。例如，我国排名前十位的大学，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城市，农家子弟所占比例则很小，这里有经济的原因，而更多的则是教育资源的差异所致。当然，城市又有大小之分，相对地说，大城市各方面好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各方面又好于小城市；乡村则有城市近郊与偏远山区之分，靠近城市，尤其是靠近大城市的农村，各方面又都比偏远山区要好得多。

地域环境条件的恶劣与经济贫困，是一对苦难的孪生姐妹。自然地理条件恶劣，是导致经济贫困之根。经济的贫困无疑又是环境恶劣之果。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多被苦难的阴影所笼罩，或多或少地与苦难相伴前行。甚至不少人大多的经历是苦难，直到最终为苦难所吞噬！这世上有些人，一天只有一美元的收入，却因为买不起二美元的药治病而丧命。他们可能很年轻，年轻到来不及实现自己的梦想，看不清楚世间的模样便离去。明明有药可医可救，却因贫穷而死的人，时时刻刻，无所不在。一位记者朋友曾去非洲索马里难民营采访，在那里，他摸到了儿童们瘦如鸡爪的手，听到了老人们临终时的哀号和呻吟，看到妇女们惊恐的眼神……这些都在他的心底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那里，一次小小的感冒引发的高烧就会将人推下生命的悬崖。死亡就像一堆篝火的熄灭一样，平常得已经不能让人感到伤痛了。

一位在黄土地上支教的青年志愿者，多次向人讲述过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那天，那位支教的女青年到县里去看病，进门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小女孩，让人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闪着忽隐忽现的灵气。“真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呢！”她向医生这样夸赞着。“可是再过两个星期，她的眼睛就要瞎了。”得到的回答却是这样出人意料。医生告诉她，女孩患的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结膜炎，只要两百元就可以完全根治，可就是这区区两百元，也难住了女孩一家。于是，她只能选择离开，去默默承受这命运的安排。这位女青年听完医生的讲述，立刻追了出来，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追上她，用自己的钱，去换取她一生的光明。可是，太晚了，一次错失，就足以误了终身。以后的两个星期，她辗转托了无数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发动起来了。然而方圆几十里，全是茫茫的山区，又叫他们如何寻起。两周过去了，那天早晨，当她踏上讲台，面对那一屋子求知若渴的眼睛时，她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做无能为力。这区区二百元，竟要了那双水汪汪明晃晃的大眼睛！这个失明的山区女孩，命运的坎坷与凄苦，将在山区的某个角落里无奈地上演……

一位在监狱做管教的朋友，讲述过犯人老K的故事。老K生活在一个极其普通的乡村，就贫穷而言，它是中国农村千千万万个村子中的一个。老K出生时并不是瘸子，童年玩耍时不慎从一处石坎上跌落，摔折了脚踝。起初是红肿，以为敷上一些草药躺几天就会好的，但不曾想半个月之后，红肿不仅没有消退，而且还出现了溃烂，等到送去医院，已错过了治疗的时机，炎症虽然消除了，但却落下了残疾。在老K的弟弟出生时，他母亲因难产出血过多昏厥在产床上，不久便抛下四岁的老K和出生半月的弟弟而命归黄泉。此后，他帮助父亲养育弟弟，做些家务。他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父亲供不起两个孩子上学的费用。老K成年后，由于残疾，也因为家贫，总是说不上媳妇，他焦急，但又无奈，只能逆来顺受。后来弟弟结婚了，分家单过。老K娶亲的心也慢慢地冷了。三十五岁那年，有一天他在地里摘番茄，一个女人挨近了他，并柔声地叫他的小名。他觉得这女人好面熟，仔细端详，认出是同村姑娘阿珍。他与阿珍是小学同学，幼年时常在一起玩耍，虽谈不上青梅竹马，倒也两小无猜。阿珍多年前嫁到外村，丈夫在石矿里干活，后来不幸被炸死，不久阿珍也疯了。老K听到阿珍叫他的小名，颇受感动，挑了一个又红又大的番茄递给阿珍。这天以后，阿珍天天都来找老K，总是傻傻地笑。老K从傻笑里看到了真诚与信任。老K决定娶阿珍为妻。他把阿珍领到家，占有了阿珍的身子，他看出阿珍是愿意的。如此结合持续了半个月之后，老K向父亲提出要娶阿珍为妻，父亲摇摇头。几天后，阿珍不见了。阿珍的哥哥警告老K，不准再与阿珍往来。老K倔强地说：“我喜欢阿珍，阿珍也喜欢我。我一定要娶阿珍为妻！”几个月后，来了两个警察把老K带走了。村里人很快知道，瘸子老K要吃官司了，他睡大了阿珍的肚子。老K按强奸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老K不服，反反复复地陈述理由，甚至跪地苦苦哀求，结果还是丝毫未变。老K领教了法律的无情，悲愤地仰天长吼：“老天爷啊，你为何如此不公！”他在监狱里神情木木的，每天除了劳动、吃饭，没有一句话说，总是低头独自闷坐，好像是魂出了窍。几个月后，他父亲来探监，告诉儿子说阿珍快生孩子了，阿珍的父母、哥哥也同意阿珍生下孩子，因为他们一家觉得亏欠了老K。像一缕阳光透过云层，照进老K的心房，他喃喃地说：“我有儿子啦，我有儿子啦……”。老K又“活”过来了，脸上有了表情，偶尔还有笑意。两个月后，老K父子又见面了，老K惊讶地发现父亲突然老了十岁。父亲异常痛苦地告诉他：上个月阿珍难产，孩子没保住。孩子没了，阿珍疯得更厉害，一天到晚在野外狂走，四处寻找她和老K的孩子。一天傍晚，阿珍在高坎上一脚踏空，摔死了！老K不知道父亲是怎样走的，心是空空的，脚下软绵绵的，每迈一步都觉得好难、好难……三天后，老K吊死在浴室的铁窗上。对于老K的自杀，这位管教朋友既懊恼又愧疚。如果老K不知道生命中最坏的消息，老K是不会去死的。只要哪怕有一点点期盼借以承受生活重负，老K也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他事后分析认为，在老K的命运发展过程中，其实早已潜伏了自杀的因果逻辑。

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人才簇团”的现象。某地是武术之乡、商贾之乡、状元之乡、将军之乡等等。难道天降人才也如同雨落一方那样，有地理上的选择？地理环境对人的体能、性格、气质确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人才类型的定型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该地域人文环境的影响。多年来，我国科学桂冠上的“江浙现象”一直引人热议。出生于浙江宁波的屠呦呦获得2011年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这是迄今中国生物医学界获得的最高大奖。2011年初，出生于江苏省兴化市的王振义院士，因其在白血病治疗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诱导分化疗法”，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项设立于2000年的奖项，每年度不超过两位获奖者，过去十余年，吴文俊、谷超豪等18人摘此桂冠。逐一了解这些获奖者，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按照籍贯统计，18位获奖者中，来自江浙沪地区的人数最多。其中江苏3人，上海2人，浙江2人，三地相加占总数的约四成。如果说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人数尚少，不足以说明江浙地区人才辈出的话，那么两院院士的籍贯分布则更具统计学意义。《2009年中国两院院士调查报告》显示：在1955年至2009年间当选的中科院与工程院院士中，以院士出生地计算，江苏323人居第一位，上海234人居第二，浙江居第三，有223人。这三地总共占两院院士总人数的四成以上，达百分之四十一点九。实际上，早在1948年，考古学家夏鼐就发表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文中指出，以出生地来计算，第一届院士以江苏和浙江两省的最多，均为17人，二者共占全体院士的百分之四十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高级人才中江浙藉人士独占鳌头，乃至于直到如今，在人们的印象中，带有吴侬软语“腔调”的普通话还是科学、人文大家的另一种“标识”。江浙地区学风浓厚，自南宋以来就是有名的“才子之乡”。明代时期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文风昌盛，出现了很多著名才子和学问大家，他们中的姣姣者，不少人在科场拔筹夺魁，成为状元。明代江南地区的状元，数量远远多于北方，占有绝对优势。而就江南来说，占有明显优势的是江浙两省，特别是浙江，浙江在明代共产生20名状元，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二（明代共有89名状元），位列各省之首，并因而享有“状元之乡”的美誉。清代共有114名状元，江浙两省就占去69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而其中江苏一省就有49名，占状元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江苏又以苏州为最，苏州一府就出了26名状元。在明代洪武年间，甚至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南北榜事件”，整榜录取的考生（进士）竟然都是南方人，为此朱元璋勃然大怒。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为了笼络北方士子，他不惜杀掉主考官，重新出题亲自考选，并全部录用北方人。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人才的巨大差异性，说明人才特别是顶级精英状元的产生与多寡，与地理因素以及经济背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江南自南宋以来，就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其发达的经济以及文化都远远超过北方地区，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江南成为文风昌盛、人才荟萃的状元高产地区，全国人才的渊薮。另外，进士考试是以文学取士，由于各地风俗习性不同，造成对其领悟上也有差异。如南北士人就生性特质而言，南方人相对机巧而长于文学，而北方人则较为质朴而短于文学，这也是南方状元多于北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时至今日，文化型人才仍密集于江南地区，并且以江浙两省为主，所以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不取消科举制度，江南人才摘夺绝大多数状元桂冠的趋势，可能到现在也不会改变。

浙江学者沈登苗曾经撰文论述这一问题，他说：“江浙从经济中心过渡到文化中心用了数百年，这样的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续周期也很长，仍能释放百年的热量。”这一现象让人们开始追问：人才与地域之间，真是那么密不可分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忠海说：“这个‘地’不仅仅指自然地理，还有经济形态，民风民俗，甚至是家族传统。无论书香门第的没落，还是商帮望族的发家，都有‘地’的影响”。他将人地关系分为小环境和大环境，“小”即家庭与社交环境，“大”则为地区和国家环境。地区环境则是抽象的因素，人们多以藉贯为例。同一籍贯的人，由于地区经济、文化传统、教育环境相似，其行为气质也颇为相近。刚、柔、憨、狡等词被用来形容不同的个性气质，它们也将人们引向了迥异的术业倾向。民间有言：中原多侠客，江南多文人，岭南则多术士。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现了几个百名将军同一县的盛况，如湖北黄安、河南新县等，这在古今中外是很罕见的奇例。一个小小县境之内，怎么会一下子诞生百名将军，这是何等惊人的概率！其实，通过简单地分析归纳，“将军之乡”的成因与上面所说的科学桂冠上的“江浙现象”大致相似。同一县境的人，习性相近，风俗相同。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爆发革命战争之时，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无数穷苦子弟纷纷举起刀枪，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他们是同乡跟着同乡，亲戚领着亲戚。由于存在着这样特殊的情感关系，他们相互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残酷的战斗岁月里，相互勉励督促，相互关心照应，相互配合默契。一人进步，带动多人进步；一人提升，势必带动多人提升。如此良性循环，走上各级不同领导岗位的人数越来越多，战争结束了，其中一部分人就成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将军。

我国晚清时期的湘军，是一个很特殊的团队。湘军的“湘”，最初是指湘乡县。营建湘军之初，曾国藩便对清廷国家军队绿营军“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陋习深恶痛绝。而招募亲友、邻里，士兵们在战争中往往同心协力，相互照应。这样的部队上下一气贯通，将领指挥下属如臂使指，其战斗力不言自明。创建湘军水师时，曾国藩曾对下属朱尧阶交待：“水兵须招至4000人，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在湘乡，也许遇到的随便一个人都是湘军后裔。当地有一份《湘乡钱氏六修族谱》，族谱中说：咸丰二年，贼窜扰楚境，东南诸省糜烂。里人罗忠节、王壮武训练乡勇，四出征剿。大父心存君国，命诸子应募从戎……文中提到的“诸子”有四位，除了三子过继给堂兄之外，其余三位都响应了父亲“应募从戎”的号召。老大钱永菖，为蓝翎守备。老二钱永康，性刚猛，以胆略自许，咸丰七年（1857年）投军，临敌无不冲锋陷阵，曾追随曾国荃参与了天京之役，战功赫赫，后赐号“硕勇巴图鲁”（满族语，意为勇士），衣锦还乡。而他的四弟钱永穰，躯干修伟，是一位须髯落落、文质彬彬的人，看到长兄和二哥凯旋，深受鼓舞，于同治三年（1864年）随湘军将领刘锦棠远征新疆。据统计，在这份钱氏族谱中，参与过湘军的钱氏族人前后竟达17人，其中6人阵亡。这也透露了湘军的一个重要特质，湘军将士多为湖南老乡，有的是亲友、同窗、朋友,甚至兄弟父子同时入伍者不胜枚举。湘军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书生带兵，渗入这些湘籍书生们灵魂的湖湘文化成为湘军的文化基因。曾国藩随身携带数十箱书籍，行进于漫漫而险恶的征程中，常常苦读至深夜。湘军名将罗泽南，本为湘中宿儒，许多湘军名将都是他的弟子，他所带之兵读书气氛最为浓厚，“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罗泽南的弟子，同为名将的王鑫，继承了先生的特点，白天打仗操练，夜晚闲暇时则紧闭营门，指导兵勇诵读《孝经》、《四书》等儒家经典，读书声传出战壕外甚远。更为夸张的是，王鑫还是个天才演说家，他跟士兵宣讲忠孝伦理，听者往往痛哭流涕。一个团队里最坚定、最基本的力量，一定是具有情感认同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是来自亲情的话，并兼有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取向，那就最有保障了。曾国藩用亲谊（亲戚）、乡谊（同乡）与年谊（同学）作为情感纽带，以家人子弟兵之法带兵，把整个湘军带成一个家族的模式，大家共患难也共享福。在湘军不断取得战争胜利的过程中，湘军中的许多将官得到提拔重用，甚至多地督抚道大员也由湘军功勋将官担任，当时号称“天下督抚，半出曾幕”。据同治时期的《湘乡县志》记载，湘军中，湘乡籍文武官员近8000人，其中有32人在《清史稿》中有传。

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状况和人文环境作为人生命运的背景，对人和事物发展变化的作用和影响是普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相同背景下的人和事物必须发生相同的变化，因为每个具体的人和事物所处的独特的、局部的、微观的环境对其发展变化的影响和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在环境面前，人既有受其控制、影响的一面，也有适应与选择它的一面。“人挪活，树挪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选择环境，选择适宜自己的环境，实质上是选择一种命运状态。“走西口”，“闯关东”，是通过求生存来改变命运。“跳槽”、“出国”、“移民”则是寻求更适合自己的发展舞台，从而提升命运的层次和格局。贫穷落后的山区青年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学技术，学管理，积累资金，然后创业办厂，由此开创命运新天地的成功事例，也是屡见不鲜。

黄贵银是山区农村的孩子，家境非常贫寒，家里10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小。黄贵银很早就帮着父母操持家务，但主要任务还是放羊。十七岁那年，他觉得一辈子放羊没有什么出路，于是就跟随着一个在沈阳家具厂工作的亲戚，第一次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大山沟。他在沈阳打工，从沙厂的筛沙工到小店铺的杂货工，不管多累多重的活，他都抢着干。当时盛行国库券，黄贵银凭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开始做起炒国库券的的生意。不到两年，黄贵银就赚到了他有生以来最多的一笔钱两万元。他有了原始资金就开始做代理生意。刚开始，他只是做些机械产品的代理，像面条机、压饺子皮机之类的产品。1995年，他通过一位老乡，试着做代理推销济南东风制药厂的新肤螨灵霜。没想到，他做得顺风顺水，市场一下子就打开了。1996年，黄贵银正式创办九鑫实业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并拿下了新肤螨灵霜的全国代理权。从公司注册成立之日起，九鑫公司的销售额每年以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速度递增。10年之后，九鑫实业公司已成为国内药品营销行业的知名企业，黄贵银本人也拥有过亿的资产。

王宝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孩子，其貌不扬，资历平平，不善言谈，更没有学历。然而，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伙子却成了2007年度中国最耀眼的明星，2008年又爬上福布斯的榜单，新出的自传《向前进》成了各大媒体争相追捧的对象。他在书中写道：2005年和2006年，我曾是“傻根”、“阿炳”；2007年，我的名字从“傻根”变成了“许三多”、“许木木”。第一次看到《士兵突击》的剧本时，我几乎哭了，每一句台词，似乎都是摸着我的心写的。“许三多”说“不抛弃，不放弃”，“要好好活，做有意义的事”。那些漂在北京、饭都吃不上的日子，有多少次，我就是这样对自己说，才一步步扛了过来。我根本没有去演，因为从进剧组的第一天起，我已经一遍一遍告诉自己，“许三多”就是我，我就是“许三多”。我告诉过所有的人，我八岁那年就想拍电影。为了拍电影，我才去少林寺。如果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如果我的父母是城里人，是工人，或者不用那么奢侈，如果他们每年的收入稍微多一点点，我还会希望去少林寺吗？我去少林寺，是为了拍电影，但我拍电影，是真的热爱这一我完全一无所知的事物，还是仅仅为了离开？我又为什么要离开？离开我的父亲、祖父及世代耕耘的土地？离开我善良的母亲？离开我的家？如果当初我不离开，今天的王宝强和城市里街头上任何一个衣着平凡的人，又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许没有什么为什么。在我当初离开家登上开往他乡的火车时，我就已经作出了选择。而我今天的一切，都只不过是选择的结果。人最终都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不是吗？如果我一个13亿人里最不起眼的农民的儿子，一个走过你身边你都不会注意的农民工，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一个“明星”，那么你，任何一个“其他人”，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人可以通过选择地域环境，来改善或改变自己的命运状态。选择一个城市，选择一种职业，都是选择在哪里演绎命运过程，在哪里安筑命运之窝。其实，人人都希望自己把窝挪到大树上去，从灌木丛中乔迁到参天大树上去！不过，对一般人来说，通过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远比变换环境适应自己容易得多，因为人最容易把握的还是自己。人不能要求环境适应自己，只能让自己适应环境。“适者生存”，这是前人的伟大发现。只有先适应环境，才能谈生存，讲发展。埋怨环境不好，常常是我们自己不好；埋怨别人太狭隘，常常是我们自己不豁达；埋怨别人难相处，常常是我们自己人缘差。这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换个方式来思考问题。适应且善于利用与之相处的小环境，与自己相处的独特的、局部的、微观的环境“情景交融”。这个“交融”的过程，以及“交融”的背后，你不难发现命运的一部分秘密，甚至你会明显地感觉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牵引推动着你避祸趋福求福得福，使个人或家庭命运进程顺畅、通达，不断上升，从而使命运精彩迭出。1901年，美国历史上产生了第一个年薪百万美金的高级打工仔，他就是施瓦伯。施瓦伯出生在美国乡村，只受过很短的学校教育。十八岁那年，家中一贫如洗，他来到钢铁大王卡内基所属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当其他人都在抱怨工作辛苦、薪水低而怠工的时候，施瓦伯却默默地勤奋地工作着，一边积累工作经验，一边自学建筑知识，决心要做同事中最优秀的人。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同事们打牌闲聊的时候，施瓦伯又像往常一样躲在角落里看书，正好被到工地检查工作的公司经理发现。经理看了看施瓦伯手中的书，又翻开他的笔记本，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人。第二天，经理把施瓦伯叫到办公室，问：“你学这些东西干什么？”施瓦伯说：“我想我们公司并不缺少打工仔，缺少的是既有工作经验、又有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对吗？”经理点了点头。不久，施瓦伯就升任为技师。后来，又一步步升到总工程师的职位上。二十五岁那年，施瓦伯就做了这家建筑公司的总经理。施瓦伯的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当你无法让全世界变成你想象中的模样时，你可以将自己变成你想要的模样。只要你愿意改变自己，你就能很好地适应环境，在适应的过程中使平凡的人生不断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