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並傳承和延續至今，為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文明特別是思想文化是如何傳承和延續的？是靠語言嗎？不是，是靠文字。因為聽覺的語言一發即逝，而視覺的文字可超越時空，語言一時傳，文章千古在。文字是記載和傳承文化的最重要的載體，沒有漢字著成的漢文典籍，中華文化是不可能傳承和延續至今的，中華文化是漢字文化，漢字是中華文化的根基。這種視覺符號的文字觀是科學的、正確的，而西方普通語言學的文字觀不認為文字是視覺符號。中國語言學家接受了西方普通語言學的文字觀。多年來，他們把西方普通語言學的理論中國化的結果，險些給中國的文字——漢字及其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造成滅頂之災。至今，中國語言學界對西方普通語言學的文字觀還沒有進行反思，這是個嚴重問題。因為堅定中國的文化自信，首先要堅定中國的文字自信，也就是說，首先要堅定漢字自信，而要堅定漢字自信，就要樹立科學、正確的文字觀。本文所論述的是：為什麽說西方普通語言學的文字觀是不科學的，是錯誤的。

 

 

一、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的文字觀

索緒爾被稱為西方現代語言學之父，代表作是《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將符號學引入了語言學。他的文字觀認為西方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字母是音素的符號，字母拼合的字表示音素拼合的詞，文字單位是語言單位的符號，因此，“文字是語言的符號。”[1]索緒爾認為“我們一般只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2]因此，為了描寫語言，他認為語言和文字就像物體和照片一樣，提出“文字表現（representation）語言。”[3]他明確指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於表現前者。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4]他強調“語言學的唯一的、真正的對象是就語言和為語言而研究語言。”[5]也就是說，西方現代語言學只研究語言，不研究文字，文字只是表現語言的方式以及認識、研究和描寫語言的工具。因為索緒爾認為使用拉丁字母文字“是要把詞中一連串連續的聲音書寫出來，”[6]所以西方語言學家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7]因此，索緒爾盡管認為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文字，但他還是把文字納入了語言學中，於是西方人就把書寫的文章叫做書面語言（written language）。索緒爾認為世界上只有兩種文字：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漢字是表意文字。他指出“我們的研究只限於表音體系，”[8]不包括漢字。索緒爾是通過拉丁字母文字認識、研究和描寫語言的。索緒爾區分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語言是指音素、詞匯和語法系統。因為字母合成字，即文字單位（英文word既指書寫的字，又指口說的詞），文字單位根據文法合成句子，所以西方語言學認為語言也是合成的，是音素合成音節，音節合成詞匯，詞匯根據語法合成句子，那麽“文法”（grammar）就是“語法”。西方語言學是“合成論”的語言觀。也就是說，整個西方語言學大廈是建立在西方傳統的文字觀基礎上的。

 

二、索緒爾的文字理論的錯誤

 

索绪尔研究语言和文字时使用了“符号”概念，他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但他没有指出语言和文字在本质上有何不同。因为他的符号理论有问题，他把符号只看作是“能指”和“所指”构成的，没有研究人为什么能使用符号？如何来区分不同类型的符号？

人之所以能使用符號，是因為人有接收和感知符號的器官。語言是由人的聽覺器官接收和感知的，而文字是由人的視覺器官接收和感知的，因此，從接收和感知符號的方式上來研究符號的類型，語言是聽覺符號，文字是視覺符號，語言和文字屬於兩種具有本質區別的符號。符號都是表示意義的，語言以“音”示“意”，文字以“形”示“意”。視覺符號必須要有形體，文字的本質是字形，世界上的一切文字都有可視的字形，這是文字的共性。拉丁字母A B C D E F等也是可視的形體，由字母拼成的字book也是以“形”示“意”的視覺符號。而索緒爾卻認為“拉丁字母表示音素”，“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文字是語言的符號”，“文字表現語言”，不認為文字是視覺符號，從而抹煞了語言和文字的本質區別。

為什麽說拉丁字母不表示音素？拉丁字母文字不表示語音呢？

虽然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是通过分析语音创造的，分析出的音素和所创造出的字母有对应关系，但不能据此就认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因为人听到和说出的是一串流动的语音，语言是用语流表示意义的，而语流和水流一样是不能切分的，语流中是不存在孤立的音素的，而文章中看到的拉丁字母是一个个独立存在的图形，字母之间是有间隔的，可见，拉丁字母表示的并不是音素，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表示的也不是真正的语音——语流，所以不能因为是根据从语流中分析出的音素所创造的文字就是表音文字，就认为字母表示音素，拉丁字母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西方現代語言學認為音素合成語流也是錯誤的。因為語流中並不存在孤立的音素，不能因為可以從語流中分析出音素就認為語流是由音素“合成”的。大樹可以分析出樹幹、樹枝和樹葉，能說大樹是“合成”的嗎？不能，因為樹幹、樹枝和樹葉是長在一起的，大樹不是合成的，而是種子在自然環境中整體“生成”的。實際上，兒童在語言環境中聽不到孤立的音素，聽到的是語流，不是先學會音素的發音而後合成語流的，而是直接模仿大人的語流學會說話的。

拉丁字母与从语流中分析出的音素也不是一一对应的。英文book中的oo不是和两个相同的音素对应，two、too、to三个字和同一个音对应，因字母的不同而表示不同意义；法文homme中的h和mais中的s都不和音素对应；德文zettel和teller中tt和ll也不和两个相同的音素对应，根据这些例子，能说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吗？索绪尔自己也观察到英文、法文和德文等拉丁字母文字中存在大量字母与音素不对应以及写法和发音发生龃龉的现象，他认为法文oiseau一词中“没有一个音是用固有的符号表示的，这可连那语言的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了。”他说“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9]索绪尔既认为“文字表现语言”，又说文字是“一种假装”，这不自相矛盾吗？索绪尔在观察西方拉丁文字时发现“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字却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后来写法终于变成了不符合于它所应该表现的东西。”[10]其实，语音是无形的，拉丁字母文字的字形怎么可能是语言的照片呢？所以索绪尔的“文字表现语言”的提法是错误的。拉丁字母文字既不表现语言，也不是假装，既不是语音的符号，也不是语言的符号，而是与语言有着本质区别的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

索緒爾把文字分成“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是不對的，因為世界上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字母”的概念是中國人提出的。中國宋代文字學家鄭樵在《通誌·六書略》中指出：許氏作《說文》，定五百四十部為字之母。後來，中國人把英文letter（本沒有字之母的意思）譯作字母。一切文字都有字母，拉丁字母是A B C D等，漢字字母是“日”“月”“口”“木”等部首，文字的字形都是由少量字母拼合的，都是“拼形表意”，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文字的個性是字母的形狀和字母的拼合方式不同。中國的漢字是根據語言的音和意創造的，獨體字的字形是根據語言所指稱的事物的形象創造的，會意字的字形是根據語言所表示的意義創造的，形聲字的字形是根據語言的意和音創造的。漢字與拉丁字母文字都是文字，只是創造方式不同。索緒爾既然研究“普通語言學”，那就應研究世界上的一切語言文字現象，怎麽能把漢字排除在外呢？不能解釋中國的語言文字現象，能說是“普遍通用”的學說嗎？

人类有了语言，为什么要创造文字？因为语言是听觉符号，语言一发即逝，在没有录音机时，语言所传递的信息不能传给后人，而且在没有广播和电话时，人只能近距离接收和感知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语言的传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人们就要创造一种视觉符号使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能突破时空的限制，从而促进了信息的交流以及思想文化的传承和教育科技的进步，使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入了文明时代。为什么索绪尔提出语言学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呢？因为他认为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表现语言，没认识到文字传递信息的功能和语言是不同的，没有认识到人类创造文字的重要性。实际上，索绪尔和他之前的西方语言学家都是在研究文字，是错误地把文字当成了语言，把文字单位当成了语言单位，把文法当成了语法。如果西方人不研究和学习古代希腊文和拉丁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能传到今天吗？西方的教育和科学技术能有今天的成就吗？从传承文化和教育的角度看，文字比语言重要得多，怎么能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呢？

 

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也是錯誤的。因為錄音機可以記錄有聲的語言，說文字是記錄語言的，這不是把文字當成錄音機了嗎？文字不是錄音機，人們聽到語言寫出的是文字的字形，而不是語音，是把無形的語言轉化成了有形的文字，文字記錄的是意義，是人的思想，而不是有聲的語言。文字不是語言，那用文字寫的文章也不是語言，所以把文章叫作書面語言也是不對的。另外，文字的本質是字形，沒有字形就沒有文字，創造文字就是創造字形，而“書寫符號”的提法沒有揭示文字的本質。書寫只是呈現字形的一種方式，中國殷商時期古人是用刀在龜甲上刻畫，打字機和計算機出現後，人已經不只是書寫文字了，還在鍵盤上打字。人可以用多種方式呈現字形，而字形是由人的視覺器官感知的，所以文字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

教学实践也充分证明索绪尔的文字观和“合成论”的语言观是不科学的。长期以来，国际上只提第二语言教学，不提第二文字教学，都是采用“合成法”来教英语，先用字母教音素，再用字母的拼合教音节和词汇，最后讲解以词造句的文法规则，也就是说，用文字来教语言，认为“文法”就是“语法”。结果，学生只获得了读写“英文”的能力，没获得听说“英语”的能力，成了不会说话的哑巴，“哑巴英文”的现象说明在索绪尔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语言教学是失败的。

目前人們發現兒童聽說母語的能力不是合成的，而是在語言環境中自然生成的。根據生成論的語言觀，人要獲得語言能力，有無語言環境是決定因素，因此，要使學習者獲得第二語言的聽說能力，就要遵循兒童獲得母語的規律，要研究如何創造真實的語言環境，讓學習者浸入其中，結果，采用浸入式教學法解決了“啞巴英文”的問題。

索绪尔的文字观已引起很多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反思。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出版了《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11]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哈里斯（Roy Harris）在2000年出版了《反思文字》（Rethinking Writing）。[12]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对索绪尔的文字观进行了质疑和反思。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早期版本也把文字定义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但最新版本把文字定义为：人类用来进行交际的视觉符号系统，它与语言单位的意义和语音有约定俗成的联系。[13]

總之，索緒爾的文字觀是錯誤的，文字不是表現語言的，而是傳承和傳播思想文化的。文字的本質是字形，文字不是語言的符號，而是視覺符號。視覺的文字與聽覺的語言有著本質區別。因此，我們不僅要區分語言和文字，區分英語和英文，區分漢語和漢文，還要區分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因為人獲得這兩種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文盲的現象證明：人聽說語言（母語）的能力是自然生成的，而讀寫文字（母文）的能力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老師教成的，是通過教學獲得的。人獲得文字能力，不僅可以讀書寫文章，而且還能極大地促進語言能力的提高。

 

三、中國語言學家全面接受了索緒爾的文字觀

上个世纪初，中国引进西方普通语言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语言学家把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了语言学科的基础教材，把中国文字学打入冷宫。中国语言学家全面接受了索绪尔的文字观，吕叔湘认为“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14] 徐通锵也认为“文字是用‘形’通过‘音’来表示‘意’的。”[15]如下图： 上個世紀初，中國引進西方普通語言學。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語言學家把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作為了語言學科的基礎教材，把中國文字學打入冷宮。中國語言學家全面接受了索緒爾的文字觀，呂叔湘認為“代表語言，也就是能讀出來，這是文字的本質。”[14] 徐通鏘也認為“文字是用‘形’通過‘音’來表示‘意’的。”[15]

 

這種文字觀是錯誤的。文字是由人的視覺器官接收和感知的，聾啞人不能讀出音來，但通過學習字形都可以看懂文字；普通人認識了字形表示的意義，不讀出音，就是把音讀錯了，也可以看懂文章，而只知文字的讀音，但不知字形表示的意義，就是把文章讀出來，也還是看不懂文章。人看到文字讀出音來，是因為人通過學習把字形和語音建立了聯系，所以學過文字的人看到字形可以讀出相應的語音，也可以聽到語言寫出文字，這是兩種符號系統通過人腦進行相互轉化的現象，語言和文字的關系，

 

文字可以讀出來，讀音就是語音，是字形和語音建立了聯系，所以讀音隨著語音的變化而變化，這是一切文字的共性。漢語有多種方言，所以一個漢字就有多種方言的讀音，雖然講不同方言的人相互之間不能進行交際，但可以通過漢字進行交流。拉丁字母文字的讀音也隨著語音的變化而變化。英文和法文使用同樣的文字單位，如station、production、nature、notion、future、lecture、combination等，意義相同，但讀音不同；英國和美國使用同樣的英文，但讀音不完全一樣；印度人也用英文，但和英國人的讀音也不全一樣；德國和瑞士都用德文，但讀音也有差別。因此，認為“能讀音出來，這是文字的本質。”是不對的，文字的本質是字形，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

中国语言学家也认为“汉字是书写汉语的符号”，[16]于是提出“汉字难学论”并对汉字的笔画进行简化。中国高等院校文科统编教材《现代汉语》[17]认为“繁体字的存在，引起书写困难，应该把它废除，而让笔画较简的字成为规范化的字。”[18]

 

其實，文字是視覺符號，漢字字形非常醒目，識記並不難，而減少漢字筆畫容易造成混淆（如“計”和“汁”），反而不易識別，而且書寫只是呈現字形的一種方式，進入計算機時代，中國人發明了漢字輸入法，人們已常用鍵盤打字了，筆畫多少不是問題了，但簡化漢字破壞了漢字字形的理據性（如“开（開）”字無“門”），反而增加了學習和識記的困難。大量古籍和古建築上的匾額、楹聯以及名家書法和碑文石刻都是繁體字，推行簡化字的結果，極大地削弱了中國人識認漢字的能力，降低了漢字突破時空限制的功能。今天中國大陸人不僅和古人不“書同文”了，而且和臺灣、港澳以及很多海外華人也不“書同文”了，國家統一多了一道人為設置的障礙。

中国语言学家根据西方文字观，在中国还进行了教育改革。他们认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吕叔湘认为白话文是现代汉语，王力认为古文是古代汉语，[19] 他们主张教学要贯彻“我笔写我口”的“言文一致”的原则，主张只教白话文，不教古文。其实，文章不是语言，白话文不是现代汉语，古文不是古代汉语，因为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

 

其實，同一個漢字，先秦有先秦的讀音，唐宋有唐宋的讀音，今天有今天的讀音，今天我們是用現代漢語的語音朗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學古文不是學古人說話，而是獲得讀寫文言文的能力。白話文和文言文是漢文的不同文體。學習古文和讀寫白話文並不矛盾。曹雪芹、魯迅和胡適上學時都是只學古文，但都成了白話文大師。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傳承至今，就是因為經典古文的教學在歷史上一直沒有中斷。能閱讀文言文就能從大量的漢文典籍中學到古人的思想和智慧，所以傳承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就要學習經典古文。但由於應用了西方錯誤的文字觀，中國大陸學校多年沒教經典古文了，使傳承了幾千年的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出現了斷層。

中国语言学家还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文字观和语言观指导对外汉语和汉字教学，但他们只提教汉语，不提教汉字，只提第二语言教学，不提第二文字教学，由于教学理念不区分语言和文字，不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教材、教法采用“语文一体”的教学模式，结果在国内外出现了“汉语难学”的瓶颈问题。[20]

 

四、西方文字觀是“漢字落後論”和中國文字改革的理論基礎

 

西方文字观对中国的最大危害是要灭亡汉字。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字改革运动。文字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革汉字的命，要用西方拉丁字母文字取而代之，而“汉字落后论”和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西方文字观。

 

中國語言學家周有光認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他認為文字產生、發展的第一階段是表意文字，第二階段是意音文字，第三階段是表音文字。[21]索緒爾認為漢字是表意文字，所以中國語言學家就認為漢字是比表音文字落後的文字，於是他們根據“漢字落後論”就提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22]其實，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表音文字，一切文字都是表示意義的視覺符號。中國漢族講多種方言，但使用一種文字。連美國著名政治家基辛格都驚訝地說“今天的中國人可以看懂孔子時代的碑文。”[23]中國漢字古今相通，八方共識，與其它文字相比，漢字超越的時間最長，超越的空間最大，其視覺符號超越時空的功能遠勝於拉丁字母文字，怎麽能說漢字是比拉丁字母文字落後的文字呢？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核心成员都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家罗常培认为“新的拼音文字方案必须在语音学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设计，才会是科学的，完善的文字。”[24]于是他们就通过分析汉语普通话的音素用拉丁字母设计出了一个取代汉字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但在中国使用拉丁字母文字必须统一语言，而人的语言能力是在语言环境中自然生成的，中国的方言是自然形成的，讲方言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统一语言，破坏中国自然形成的语言生态环境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所以统一语言迟迟实现不了，文字改革只得偃旗息鼓。中华文化是汉字文化，汉字不仅字形本身就蕴含文化（如“愛”字有心），还是中国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以及几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载体。试想一旦文字改革成功，废除了记载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汉字，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五、如何堅定中國的文字自信和文化自信？

 

综上所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的文字观是不科学的，是错误的，当年中国语言学家因迷信西方而引进并接受了这种错误的文字观，推动了中国文字改革，险些给汉字和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灭顶之灾。今天我们该如何坚定中国的文字自信和文化自信，如何继续传承中华汉字文化呢？

 

首先，在理論上，要樹立科學、正確的文字觀。

虽然文字改革偃旗息鼓了，但中国语言学界并没有承认文字改革是错误的，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对索绪尔的文字观进行反思，这就是中国的文字改革至今没有画上句号的原因。除了聋哑人，中国人自然都会说话，自然都具有听说语言的能力，这和引进西方语言学没有关系。中国人知道光会说话不行，要能识字读书、写文章，否则就是文盲，干不了大事，所以中国人自古就重视文字教学，已有几千年研究和教授汉字和汉文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公元112年中国就建立了文字学，就有了研究汉字字形的专著《说文解字》，许慎指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可见，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研究文字的重要性，认识到视觉的文字是可以超越时空，沟通古今的。中国前人的这种文字观是正确的，因此，在语言文字问题上，我们中国人要有自信，不应盲从西方，要敢于否定和拒绝西方普通语言学的错误的语言观和文字观，要重续中国文字学。信息时代，汉字已可以输入计算机，我们中国人要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学好、用好汉字，继续传承中华汉字文化。

 

其二，在法規上，要修改《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和《通用規範漢字表》。

因为法规中的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是中国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而这三项任务是根据错误的文字观制定的。推广普通话是为了统一语言，是为将来用《汉语拼音方案》取代汉字做准备。《汉语拼音方案》不能取代汉字，因此，没必要统一语言，没必要强制推广普通话，因此，可把普通话定为官方语言和需要时学习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保护方言。《汉语拼音方案》也不应再推行了，应严格限定其使用范围。还应根据正确的文字观重新制定通用规范汉字表，使汉字字形古今相通，全国统一。历史证明：中国不需要统一语言，但必须统一文字。只有修改这些法规，才真正给中国的文字改革画上句号，这有利于保护汉字，有利于学好汉字，有利于传承中华汉字文化，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其三，在教育上，要教授科學的視覺符號文字觀和中國文字學，在基礎教育中要教在古籍中使用的漢字。

 

汉文是中国不同时期的人用汉字写的各种体裁的文章，是文言和白话以及诗、词、歌、赋的总称。因此，要把经典古文以及诗、词、歌、赋的教学作为汉文教学的基础，只有提高中国人的识字能力，培养中国人具有全面的、高水平的阅读汉文的能力，才是学好汉字，才能传承中华优秀的汉字文化。

作者：張朋朋先生

2020年12月20日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瑞士日内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任教或讲学。

 

著述：《文字论》《集中识字》《部首三字经》《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又名《字启蒙》（与法国白乐桑先生合著）

[1]徐通锵《语言学是什么》，1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3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

 

[8]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5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Jacques Derrida,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67

 

[12]Roy Harris, RethinkingWriting,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13]《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14]吕叔湘《谈语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第1期

 

[15]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1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6]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16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17]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18]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21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19]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64年

 

[20]见北京语言大学学报2009年4月18日第一版

 

[21]周有光《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中国语文》1957年第7期

 

[22]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20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

 

[23]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24]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5页，商务印书馆，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