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艺术的起源假说

根据宫治昭对1980年以前关于佛像起源的研究状况的回顾，犍陀罗艺术的起源有如下几种不同的假说/学说：

1.希腊影响说：公元前一世纪初前后，在希腊化巴克特里亚王国影响下，犍陀罗佛像诞生。

2.罗马影响说：公元一世纪末前后，在罗马艺术通过海上贸易影响下，犍陀罗佛教诞生。

3.秣菟罗起源说：公元一世纪上半叶，北印度的犍陀罗佛教与中印度的秣菟罗佛像同时或秣菟罗略早。

4.贵霜起源说：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或公元二世纪中叶。

（宫治昭著、李静杰译，《近年来关于佛像起源的研究状况》，《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根据蔡枫对犍陀罗艺术研究史的研究：

1872-1873，坎宁安在考古报告中写道：“我坚信，西北印度长期以来沿袭希腊雕刻的样式……那些宏伟的科林斯式叶状柱头，无疑源于希腊。” 

1875，沃克斯（W.Vaux）认为罗马文化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大于希腊文化。 

1893，格伦威德尔《印度佛教艺术》总结道：“希腊的影响，存在于阿育王时代以降的艺术……实际上，现存的大部分犍陀罗雕刻，是那些完全遵循希腊创作法则的艺术样式的复印品。” 

1899，詹姆斯·伯吉斯《犍陀罗雕刻》 总结了自1884年至1899年这15年间的犍陀罗艺术研究状况，该文颇有西方中心论之意味。

1899，史密斯《希腊罗马对古代印度文明之影响》，该文从文化、历史、美学、建筑、商业和军事等纬度考察了希腊罗马文化对古印度的影响，认为“犍陀罗艺术主要受罗马的影响，而非直接受希腊艺术末流的影响”，犍陀罗艺术应命名为“罗马佛教艺术”或“印度-罗马艺术”。 

1908，库马拉斯瓦米《希腊对印度艺术的影响》，支持格伦威德尔关于犍陀罗艺术源于地中海。 

1913，库马拉斯瓦米《印度和锡兰的工艺品》，该文认为，“希腊-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不是印度艺术，而是中亚艺术，是一种受希腊罗马艺术影响的杂交艺术”。 

1917，阿·富歇《佛像的希腊起源》创造了“希腊-佛像”、“印度-希腊”这些词来指称犍陀罗艺术，认为犍陀罗佛教艺术与基督教艺术同源，“都是希腊艺术在弥留之际留给古老世界的遗产”。 

1926，库马拉斯瓦米《佛教的起源》，该文否定犍陀罗艺术的希腊起源论，认为“犍陀罗佛像与秣菟罗佛像是……同时产生的”。 

1936，马宗达《犍陀罗希腊佛教学派》 对犍陀罗艺术的文化因素和艺术风格的看法不逾西方学者之圭臬。

殖民时期，也有一些热衷研究印度文化的西方学者，如哈韦尔，他认为犍陀罗艺术源于印度本土文化，但这种“印度本土论” 的声音与煊赫的罗马希腊论相比黯然失色。

1951年约翰·马歇尔《1913-1934年塔克西拉考古发掘插图报告》和1960年约翰·马歇尔《犍陀罗佛教艺术》是集大成者的经典论著，是后世研究犍陀罗艺术的必读书，论证了犍陀罗艺术创作灵感来自安息时代希腊艺术复兴，犍陀罗艺术的萌芽期、青春期和成熟期，皆受希腊古典艺术的影响。 

1968，达尼《巴基斯坦犍陀罗艺术》认为“数个外来民族和当地人民共同创造了犍陀罗艺术和文化”。 

1989，洛丽塔·尼赫鲁《犍陀罗风格的起源》爬梳犍陀罗艺术自身包含的各种文化，从历史之纬度重新评估希腊罗马文化、大夏文化、安息文化和印度本土文化对犍陀罗艺术形成的影响。

（蔡枫，《印巴犍陀罗艺术研究的三个阶段》，《南亚研究》2012第1期）

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假说，至少还有哈韦尔的“印度本土论”，为什么作为学术界业内的学者会轻易采信古希腊起源这一假说呢？我想，除了西方话语权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外，该假说单线东传的叙事之简单易懂也是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关键的关键是绝对年代，即古希腊雕塑早于犍陀罗佛像。

下面这段卢浮宫馆长与记者的对话非常经典：

事实就是如此，西方所有博物馆关于古希腊时期（含希腊化）的雕塑最大的问题就是来源不明，都是文艺复兴以后冒出来，而西方人宣称是古希腊的。果真如此吗？从科学和实证的角度看，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件宣称为古希腊时期的雕塑可以确证为古希腊时期，都是赝品、伪托品，没有一件真品，尤其是在温克尔曼时代，没有科学测年方法，根本没有能力和手段判定一件雕塑的绝对年代。

根据本公众号《诡谲的希腊帝国》一文，欧洲人在17世纪之前根本不知道古希腊的存在，17世纪开始知道古希腊并寻找古希腊，17世纪70年代把雅典城的历史地理定在今天的希腊半岛、找到了古希腊。这还涉及到格里斯希腊的指称变迁问题。

更重要的是，所谓“希腊化”的说辞是彻头彻尾的伪史，是欧洲中心论式的信口雌黄。

“古埃及的文字被腓尼基人接受，腓尼基文字又成了东方与西方若干民族文字形成的基础。埃及的宗教和文学影响了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又影响了西方文化。古埃及的艺术和建筑对希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化学等在古代世界产生巨大影响。”（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8页）

“在公元前5世纪，人们普遍相信，希腊在英雄时代的开始被埃及殖民过。”（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第58页）

 “公元前5世纪以后——这是我们拥有充足的知识的唯一阶段——古代希腊人虽然为自己和他们新近的成就而骄傲，但没有认为他们的政治制度、科学、哲学或宗教是原创的。它们通过早期的殖民和希腊人后来到国外的学习，源自东方，尤其是埃及。”（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第106页） 

“雅典城是由一位埃及人栖克洛普斯创立的……再有丹内阿斯从埃及来……丹内阿斯在亚各斯住下了。尤其重要的是卡德马斯，他从腓尼基来，把发音的文字传入希腊；希罗多德说，这种文字原来是腓尼基发明的，他引了当时所有的古代铭刻文字来证明他的说法。据传说所称，卡德马斯是建立底比斯的人。”（黑格尔，《历史哲学》，p214）

关于希腊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的说法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中有更详细阐述。（详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第二部《希腊世界》和贝尔纳《黑色雅典娜·绪言》的“提议的历史纲要”部分）

数学家傅里叶受拿破仑委托为《埃及志》撰写序言，“按照他（傅里叶）的说法，荷马、莱克格斯、梭伦、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这些古希腊圣哲们为了智慧，都曾游历埃及并受启发”，“不少早期的埃及学家认为法老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一脉相承”。（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傅里叶在《埃及志》中说道：“荷马、莱克格斯、梭伦、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都去埃及学过科学、宗教和法律。”（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109页）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在评价古埃及文明时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甚至认为，‘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说：‘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维尔·杜伦评论古埃及文明时说：‘这个文明丰富多彩，历史久远，壮阔深厚，又不失优雅细腻。苏美尔文明与之相比显得简单、粗陋，就是希腊和罗马文明也并不一定能超过它’……国外最近出版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作者查理·弗里曼指出：‘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页）

理·弗里曼指出：‘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页）

也就是说，几乎古希腊文化/文明的一切都是来源于亚非地区/近东地区/中东地区的，古希腊文明与黎凡特/近东文明属于同一文明的边缘区和核心区，古希腊文明是近东文明的边缘区，是中东文明的子文明，古希腊文明是“亚非化”的、“近东化”的、“中东化”的，古希腊文明之于中东文明相当于日本文化之于中国文化。也就是说，雕塑技术是从亚非传播到古希腊的，那么，黎凡特、近东地区的雕塑技术的源头在哪里呢？？？

“希腊历史的两种模式：一种是将希腊视为本质上是欧洲的或雅利安的，另外一种则将其视为黎凡特的，处于埃及和闪米特文化区域的边缘。我将这两种模式称为‘雅利安模式’和‘古代模式’。‘古代模式’是希腊人在古典和希腊化时代普遍的看法。据此，希腊文化的兴起是由于殖民化，大约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使希腊本土居民文明化。进而，希腊人持续不断地大量借鉴近东诸文化。”（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第1页） 

“如此众多的希腊人克服了他们的反感情绪，将‘与民族偏见如此不通融的「殖民」传说’传递下来，这一事实给18世纪历史学家威廉·米特福德（William Mitford）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基于这一事实，认为‘它们（指殖民传说）的基本事实不容置疑’。在米特福德之前，没有人质疑过古代模式，所以没有必要去为它辩护。”（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8）

但是，今天，“中东化”的古希腊文明——古代模式——被西方学者反说成亚非文明被“希腊化”，自然包括犍陀罗艺术。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哪位学者颠倒黑白了呢？

“多数人会感到诧异，自幼时灌输进我们大多数人头脑中的雅利安模式实际上是在19世纪上半期才形成的。这一新模式早期或‘宽泛的’形式否定埃及殖民的真实性，对腓尼基殖民提出质疑。”（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第1页） 

这就不得不提缪勒和德罗伊森。

“在1820年代，哥廷根教授卡尔·奥特弗利德·缪勒使用新兴的渊源批评的技术手段推翻了古代所有对埃及殖民的指称，并削弱了有关腓尼基人的指称。这些技术手段开始被用作攻击希腊人在埃及学习的传闻。新信仰产生了，认为希腊文化本质上是欧洲的以及哲学和文明发源自希腊，而古代模式已成为新信仰的障碍；甚至印欧语系的概念被广泛接受之前，这一障碍被‘科学地’去除了。”（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第25页） 

古希腊被亚非殖民和影响的“历史”被缪勒以“科学”的名义给否定了。被颠倒反说则是接下来出场的这位：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德罗伊森于1836年、1843年在德国汉堡出版了《希腊化时期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1885年又把其与早期编写的《亚历山大大帝》（1833）合并、修订。该系列著作搜罗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其继承者的资料（资料性质包罗万象），提出亚历山大东征把古希腊文化带到埃及、近东、伊朗、中亚直至印度河，于是，埃及、西亚、中亚、印度的文化被“希腊化”了。（参见维基百科）

“黎凡特化”、“亚非化”的古希腊文化被德罗伊森篡改、颠倒、反说成亚非地区被“希腊化”，从此，希腊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赢来了其高光时刻，为塑造建构“言必称希腊”的庞大学术体系奠定了基础。从犍陀罗艺术的研究看，1872-1873年坎宁安就已经利用德罗伊森的“希腊化”伪史概念来研究犍陀罗艺术了。从德罗伊森首创提出“希腊化”到被作为共识为学界接受，才短短三十多年，这就给我们揭示一个道理，即：西方所谓的“古代历史”知识其实产生于不久之前的近代，而并不像我们被灌输所说的那么久远，很多所谓的“古代历史”知识始创、生产于近现代，很多所谓的“古代历史”知识就生产于近现代的隔代学者之间。

1831年黑格尔还在陈述一直以来希腊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和影响的传统说法，1820年代缪勒就“科学地”去除希腊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和影响的传统说法，1840年前后德罗伊森就颠倒反说埃及和腓尼基地区被“希腊化”了。西方的这种学术研究与当时欧洲帝国主义殖民战争和统治的时局态势密切相关，完美地诠释了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1915）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历史哲学命题。西方人是最没有历史感的民族，历史是history，不是mystory，他们对历史没有敬畏感；他们只有当代感，历史只是其阐述当代情绪、心理、思想、意识形态等“精神”（黑格尔语）的平台，可以恣意建构、重塑、篡变，颇似后现代主义思潮。

我这里想说个“题外话”，根据我对西方伪史的研究，我断言：当今版本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书于18世纪，很可能成书于18世纪中期之后，极有可能成书于1756年之后，绝无可能成书于1672年之前。

为了强化“希腊化”的伪史概念，西方可谓煞费苦心，这表现在命名称呼上。

“殖民时期犍陀罗艺术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西方’的犍陀罗艺术研究体系，大部分西方学者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带有固有的偏见，往往以西方古典主义、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艺术标准来研究犍陀罗艺术，割裂其与印度本土艺术的文化联系。西方学者的文化偏见首先‘反映在犍陀罗艺术的命名上，如印度-希腊化（Indo-Hellenic）、古希腊式的（Grecian）、希腊-佛教（Graeco-Buddhist）、印度-希腊式（Indo-Grecian）、古典的（Classical），等等。这些命名皆过分强调犍陀罗艺术的西方因素，反映殖民时期西方学者共同的学术心态。”（蔡枫，《印巴犍陀罗艺术研究的三个阶段》，《南亚研究》2012第1期）

“希腊化”一词本身就是一个伪史概念，也是一个洗脑的概念命名，包藏祸心。经过康德哲学的洗礼，西方的洗脑技术可谓炉火纯青。

实际上，关于亚历山大东征的传说在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的叙事。

根据马苏第讲述，古希腊在埃及，亚历山大继位于埃及的迈盖杜尼叶和安葬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执政9年后杀死大流士，此后又延续了6年。 《黄金草原》又提供另一种说法，“许多学者都介绍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在其国内巩固权力之后，便开始寻找一处……良好……地方。”（马苏第，《黄金草原》，耿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338-343页）

伊本·穆加法(Ibnal-Muqaffa`，约724 - 759)提到“罗姆的双角王亚历山大在完成对西方诸王的征服后，开始向东方挺进，意图征服波斯等地的东方诸王”。（伊本·穆加法著:《卡里来和笛木乃》，贝鲁特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雅古特（1179 - 1229）提到“亚历山大·本·菲利福斯·罗米(即亚历山大大帝)，战胜并杀死了很多国王”。（雅古特著:《地名辞典》，贝鲁特萨迪尔书局，1995年版，第1卷第182页） 伊本·泰米叶(Ibn Taymyyah,1263-1328）

提到“亚里士多德曾做过亚历山大·本·菲立普斯·马其顿的大臣”。（伊本·泰米叶著:《教法判例集成》，沙特阿拉伯阿比堪书店，1998年版，第9卷，第181页）

关于亚历山大的地望的几种不同说法，如穆加发“罗姆的亚历山大”，麦斯欧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雅古特“亚历山大·本·菲利福斯·罗米”，泰米叶“亚历山大·本菲立普斯·马其顿”。根据阿拉伯命名的规律看，罗姆、马其顿、罗米应该都是部落名，而不是地名，而这些部落是在埃及。之后由于亚历山大向东扩张，希腊版图从埃及向叙利亚、小亚细亚、伊拉克、伊朗等扩张。甚至阿拉伯文献（伊本·艾西尔）中还讲到亚历山大征服中国，还有与中国皇帝使者对话的记录。可是，那时候中国西部是诸侯秦国，再往西就是西域地区。所以，很明显，关于亚历山大的传说是不可信的，至少需要进行疑古，刨根究底，寻找真相。

因此，所谓亚历山大东征的“希腊化”是彻头彻尾伪史，是编造，是篡改。

有些人或许会说，西方的颠覆是有科学依据的，有考古学，有语言学，有新的科技发展，等等。事实上，考古学、语言学、实证主义、科学主义都不过是遮羞布，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式的指鹿为马才是真谛。

萨义德指出，“东方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除了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外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别的东西”。（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260页）

推翻“古代模式”，不是基于科学的证据或逻辑，而是因为它们不符合帝国主义时期西方人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情绪和心态。现在在舆论界和学术界都标榜清算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但是，现有的学术体系是西方帝国主义时期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遗留下的，并没有被清算，依然统治者学术界，依然侵蚀着每一位学人的心智。

马丁·贝尔纳说：“现代考古学家和这一领域的古代史学家仍然在使用粗糙的实证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建立起来的模式。”（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8）

上文说到，所谓古希腊雕像都是仿制品或赝品，没有一件是确证为古希腊或希腊化时期的雕塑，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冒出来的，实际上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其源出何处呢？

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策划的2018年湖南博物馆的展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意大利与中国的跨文化交流”中指出：“我们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发现异国并不是他乡，也是故乡。”李军教授又说：“我们今天生活的现代中国接受了西方科学、艺术的恩惠，正如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接受东方的恩惠一样。”

“从绘画看，西方古典时期的绘画早已不存在了，若试图以发现的庞贝古城的壁画为依托，基本上是不足以采信的，没有说服力。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看过古典时期的绘画。因此，西方绘画不可能是复兴古典文明的结果。”

文学方面，“在但丁诞生之前，中国文学中几乎所有伟大的杰作都已经诞生，并通过印刷传遍整个大陆”（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39页）。 

艾布·斐达（’Abū al-Fidā’，1273-1331）说：“中国人是至高的真主所创造的生灵中，最擅长雕刻与绘画的。一个中国人可以用他的双手制做出大地上所有居民都做不出的东西。”（艾布·斐达，《人类史纲要》第1册，埃及侯赛尼亚出版社，第96页）

以绘画、文学和雕塑作为一个文艺整体看，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系对古希腊雕塑的复兴是伪史，实际上是文艺的西传，即雕塑技艺是与绘画、文学一起西传到欧洲的。即：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涌现的雕塑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是源自东方雕刻技术的西传，而不是古希腊的或源自古希腊雕塑的复兴，即：古希腊雕塑＝文艺复兴雕塑＝14~17世纪的雕塑。然则，近东雕刻艺术的年代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前，姑且估算为公元10世纪，那么，近东的雕刻技术与犍陀罗艺术之间的年代差也就六、七百年；从犍陀罗艺术经过中亚西部、伊朗、伊拉克、小亚细亚到欧洲，时间上还算严丝合缝。

因此，所谓文艺复兴，实则文艺西传；所谓古希腊雕塑，实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中国秦兵马俑雕塑技艺西传西域后被用来雕塑佛像，再西传到伊朗、两河、小亚细亚，至文艺复兴时期西传到欧洲被用来雕塑古希腊神像。雕刻技术可以继承发展，具体运用类型（兵马、佛像、古希腊神像）可以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异。

无论如何，秦兵马俑雕塑技艺是公元前三世纪，而犍陀罗艺术一般认为是公元一世纪，顶多是公元前一世纪，早了两三个世纪。

既然“希腊化”是伪史，那么自然必须把当前主流的关于犍陀罗艺术起源于古希腊的假说排除掉，回归希腊文化是“亚非化”的真相，即古希腊雕塑（实际上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源自犍陀罗佛像艺术。

在学术界，现有的犍陀罗艺术起源假说中，颇为怪异的是，独独缺了中国起源说。大家只知道中国佛像源自西域，却没有想到秦兵马俑的雕刻技艺西传后改头换面回流：出口转内销。

正如我在“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系列文章所说，绝对年代是关键。只要敢把近代/现代工业品的绝对年代提前，都能在远古时代实现工业化。

基于我对欧洲和阿拉伯文献以及西方考古学体系的研究，若不参阅中国历史文献，则葱岭以西的世界在阿拉伯帝国之前的历史陷入黑暗时代。当今西方人厘定的世界历史、文化、考古的学术体系，实则错漏百出，从基础框架到具体阐述，都是错误的，必须推倒重来。

鸠占鹊巢

综上所述，什么叫“层累”？西方伪史才是“层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接力扯淡撒谎，层累赋予，推翻此前或前人的任何说法记录而为当时社会思潮、情绪、心态所用，然后，此前和前人的各种难以接受的研究资料就被扔进历史垃圾堆里，不为人所知，人们所知的只是最近的研究成果，误以为最近的研究成果是历史上一贯的说法。因此，揭露西方伪史的办法就是回溯西方不同时代的认知状况、演变状况以及演变逻辑。而之所以难以发现，也跟西方伪史由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文字进行阐述、以及翻译有关。西方伪史是真正的层累，层层加码，层累赋予，越来越“高大上”。

从历史看，西方在其文化观念中就是自古以来靠抢起家的，抢食物，抢财物，抢人，抢宝物，抢地盘，抢发明权，抢历史，抢文明……

“当时的希腊是处于骚扰、不宁、掳掠的状态中，而它的多数部落不断地在迁徙……海上的主要职业不是经商，而是海盗劫掠：我们从荷马诗篇看来，这时候海上剽劫还没有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当的事情。据说首先削平海盗的是迈诺斯，而首先获得安居乐业的地方是克利特。”（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213）

“为了争夺公民、妇女和土地，罗慕露斯和他的继承者几乎永远是和他们的邻人作战的。他们每次回城都要带着从被征服的民族那里得来的战利品；这就是捆成一束束的麦子和畜群，这些战利品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巨大的欢乐。这就是凯旋的起源：凯旋在后来也正是这座城市所以变得伟大的主要原因” ，“罗马这个城市没有商业，又几乎没有工业。每个人要是想发财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1-3页）

 “罗马初期的国王就是一些强盗头目。照罗马历史学家的说法，这个小民族一开始就抢夺邻族女子和财物。它本应被消灭的；但驱使它从事掠夺的凶残本性和生活需要，却使它的不道德的行为得心应手。它征战不休以维持生存；经历5个世纪后，罗马人由于比所有其他民族经受过更多的战争锻炼，相继征服了从亚得里亚海湾到幼发拉底河的各个民族” ，“在400多年中，这种对祖国之爱表现为将从其他民族掠夺来的东西带回分给所有的人，这便是强盗的道德。爱祖国就是残杀和掳掠其他人。”（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次印刷，p212）

杀人越货、强盗抢劫，是西方的文化传统，从“古”至今，已深入骨髓，掠夺历史和文明算什么？！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保驾护航下，鸠占鹊巢，然后说：此“巢”乃“鸠”所筑。西方以考古学、语言学、新科技方法等貌似科学的方式通过伪造证据和穿凿附会来指鹿为马、强词夺理、颠倒黑白，乃至近乎胡说八道、自说自话、信口雌黄。这种学术和历史模式践行了黑格尔的“哲学的历史”，只不过，这里不是“理性→精神→自由”的自我实现，而是“理性→精神→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欧洲中心论”的自我实现。

我们必须深切地看透西方学术的本质：科学只是遮羞布，只是手段，目的是精神的自我实现；任何事实都必须给予让路，或改造或摄取部分事实，以达成“精神的自我实现”，即以皇皇巨著实现“我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具体而言，即：通过建构编造古希腊伪史，把欧洲近代崛起由空间横向传播关系上的“东学西渐（阿拉伯和中国，主要是中学西渐）”，移花接木为时间纵向传承关系上的“文艺复兴”，再通过建构“希腊化”概念和体系，颠倒反说为“西学东渐”。

西方把文艺复兴时期至现代早期涌现出来的大量雕塑伪托或谎称为古希腊时期，即：文艺复兴雕塑＝古希腊雕塑。但当时没有碳十四测年，根本没有手段和条件判断雕塑的绝对年代和族属，纯粹是先入为主、指鹿为马，即文艺复兴雕塑≠古希腊雕塑。加上德罗伊森捏造的“希腊化”伪史概念，把犍陀罗艺术的雕塑技术西传颠倒反说成古希腊雕塑技术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