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的出现极大地依赖于埃及学和亚述学，而埃及学和亚述学的建立有赖于商博良和罗林生对考古发现的古埃及文字和古波斯文的破解释读。

 

“文明史的研究是以古埃及文明的形成为开端”，“19世纪初，由于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地释读了象形文字，埃及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被创建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埃及学，就没有古埃及文明史的研究”。（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0页）

 

“1822年，商博良发表了其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结果，埃及学由此诞生”。（详见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6年10月10日文《埃及考古系列学术讲座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发现和重构古埃及文明”讲座纪要》）

 

“楔形文字的成功释读是19世纪人文科学领域取得的划时代的成果，是人文科学的历史性胜利。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的楔形文字文献开始说话后，一个被遗忘的古代世界又开始活现在人们的眼前，一个失落的文明又开始重现光彩。”（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47页）

 

“罗林森、欣克斯、奥佩尔、德·索尔西和塔尔博特等人这时又开始研究巴比伦文字的铭刻，不久也释读成功，找到了研究拜巴比伦和亚述文明的钥匙。”（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65页）

 

“罗林森独立地解读了贝希斯敦铭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英国人把他尊为英国的‘亚述学之父’，他当之无愧。”（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66页）

 

在某种意义上说，破读死文字就意味着埃及学和亚述学的诞生，也意味着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诞生。因此，商博良破解罗塞塔石碑和罗林森破解贝希斯敦铭文是西方上古史研究的关键性环节。

（公元前196）

（公元前 520 ）

西方伪史赖以建立的两个重要基石就是考古学和语言学（文字），我在“文行先生”公众号2月5日文《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中已经证明了西方考古学体系是伪学（碳14问题将在后文中阐述），我将在本文中通过间接和直接的方式证明西方所谓的破解释读死文字是不可信的、错误的、虚假的。

 

证明西方破读死文字是错误的，就能推翻西方建构的亚述学和西亚文明学术体系，证明亚述学和埃及学是伪学，西方所叙事的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不存在。因此，必须重头再来，重新研究，还原真实的北非文明和西亚文明。

 

下面以波斯波利斯铭文和贝希斯顿铭文为例来具体阐述。

 

间接方式   

 

如前所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现”有赖于亚述学的诞生，而亚述学的诞生有赖于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发现的死文字的破解释读。

 

我们现在知道，罗林森识别了波斯波利斯和贝希斯敦铭文上三种文字为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并破解释读了它（主要是古波斯语和阿卡德语）。

 

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人宣称破解释读了波斯波利斯铭文，但与罗林森的完全不同。

 

 提赫森“1798年出版了关于波斯波利斯铭文的小册子……（他）武断地给楔形文字字母加上音值，然后，按照它的音值组词，再参照其他塞姆语和印欧语中类似发音取义。按照他的解释，波斯波利斯是帕提亚（安息）王朝的创建者阿尔萨克斯的铭文”，提赫森认为波斯波利斯上的“三种语言分别是波斯语、米底语、巴克特里亚语”。（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48页） 

 

但提赫森的破解释读被认为是“不正确”的。

 

明特尔否定了提赫森的铭文断代，并认为波斯波利斯的第一种文字为字母文字，语言是阐德（Z end）语，即《阿维斯陀》用语；第二种文字为音节文字，语言是钵罗钵（Pahlavi）语，即通行于公元3-9世纪的中古波斯语；第三种文字为表意文字，语言是帕西（Parsi）语，即公元8世纪的中古波斯方言。（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48页） 

 

这说明表音文字的破解释读具有多种可能性。

 

 又例如，线性文字B被麦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破解为希腊语就被西方承认，而塞勒斯·戈登把线性文字A破解为闪米特语就不被西方所接受，因为这意味着克里特文明不是西方人创造的。（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第379页） 

 

因为当时人们“认为人种与语言也是一回事”。（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79页）

 

由此可见，表音文字的破解具有一定灵活性和随意性，具有较大的附会空间，并不具有唯一性，即表音文字的破解具有多解性，但不是科学的真解，而是伪解，因为没有任何方法可证明其正确性，同时，西方的接受具有选择性。

 

虽然有不同的人的不同破解释读体系，但最终哪个体系能被发展完善并被接受取决于西方建构伪史的需要：圣经考古学的需要和建构最早文明的需要。也就是说，提赫森和明特尔的破读不符合或没有响应当时西方建构圣经史和上古史的需要，因而没有被发展成一个形式完善的破读体系，只“解”到初始阶段就被放弃了，否则，就可以出现三种不同的破读体系。

 

直接方式   

 

在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中，古波斯语是第一个被破解释读出来的，其他两种语言是根据已破解释读的古波斯语和贝希斯顿铭文破读出来的。因此，古波斯语和贝希斯敦铭文是关键。

 

在西方破读古波斯文的历史中，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格罗芬特之前；

第二个阶段，即格罗芬特；

第三个阶段，即罗林森。

下面我将逐一质疑。先看格罗芬特之前。

 

“在格罗芬特之前，人们已就下面几点达成了共识：1.楔形文字的行文从左往右；2.经常出现的斜楔有顿字作用，是隔字符号；3.第一种文字所用的符号最少，可能是一种字母文字；4.这些铭文出自阿黑门尼德王朝的首都波斯波利斯；5.它们的内容可能与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国王有关。”（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0页）

 

没有什么共识是不能颠覆的，任何科学结论都是可以质疑的，科学的结论是可验证的，不可验证的研究不是科学，而是宗教信仰。

 

所谓的共识就是破解释读的前提，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严谨的分析和审慎的审查，看看“共识”是否可靠。

 

一、先看第4点，“这些铭文出自阿黑门尼德王朝的首都波斯波利斯”。显然，如上述，提赫森认为该铭文系出自安息王朝，而不是古波斯。那么，为什么否定安息而选择古波斯的阿黑门尼德王朝呢？

 

“理由有二：其一，尼布尔所描绘的出土铭文的遗址与狄奥多鲁斯描绘的波斯波利斯十分相像；其二，在尼布尔的游记中发表的一幅臣民图中有埃塞俄比亚人，而从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人们知道，波斯帝国的版图只有在阿黑门尼德王朝时才远达非洲。”（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48页）

 

对这种逻辑的证伪很简单，只要用反证法即可，只要能举出一个反例即可证伪。如果根据遗址与狄奥多鲁斯的描绘相像就认定的话，那么，若干年以后，人们就可以把厦门同安影视城当成了北京紫禁城。所以，这种论证是严重错误，极不严谨。下图为厦门同安影视城。

 

事实上，在我们西方伪史辨学的眼里，希罗多德《历史》、狄奥多鲁斯《历史丛书》等西方古文献本身就值得怀疑，可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根本不具备去证实的资格。

 

更重要的是，这就陷入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以文献验证考古，又以考古验证文献。

 

因此，该遗址为波斯波利斯遗址根本不可信，至少是存疑的。所谓“波斯波利斯”遗址位于设拉子东北52公里的塔赫特贾姆希德附近。如果依据对“二里头为夏都”的质疑模式：1.塔赫特贾姆希德遗址中的铭文的破解释读模式是以该遗址为波斯波利斯为前提的，因此，在认定该遗址为波斯波利斯之前，其遗址中的文字是尚未破读的，有文字相当于没有文字，所以，与二里头遗址一样，该遗址没有文字证据证明其为古波斯的首都波斯波利斯；2.当时没有碳14测年，无法确定该遗址的年代，无法确定是否属于古波斯帝国时期范围，而二里头经过碳14测年，根据其误差范围，二里头与夏朝年代并无冲突，因此，二里头为夏都未定，则塔赫特贾姆希德遗址为古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首都波斯波利斯更不能确定（标准必须全球统一）。

 

不能确定而强行妄定，这大概犯了“希腊波斯强迫症”，先入为主。

 

事实上，西方早期的考古就是挖宝、破坏。

 

  “发掘者的动机主要是物欲，目的主要是获取文物，方法极不科学，因此带有极大的破坏性。”（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34页）  

 

这方面的内容在“文行先生”公众号《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和历史学体系》一文中已作阐述，不再赘述。

 

因此，西方早期考古学手段极其有限，理念极不成熟，态度极不严肃，方法极不科学，根本不具备判断一个遗址的民族属性和绝对年代的能力；又由于早期在西亚的考古以法国人和英国人为主，他们身处黑暗的中世纪千年，对西亚历史和文化来说，完全是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研究起来不但错误在所难免，而且无论在理解上还是实践上都错漏百出；这些人多是非专业人员，如外交官、军事人员、商人、年轻人，按现在的说法，是典型的民科，是拙劣的民科，充满个人英雄主义；19世纪又是西方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思潮和浪漫主义梦幻高涨的年代；而且，西方研究其他文化主要是服务于其自身的价值和利益，缺少对其他地区文化应有的敬畏感，随意性在所难免，最后导致应用上极不严谨，穿凿附会、生搬硬套、胡乱猜测、指鹿为马比比皆是。

 

出土铭文的遗址妄定为波斯波利斯，这一点非常致命，因为如果错了，则后面的所有破读都是白搭，都是错误的。而上述分析表明，西方人肯定是定错了。

 

 

 

二、因为臣民图中出现了埃塞俄比亚人，所以就说明古波斯征服了埃塞俄比亚？所以就说明是阿黑门尼德王朝？这简直是混蛋逻辑！难道人员交流相识只有征服一种方式吗？这就相当于说中国土地上有特朗普照片，就证明中国征服了美国一样，真是荒唐。除了先入为主的一厢情愿、穿凿附会，难以想象会如此武断和荒诞不经。

 

这一点也非常致命，因为如果出错，断代定年就错了，则后面的所有破读都是错误的。

 

三、“它们的内容可能与阿黑门尼德王朝的国王有关。”可能与国王有关！只是可能，还不足以以此开展破解释读工作，难道不可以是大将，类似“摩崖石刻”。这完全是先入为主的猜测，是“国王强迫症”，没有任何一丝确切的证据。但是，西方人不管，以此猜测开启了其破读的旅程。到这里，敏感的人会意识到，如果西方真的破解释读成功的话，那么就说明表音文字的破解释读具有巨大的附会空间。

 

四、“经常出现的斜楔有顿字作用，是隔字符号”，这又是猜测，没有一丝证据，也许像文言文一样，该文字体系就没有隔字符号，也许该“斜楔”相当于“之乎者也”中的任何一个。

 

再看格罗芬特的破读。

 

五、假定为古波斯帝国的遗址，假定为古波斯帝国的首都波斯波利斯，假定为跟国王有关，在这些个假定之下，格罗芬特通过某种排列组合进行断词、断句，如下图：

 

发现铭文中某个句式类似中古波斯的句式：

 

“（国王的名字），……王中王，……之子，……子孙。”（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49页）

 

“（国王的名字），……王，……王中之王，……万国之王。”（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1页）

 

于是，就以该句式的内容进行破读。这里非常奇葩的是，以某种排列组合进行断词、断句形成了某个句式，把某个句式直接当成了该句式的内容，即：

 

排列组合断句＝某句式的形式＝某句式的内容

 

中国古诗和对联中有大量这样的句式，难道不可以是“霍去病，汉朝的将中将，卫青之甥，霍光之兄”吗？

如果一个文明的语言单调乏味到看到这样的句式就只能是这样的话语内容，那么，这个文明的内涵也不怎么样，高不到哪里去！

当然，根据著名典故，“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也许并非要如上所述的那样断词断句。

还有，难道古波斯帝国经过四五百年的安息时代到了萨珊波斯，不会发展，不会改革吗？这是“关公战秦琼”的思维，是机械的思维，是刻舟求剑。

所以，断词、断句、套句式也是非常致命的，正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六、在上述第“五”点的假定之下，又猜测铭文中有“两个国王的铭文，二者一个为父，一个为子，而且名字的长度都一样，都有七个字符组成。这两个国王是谁？首先他想到这两个自称‘王中之王，万国之王”的国王一定是阿黑门尼德王朝鼎盛时期的王国，这就把范围缩小到薛西斯以前”。（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1页）

 

这里格罗芬特又猜测是阿黑门尼德王朝鼎盛时期，这又犯了“鼎盛强迫症”，同样地，也是没有一丝确切的证据。

 

七、于是，“再次把范围缩小到居鲁士（Cyrus）和冈比西斯（Cambyses）、大流士（Darius）和薛西斯（Xerxes）两对父子身上。”（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1页）

 

也许对于古波斯人来说，他们理解中的最强盛时期与希腊人不同，例如法家眼里的强盛和儒家眼里的强盛就不同。这是以希腊人的观念认知强加在古波斯人身上。这也是猜测！当然也是以古希腊文献为真为前提的。

 

正如金寿福所讲，“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维模式。”（参阅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6年10月10日的文章《埃及考古系列学术讲座启动仪式暨首场报告——“发现和重构古埃及文明”讲座纪要》）

 

同样，古波斯语的解读方式也是如此。

 

八、“格罗芬特断定，大流士的父亲叙司塔司佩斯一定也出现在铭文。”（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1页）

 

这又是猜测，没有任何一丝的证据和根据。

 

“格罗芬特就是通过这种仔细的观察、认真的思考、天才的猜测、合情的推理部分地成功解读了古波斯语铭文。”（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2页）

 

格罗芬特的观察倒是仔细，思考倒是认真，但这么多没有一丝确切证据的、由一系列“猜测”、“推理”而来的所谓破解释读，如同一系列小概念事件连续不断发生，其正确率比彩票中签率还低。

 

下面看罗林森破解贝希斯敦铭文。

 

贝希斯敦铭文“不但为深入研究古波斯文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也为解读埃兰语和阿卡德语提供了必要前提。”（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4页）

 

罗林森“首先从古波斯语铭文入手来开始他的解读工作的”，“罗林森是迄今所知的第一个成功攀登上贝希斯顿铭文和浮雕的人，也是第一个成解读阿拉德语铭文的人”。（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4页）

 

“罗林森完全独立地完成释读了古波斯语贝希斯敦铭文，完全独立地完成了古波斯语的翻译工作，为埃兰语铭文和阿卡德语铭文奠定了基础。”（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4页）

 

罗林生是怎么破解释读的呢？

 

  九、“巴兹的研究结果表明，罗林森的解读方法基本上与格罗芬特的方法相同，也是从专有名词入手，即首先确定专有名词，再把希腊古典作家著作中保留的读音分解成字母，然后再把具体字母与具体的古波斯楔形符号对号入座……由于贝希斯顿铭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基本都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希腊古典著作，这就使罗林生成功解读古波斯文成为可能。”（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6-57页） 

 

我们现在要理解他国语言文字，要先学习他国语言，懂的他国的文献内容，然后再翻译成自己母国的文字。而罗林森的破解却是，先把他国文字想方设法成母国的文献内容，也就是说，还未学习他国语言，就以母国文献猜测出他国文字的内容，从而知道了他国文献的内容，之后破解了他国文字的词汇，然后再去破解他国词汇的字母。前提是，他国的发音必须与母国一样，须知，“希腊、埃及、托勒密”在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中的发音是不同的。

 

如此天才，还学习他国语言干嘛？猜不就行了？！把破读方法总结出来，教给大家，就相当于学会了全世界语言了，简单而高效，“学会破读术，轻松游天下”。尚未学习他国文字就已经知道了他国文字内容，世界上那么多语言院系是干什么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可以取缔，设立“北京外国语破读大学”得了。

 

从根据中国甲骨文的破解释读情况看，专有名词是最难破解释读的。未破解释读之前，怎么知道贝希斯顿铭文的古波斯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会见于古希腊著作中呢？须知，中途岛海战，为了检验日本电报中的“AF”是不是指中途岛，美国还巧设计谋进行了验证。

 

西方的破读恰恰是从专有名词入手的再说。还有，那真的是专有名词吗？也只是猜测罢了。

 

所谓的释读是顺着西方人的知识体系和理解的方向努力，而不是死文字本身的语音、语义、语法。这不是释读，而是先入为主、一厢情愿、穿凿附会、按图索骥。 

 

十、在破解释读的道路上，猜测远非上述这些，还有大量的细节问题，需要更专业的质疑，例如语言学专业。我已经发现了大量的问题，只因非语言学专业人士，怕理解不到位，不方便讲，故而留给语言学专业人员去揭露。

 

这种破读是有很多前提条件，是很有问题的，是由一系列未经求证的猜想组成的。从数学思想来说，是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乘积。从破读整个过程看，“一系列”所指的具体数值不会少于100。

方法不靠谱 与 质疑   

 

或许，罗林森意识到公布破读过程就把破读逻辑公开化，结果只会越描越黑，只会启人疑窦，乃至嘲笑。因此，对于他的伟大成就——

 

“不知道为什么，罗林森对他解读楔形文字的经过总是轻描淡写。在回答人们的追问时，他写道：‘我已经讲不出我当时确定每个字母读音的方法。’”（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6页） 

 

格罗芬特这样做的潜台词是说：大家不要问我是怎么破读的，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可以肯定的是，所谓的破读根本不可信，破读的过程和逻辑根本经不起任何考验和诘问。

 

事实上，公众对罗林森的破解释读并不相信。

 

“但解读者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并没有马上被公众承认和接受。许多学者仍对解读方法和由此取得的成果表示怀疑。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阿卡德楔形文字的一字多音（homophones）和一音多字（polyphones）的特点。尽管罗林森一再开设讲座，向公众和学术界说明阿卡德语和象形文字的特点，但人们对此还是难以置信。”（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56-57页） 

 

“如果照他们（按：指罗林森等）的方法去做，不但会给一切不确知的事情大开方便之门，而且就连古代亚述人自己也绝不可能读懂这样的文字。所以，他们解读的方法不可能正确，其解释也势必错误百出。”（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66-67页） 

 

可见，罗林森等人的破读的非科学性早于为人所周知。那么，后来人们又怎么相信了？亚述学怎么发展起来了呢？这不得不说起一桩著名的往事。

一场骗局

 

1857年，博尔塔特自己释读了一份由罗林森寄来的刚在亚述发现的一个棱柱铭文，他把释读结果封存起来邮寄给“皇家亚洲学会”，要求让罗林森释读一下，以比较二人的释读结果。如果二人不谋而合，就足以证明解读方法的科学性和结果的正确性。罗林森提议以“皇家亚洲学会”名义召集欣克斯和奥佩尔一起参加“会试”。“皇家亚洲学会”接受了这一建议，把博尔塔特的铭文副本分别寄给欣克斯和奥佩尔，要求他们在规定期限内把译文寄回，由“皇家亚洲学会”组织扩大会议进行鉴定。评委们的结论是：各家解释虽在细节上有一定出入，但总体一致。从此，解读者的辛勤努力和丰硕成果开始得到公认。因此，常有人把这一“会试”视为亚述学诞生的标志。（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66-67页） 

 

抛开串谋和阴谋不谈，释读结果相同，就足以证明解读方法的科学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吗？

 

如果理科生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高中时期做题有一种现象，即有一道题，班上只有少数几个优秀学生做对，其他大部分学生都做错了，而且错的一模一样，采用的解题方法都相同，因为遵循了同样错误的理解和逻辑。

 

博尔塔特、罗林森、欣克斯、奥佩尔的释读相同，只能证明他们遵循了同一个错误逻辑，并不能证明他们做对了。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加强宣教，三人成虎，大家众口一词就是正确的——抛开事物本身的逻辑，一人传虚、万人传实，众口铄金，这是荒诞的；这也正是目前西方伪学得以确立的原因，它已经培植起了一大帮信徒。一种破解释读体系是否正确，取决于该体系本身的内在逻辑，而非其他，如寡众权威。

 

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这都是一场骗局。而就是这场骗局，确立了亚述学和西亚文明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性。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都可以破解了甲骨文，为什么西方就不能破解西亚死文字？这是个好问题。刘家和先生说：

 

循着从“楷书→隶书→篆书→金文→甲骨文”而进行的由已知推求未知，“中国学者对于古文字做的是考释工作，考旧以知新，推陈而出新。在西亚古文字研究中，情况就另是一样了。学者在那里最初面临的是一片茫然，没有任何现存直接的文化信息桥梁，所以他们做的是一种破读（decipher）工作。”（刘家和，拱玉书《西亚考古史》《序》）

 

我们同文同种，文明不曾中断，文字演变脉络清晰，可西亚文明没有这样的条件。

 

综上所述，西方破读死文字的实质是一系列小概率的猜想，其正确的可能性是一系列小概率的乘积，其值小到不可能破读正确。与其说西方破解释读了一种“死”文字体系，不如说重新创造或发明了一种“新”文字体系。以近代的知识水平，这并不是难事。通过这种“破读”方式而创造或发明的“新”文字体系可以帮助西方伪造任何需要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