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快满17岁那年，我升入高二。那时候，二哥已经成家并搬到另外一个宅子里住下了。家里只有我和接近花甲之年的父亲、百病缠身的母亲。作为一个老农民，父亲一边要照顾多病的母亲，还要供养一个高中生，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是家中的老幺，上面有一大群哥哥姐姐罩着，所以我从小没有干过特别重的农活。我记得上小学以前放过猪；小学以后就是放牛、看瓜地、拔草、上山挖中药、打柴、到河里捕鱼等等。到了初中以后，也开始参与收割麦子、收割水稻、锄地等重一点的农活。

到了高中以后，我更加体会到父亲和家人们的艰辛，因而也更自觉地利用各种机会帮父亲干农活了。挑水、做饭、下地干活，我都能做了。高二开学前一天，我还和父亲去一大块稻田里拔稗草，只可惜没有拔完。第二天父亲送我去上学，我还叮嘱父亲那块田里的稗草要接着拔。

单单靠家里那几亩田地的收入，是根本不够家里的开销的。那时农业不但没有补贴，农民还得“交公粮”和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二哥多年来都在外地打工，是家里收入的一大来源。冬天里，父亲会去山上伐木烧炭，是名副其实的“烧炭翁”。春夏季里，家里也种香菇，可以有不菲的收入。

另外，父亲善于捕甲鱼；这东西学名叫鳖，和乌龟统称“王八”。我小时候，经常吃父亲做的甲鱼肉和味道鲜美的甲鱼汤。后来，镇子里和城市里的餐馆里开始高价收购活甲鱼，我们就再也舍不得吃甲鱼了，全拿去卖了。那时候，一个两斤重的甲鱼，可以卖到50元，相当于500斤稻子的价格，也就是半亩良田的收成。我们家开我们村的先河，最早开始利用各种工具捕甲鱼，比如渔网、鱼叉、鱼钩等；我们家也实实在在挣了不少甲鱼外快。到了后来，村民们纷纷效仿；河里和水库里的甲鱼，几乎绝迹。

高一暑假时，父亲到湖北省的河里捕甲鱼，路过外祖母家附近的一个村子。村子里有一个大水库，水库水位接近堤坝的顶部，深不可测；但是水库的水闸是在水库最深处，放水浇灌下面的稻田时，需要水性好的青壮年潜下去拔掉水闸的木栓。由于水库水位过高，村里居然没有人能把水闸打开。眼看下游的稻子都快干死了，村里人一筹莫展。父亲自告奋勇愿意一试；村里人喜出望外，答应他：如果事成，每亩田给他100斤水稻作为报答。

父亲一个猛子扎下去，很久很久才浮出水面。然后村民们一阵欢呼，因为他们听到了水库下传来的哗哗的流水声！

父亲上岸后，鼻子里流出了很多血。外祖母家的人听说这事后，都怪他鲁莽、拿命换粮食。

外祖母埋怨他说：叶相公，你都快六十了；你要是有个好歹，家里人可怎么好？

秋收以后，父亲回到那个村子收集稻子。村民们居然言而无信，只答应每亩出五十斤稻子；父亲也只能接受。不过，他的老当益壮，仍然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

那时的高中，已经开始有奖学金了，我记得是颁发给期中和期末考试的年级前十名。作为年级的头号学霸，我自然次次获奖。

高二上学期，我们进行了文理分科。我虽然曾经怀揣文艺青年梦，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科。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文科教授的很多东西，根本不可理喻，而且实际意义不大。历史就不用说了；近现代史根本没法看，翻来翻去都是屈辱教育加歌颂教育。就是几千年的古代史，还是成王败寇、王朝更迭那些车轱辘话。我可以津津有味地看文言文版的《史记》，却无法欣赏大白话写的历史教科书。

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去。我高一时，曾经借了张老师家的《资本论》读了一遍，感觉水平颇为一般。到高二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时，我觉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商品价格理论完全就是漏洞百出。在一次课后我向政治老师提出质疑，她花了半个小时，也无法说服我一个毛头小伙子。我不知道有多少共产主义的拥护者里，是真正读了并读懂了已有百年历史的《资本论》的；至少我觉得那些理论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了。

在分科时，学校还举行了全年级大会。学校领导苦口婆心地劝大家去学理科，不要想当然地去选择文科，还拿出高考录取数据加强说服力。但是，校领导们的讲话效果并不是太好：六个班的学生，分家以后，文理各有三个班。

那时候，新的高考改革政策已经明朗化了。我们上一届的理科学生，高考要考七门；到我们94级，高考就去掉了生物和我深恶痛绝的政治，只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这五个科目。其余科目，只要在高一、高二参加会考，达到及格线即可。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在那五科里，我每科都是年级的前几名。

高二下学期的元宵节晚上，县政府组织盛大的烟花表演和灯会活动，整个县城都在狂欢。最初，学校要求我们继续上晚自习，不能出校门一步。可是，校外的喧嚣一旦开始，我们根本无心读书、人心惶惶。学校领导一看，干脆给我们放假。那天我和几个同学们一起猜灯谜、看舞龙、看烟花、打台球，玩得非常开心。在灯火通明下的节日人流中，我们当然也看到了很多风华正茂、笑靥如花的美女同学们。

高二暑假，按照惯例，学校要求我们到学校“补课”一个月，为高三打下更好的基础。我们那届学生有些叛逆，提出异议。校领导比较民主，决定用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决定是否补课。结果，大多数人反对补课。因此，那个暑假，我就在家帮父亲干活了。我记得到山上放牛的时候，我会带上一本书；在闲暇时间，就坐在山上的大石头上或者松树下读书。

虽然我家那时非常穷，其实很多同学都来自农民家庭，有些条件比我还差。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同学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吃食堂买的白米饭，饭碗里一点菜都没有。我非常同情他，就给了他一些菜票让他买菜吃。后来，国家要申办奥运会，学校组织我们捐款，每人捐10元钱。我从平时参加比赛获得的奖品里，拿出一个崭新的带塑料皮的笔记本，送给这位同学，说：我们才是应该被捐助的对象啊。

多年以后，这位猛人在北京开了一家软件公司，现在已是身家过亿的富豪了。

说到笔记本，我出国时随身带了几本中学时的笔记本；它们都是我当年用来记录各科的学习要点和心得的。我最喜爱的一本，封面画了一幅彩色的兰花，左上角有我当年用钢笔写下的座右铭：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附：我的一位同事看了本篇后，非常感慨，就用AI生成了一幅古装版“牧童读书图”送给我。我非常喜欢它，并用它作为我的博客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