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快满七周岁的那年的九月的某天，我刚吃完早饭，准备出门找别的孩子玩。母亲把我叫到卧室的床边，严肃地说：孩子，你今天要去上学了。

我觉得从此再也不能在村子里无拘无束地玩耍了，就有些伤心，觉得上学有什么好？但是，考虑到四姐和五姐都在上学，我也不可能例外，就只好硬着头皮去上学了。

我们村的小学，是在另一个村子X河村，那也是我们镇X河村行政中心所在地。X河村离我们叶庄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路上还要趟过两道河。村小学只有五个年级，而教室是普通的瓦房，总共五间，坐落在校园的中心；分两排，东西走向。我们那一级，人数比较多，班上有四十多个同学吧。班里的课桌明显不够用；我是和另外两个同学共享一张课桌。

校园最西边的一排房子，就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兼宿舍。大部分老师，都是住在附近各村的民办教师；下午放了学就回家了。但是学校偶尔会有几个家在其他行政村的老师，因为离家比较远，就吃住在学校了。他们的办公室就是宿舍：宿舍里面靠近门口放一张办公桌，靠近后墙的地方就是一张床。这排房子的前面，种着一排栀子花。这些花，在八十年代的河南的山区农村，算是彰显了老师们不同于普通农民的品味。

我的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是杨老师；她也是我一年级唯一的老师。她不仅教语文，也教我们数学和音乐。这种情形，在我的人生中绝无仅有。后来孩子们在美国上小学，才发现大部分的小学班级，也是只有一个老师。

开学第一天，我就出了两次名。首先是在数学课上，杨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阿拉伯数字“1”字，然后鼓励大家去讲台上写下来。我那时个子小，坐在第一排，就被杨老师叫上去。我怯生生地走上去，用粉笔写下一个不算工整的“1”字。杨老师当场表扬了我，说我写得还不错。

然后在语文课上，不知什么缘由，我和同桌打了起来。这个同桌，是和我同村的张家的孩子；我俩从小就不太合得来，我后来分析是因为我俩都喜欢争强好胜。我下手比较重，用手扣他的嘴巴，结果他满口流血。杨老师非常生气，就把我拎到教室前面罚站。这个下马威非常管用；我整个一年级再也没有闯过祸了。

我们最喜欢的课，还是杨老师的故事课和音乐课。她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民间故事，非常动听。

而在音乐课上，她教我们唱歌。她的歌声清脆响亮，响彻整个校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祖国》，就是那首传唱大江南北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她也教过我们唱《白毛女》插曲，其中有段歌词是这样的：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爹出门去躲帐，整七那个天，三十那个晚上还没回还。

那时，杨老师只是教我们唱，没有把歌词写出来。我听着一头雾水：北风怎么能够“拿个锤”呀？它是要打柴啊，还是要打仗啊？

从二年级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故事课和音乐课了。因为后来的老师们，即不会也不愿意给我们讲故事，更没有本事唱那么好听的歌。

在一年级的春季，有一次放学回家，我把书包挂在大门的门拴上。我喜欢用蜡笔给语文课本上的插图涂颜色，而蜡笔的气味吸引了我们家养的那口猪。猪就把书包里的语文书拱出来、咬碎了。后来的大半个学期里，我上课和写作业时就只好借和我同桌的堂哥的书本。期末考试，我的语文成绩仍然非常优秀，远超我的堂哥。这也算一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吧。

我上一年级时，我的双胞胎姐姐四姐和五姐在上四年级。那年我们三个都获得了三好学生奖状。按照我们家的规矩，母亲把它们都贴着客厅的墙上。后来，四姐和五姐就辍学回家帮忙打理家务了。

杨老师后来成了我四姐的婆婆。我第一次中考时痛失去师范上学的机会，只好在初三复读准备考高中。杨老师到我们家时，就跟我父母说：他们不让咱们孩子上中专，咱们就让孩子去读高中；人活着，就要争这一口气！

附一：歌剧《白毛女》剧照

附二：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截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