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明讨论的框架，兼谈希腊与土耳其文化

我们以现代的观点来讨论古文化时，很容易陷入一种视角的纠纷。就是我们以什么界定我们讨论的范围与文化传统。一般来说，有三种框架：“民族－国家-历史-文化”（nation-state-history-culture），“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history-culture),和“地域-国家-历史-文化” Land-state-history-culture。对一个简单的民族国家来说，第一种比较合适。对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来说，第二种比较合适。而能用第二种框架讨论的现代国家不多，中国，埃及，意大利，希腊，印度等。愚之就是到了土耳其后，看了那里的博物馆，觉得其实土耳其亦应该列于这第二种文明-国家的框架，特别是赫梯王国的渊源。而没有注册笔名网友显然对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相当了解，他的观点基本上是第三种框架“地域-国家-历史-文化”。我个人觉得他的观点是比较有道理的。因为土耳其文化确有其特别复杂的地方。历史学家汤因比专门写过一本有关土耳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书。其实将赫梯，特洛伊（属于迈尼锡文明）与土耳其的联系准确地说是地域性的，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但是没有文明的传承（从文字，文化，艺术等渊源）。汤因比晚年最后一本书（The Greeks and their heritages），其实也是因为人们讨论古文化的框架不同引发的各执其见，就以希腊文明为主，来剖析文明承传的渊源与相互影响。他基本上就执“地域-国家-历史-文化”的框架。认为荷马史诗讲的特洛伊等故事，是米洛斯文明与迈尼锡文明，与希腊文明是有区分的，有渊源的影响，但那基本上是属于三种不同的文明形式。也就是说在一个地域内，可能有几种文明时期存在并完全消失。米洛斯文明是linear A型文字，迈尼锡文明是linear B型文字，而希腊文明的文字是菲尼斯字母系统的，与前两者相当的不同。在希腊的历史上，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800年是黑暗时期，历史学家没有多少证据来描述这段时期的希腊历史。这就是一个断层期。正是这个Dark age, 为文化与文明的讨论提供了某种判定标准。为什么讨论土耳其的文化要先讨论希腊呢？只是想说明，一个第二种框架文明-国家模式很经典的案例，都经不起历史学家的严格的标准，只能落入第三种框架之下。土耳其古文化那就更是复杂，用第三种框架比较适合。不管是奥斯曼帝国，还是现代的土耳其，其文化构成也是相当的复杂，有三大版块：欧洲的（拜占庭与希腊），伊斯兰的（奥斯曼时的语言，信仰（可兰经），亚洲的（匈奴，突厥，阿提拉崇拜Attila the Hun）。有关现代土耳其的文化认同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下面摘录学者甘阳有关这方面的讨论。

以下是摘录

土耳其本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图曼大帝国瓦解后的产物，属于地道的伊斯兰文明，但土耳其在现代转型中却以最大的决心彻底与伊斯兰文明断绝关系，力图成为所谓“西方文明“的一分子。从1920年代开始，现代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政治强人的绝对权力加上其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全力推动土耳其走向全盘西方化的道路，不但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全盘引进西方制度，而且特别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习俗等日常生活方面都彻底铲除伊斯兰传统对土耳其社会的任何影响，包括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帽（因其有伊斯兰教象征意义），反对女人戴伊斯兰头巾，等等。不过正如亨廷顿所指出，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规定土耳其语的书写必须用拉丁字母，而不准用传统的阿拉伯字母书写，这一语言文字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导致日后受教育的土耳其新生代实际上不再能阅读传统的经典文献，具有从文化上彻底断根的效果。在外交上，土耳其全面追随西方，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反过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土耳其则遭到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集体谴责，更被伊斯兰世界看成是渎神的国家。

初看起来，这一以“凯末尔主义”闻名的土耳其的改革似乎颇为成功，好象已经彻底脱胎换骨而融入了西方世界。但土耳其的悲剧恰恰在于，所有这些都只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幻想和一厢情愿罢了，因为不管土耳其如何自我阉割改种，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都没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西方国家”，西方看重的仅仅是土耳其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这在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最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土耳其早在1987年就正式申请加入“欧盟”，但却被“欧盟”告知短期内其申请不会被考虑。但以后“欧盟”很快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挪威的申请，同时开始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等前苏东欧集团国家，偏偏迟迟不考虑土耳其要加入“欧盟”的强烈愿望。土耳其人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土耳其在西方眼里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土耳其总统在90年代因此极端委屈地说：土耳其之所以无法成为“欧盟国家”，唯一的真正理由实际就是因为“我们”是穆斯林，而“他们”即欧洲人是基督徒，但欧盟偏偏又不肯明言此点，而总是找其他借口，例如土耳其的经济不行，土耳其的人权状况不好，等等。亨廷顿指出，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而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在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在申请加入欧盟不成的挫折下，土耳其在90年代初力图发展与苏联解体后的中亚新国家的关系，特别注重阿塞拜疆以及四个讲突厥语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实际上是颇为雄心勃勃地想充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的政治领袖。

但这种欲当突厥语共同体领袖的梦想恰恰突出了土耳其的“突厥性”和“伊斯兰性”，恰恰更加突出了土耳其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国家，而是一个伊斯兰突厥语国家，这反过来就进一步促成土耳其国内本来就已相当强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如亨廷顿所指出，90年代以来土耳其国内的主流舆论与生活方式都已越来越伊斯兰化：伊斯兰的清真寺、伊斯兰的学校、伊斯兰的报纸、电台、电视、以及伊斯兰的书刊、磁带、光盘都大规模增长，伊斯兰妇女更公然藐视土耳其世俗法令而戴着伊斯兰头巾上街游行和参加选举。而更重要的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从9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主流大党，在1996年成为土耳其联合政府的执政党之一，而在2003年的议会大选中，伊斯兰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以大比数胜出，在国会五百五十席中拥有三百六十席以上的压倒多数，形成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已经足以一党单独执政的全新政治格局。虽然大选胜利后执政党立即安慰西方说土耳其将继续成为“北约”成员，同时继续要求加入“欧盟”，但西方国家当然不会忘记，这个伊斯兰主义执政党的领袖Erdogan在1994年第一次当选为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后，就公开提出了“反对加入欧盟，支持退出北约”的政治口号，并且声称“世界15亿穆斯林正等待土耳其人民站起来，我们将站起来！”事实是，晚近十余年来伊斯兰的复兴以及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上台执政，已经强烈地挑战并削弱了土耳其从“凯末尔变法”以来形成的的世俗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