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工程师的家庭。 我父母于一九六七年春节结婚，作为父母爱情的结晶，在期待十月后，我顺利地降生了。童年最早的记忆应该是我四岁时, 几乎每到周末，我们全家出门上街，爸爸都把我骑在他肩上，模糊记得我们每次从大院门口出去坐公交车的时候，我还赖在他的肩上不肯下来，哪怕头要挨到车门顶了。我幼小的心是被满满的宠爱包围着，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别人羡慕的目光。我父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堪称他们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

    在父母工作的设计院里，有一个正规的幼儿园，从托儿班到小班中班到大班，配备了极有素养的老师。我每天都乐意去上幼儿园，而且因为我性格活泼开朗，结交了好多小朋友。老师们也喜欢能歌善舞的我，几年的时光全是美好的记忆，我几乎从来没给父母惹过什么麻烦。偶尔也有放学没及时回家，猫在小朋友家玩过了晚饭时间，害得妈妈四处寻找，但从来没有受罚的经历。我记得父母工作很忙，时不时地要加班，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周末。尤其是爸爸出差到外地做工程，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我和妈妈胆子都比较小，雷雨天会躲到床下面战战兢兢地等雷声停止。

    还记得突然有一天看见妈妈不去上班了，我全然不知那时候妈妈已经临产了，只见一片忙乱中妈妈去了附近的医院，等到黄昏的时候，爸爸向我骄傲地宣布，我做姐姐了。我有了一个弟弟！七三年四月十二号晚上，我兴奋得不知所措，围着十六平方米的屋子，转来转去，跳上跳下，按捺不住极度的喜悦。记不清是我去医院迎接弟弟出来的，还是幼儿园放学回家第一次见到了他，总之，几天后我迎来了一个粉红色肉团团的弟弟，我的整个生活变得如此充实，我不再担心父母出差或加班的时候我没有伴儿了。我只知道我将倾出所有去保护他，陪他玩，逗他笑，看他长大。

    在弟弟满四个月的时候，他发了一次高烧，带他去看病的时候，我们意外地得知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并且是先心中较严重的四联症。我一个五岁多的孩子，根本不懂这事儿的严重性，但隐隐约约，我能从父母焦虑的眼神中感觉不妙。这下全家的重心转移到了如何给弟弟治好病上来。我无意听到爸妈谈到各种可能性，其中最震撼我的是听到“不做手术但让其自然生存到16岁”这个可能性。我虽不懂事，但被这种方案迷惑了好一阵子。

    接下来的四年间，这个快乐的家庭踏上了一条漫长曲折的求医之路，此中艰辛不是常人所能想象。记不清有多少次，父母带着弟弟和诊断书四处求医，北方南方，火车轮船，风里雨里，春来冬去，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妈妈原本像运动员一样的健壮体型，变成了一个单薄瘦弱的胃病患者。那时爸爸就是我们家的一棵擎天大树，凭着他坚强的心智，勉励我们，不断努力，永不放弃。

    经过几次全面的检查，综合各方意见后，手术看来是无法避免了，而且是年龄越小越好。爸妈先后双双带他去上海的大医院好几次，不仅东方红轮船上都有熟悉他们的船员，连医院也有记得他名字的医护。当时他们去的医院叫上海新华医院，里面有七十年代国内顶级的心外科手术队伍，在治疗先心一至三联症的领域有较高的成功率，但是对于四联症还处在探索和失败的阶段，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的手术前预备术是相对有把握的。

    前后住院观察了几个月后，弟弟的手术日期近了。我再次见到那个小可怜的时候，他勇敢地翻开身上各处给我看。显然弟弟小小的身体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肌肉注射，预备术，插导管，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术痕。作为小学三年级小屁孩的我，也即将经历生离死别，一刹那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

    弟弟的手术前那个傍晚，我和父母又来到他的病房，护士和医生都和我们交谈了很多，我没见着弟弟，就问其他的病友，他们说他在食堂拿晚饭呢。我马上出去找他，病房的走廊里，一个弱弱的小身子端着饭盒走来了，他一看见我，马上激动地想加快脚步，才小跑了不到十步，人就和着手中的饭盒一起，摔倒在走廊冷冷的地上，我看着这一切，真想立马把弟弟接回家去呆着。

    主治医生告诉我们，“今天就做个告别吧”，因为第二天一早就排到弟弟的大手术了，而这个手术的成功率还不到20%。

    这时我们注意到上次来探视见到的同室病床，今晚换了别人，原来那个前两天还鲜活的五岁的小生命，没有活着出手术室。想到这儿，我们的心都被现实和恐惧紧紧地占据了。

    可是我毅然没有哭。我和弟弟呆在病房的最后一个傍晚，我们就象平时一样，平静互动，冥冥之中我知道他不会死。为了让大家放松一下紧绷的情绪，我还和弟弟说起了他刚刚学会的几个新句子，爸妈没想到我俩还能用上海话逗笑了护士阿姨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