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老人周有光先生去世之前，曾经说过几句发人深省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周先生认为，中国要发展，就一定要走到人类共同的文明大道上；世界各国无一例外，都应该在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所以他主张，年轻人在观察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确的角度，而这个正确的角度就是，年轻人应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而少一点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

周老这里有二个意思，一是世界各国的竞争，必须在人类共同的文明大道上，谁也不能例外；真正的文明是没有差异的，是统一的。尽管其中内涵极其广泛，但最基本的内容全部是坚持和平，恪守诚信，自由民主，开放包容。二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站在全球的角度看中国，而不是闭关锁国，更不是夜郎自大。很是可惜，尽管改革开放几十年了，我们有很多人，依然是喜欢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甚至有的人还异想天开，希望全世界都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

可以设想，如果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如清朝闭关锁国，我们会有汽车、飞机、电脑、互联网、手机这些东西吗？应该不会有，有的只是长辫和小脚，姨娘和奴才。黄仁宇先生曾经说，给你100年，生产不出来这些高科技，给你500年，还是生产不上来。这一点必须要承认，近代以来，西方确确实实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今天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幸福生活，很大程度上就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尤其是4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后，变化之大，沧海桑田，无不是我们打开国门的结果。只是我们总有一些人，在尽情放纵着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却总是抱残守缺，对于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动辄批评是全盘新化，甚至是汉奸卖国；如此变态，真是不可理喻。有人认为这要么是蠢，要么是坏；说句实在话，其实，这些人一点都不蠢。

尽管对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公说婆说，似乎到今天也难得有一个一致的意见；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几千年的君主独掌政权，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最老牌的专制国家。其中唐代的兼容开放，宋代的政治清明，使得中国出现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而当时的西方世界则恰恰相反。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神权的统治大于一切，强大的神权决定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一切科学，都应该服从于上帝，服务于神学。神权扼杀了科学与民主，西方社会进入了“黑暗的时代”，所以，唐宋二代也就自然成为世界经济的翘楚。然而，14世纪到16世纪，西方的一场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兴起，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逐渐从黑暗的专制走向了自由与民主。而我们则恰恰相反，明清二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黑暗的时代；于是，西方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将我们远远甩在了后面。

有人认为，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明给我们中国带来了许多特别重要的好东西，让我们拿来，节省了我们很多的去重新创新，去试错的一些时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跟别人走到同一条文明起跑线的时候，这样才能谈得上我们民族的振兴。这个认识应该没有错，我们必须要承认。

当我们与别人存有差距的时候，一定先要虚心向他人学习，取长补短；用一颗融入世界，拥抱现代文明的精神，和这个世界的和谐相处，尊重这个世界的规则，通过规则去进行博弈，谋求我们自己的发展。世界的文明规则有很多，但契约精神是最根本的内核，这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一种主流精神，也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考诸“契约”一词，在拉丁文中的原义为交易，其本质是契约自由的理念。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救济的精神。契约精神不是单方面强加或胁迫的霸王条款，而是各方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守信精神。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告诫世人：“民无信不立”；孟子亦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看来，诚信乃立身之根本，处事之大道，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

西方的契约精神包含两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主要是私人契约精神，在商品社会，私人交易之间的契约精神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是社会契约精神，这种起源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古典自然法学派所持的学说，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的构筑有着深刻的影响。都需要秉持契约精神、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而这就能看出是不是一个有责任心，规矩守法，信守承诺的人。

不管我们承不承认，讲诚信，守诺言，这是人类必须共同遵守的最基本的守则，正如宋人王安石《商鞅》诗云：“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这应该是人类共同的文明，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真没有多大关系；；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化”，确然。为什么周老先生告诫我们要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而少一点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道理就在这里。只不过，这话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