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云月
江流天外，月涌云头。 扁舟一叶，酹祭悠悠。
正文
能以节死即君子——聊聊瞿秋白之死
(上）
蒋介石处死瞿秋白， 是意料之中事。
瞿秋白不同于中共第一任领袖陈独秀 ，他成为党魁的1927年， 国共已经正式翻脸，瞿秋白主导策划了一系列武装暴动，比如著名的8.1南昌起义秋收暴动等，据说有名气的就有35次之多， 那几年的血腥味味道浓浓。瞿秋白还明确提出了要施行”红色恐怖”政策， 所谓红色恐怖政策， 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字：杀! 瞿秋白中央指示各地：”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所以，对于蒋介石来说，瞿秋白可谓是罪大恶极，如果不实行政治转向， 只有死路绝无生理。
但即使如此， 老蒋对瞿秋白的劝降，还是用尽了心机，他先是叮嘱与瞿秋白有师生之义的宋希濂多次劝降，开出了极其宽厚的条件：可以不公开声明反共或写自首书，迁往南京养病，身体好了以后听任从事翻译工作或国际问题的研究工作。后来多次劝降无效，在蒋介石下达枪决令后，又因”中统”头领陈立夫因与瞿秋白有旧， 不甘也不忍瞿秋白这样死去， 星夜面见蒋介石，让蒋介石改变主义暂缓执行枪决，再由”中统”派员王杰夫和陈建中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这两人都善于攻心。接到劝降瞿秋白的任务后，他们又与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专门召集中统局，根据瞿秋白的政治地位、学识、性格、家庭状况等方面的特点，专门研究了一套劝降办法。可谓用尽了功夫。 谁能说， 这一切完全是出于冷漠政治功利， 而一点都没有为国惜才或真诚的人情蕴影其中？
但结果同样是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所以完全可以说， 是瞿秋白自己选择走上不归的黄泉路的。
让瞿秋白做出这种选择的， 就是中国知识文化所尊崇的气节，古往今来， 无数中国知识精英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尊崇气节胜过自己的生命。 同为中共领袖级人物，向中发顾顺章二人在被捕后就立即叛变。这些所谓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代表， 其实是流氓无产者， 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其实与找一份谋生的工作没有任何区别，目的只为了追求名利， 骨子里并无政治理念和个人节操可言。
而瞿秋白和陈独秀则不然， 他们是时代的精英， 如果仅为名利， 他们完全用不着发动和投身革命。 是他们心目中超越个体的伟大信念伟大理想——姑不论这些信念的是非正邪——让他们成了职业革命家。 在他们的内心已经超越了计较名利贪生怕死的境界， 所以， 在他们追求自己梦想的道路上， 他们也许会迷失， 但却极少会叛变。 退一步说， 即便在被敌人抓捕前， 原来的理想已动摇， 原有的信念已轰毁，他们仍然会为了自己的气节和名誉，不出卖自己的组织和同志，即使他曾从中备受折磨饱受打击。
其实， 无论是瞿秋白还是陈独秀， 在他们的生前， 都已经开始了对自己曾经追求的理想的重新审视， 我们甚至可以说， 某种程度上， 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成为他们曾追求的革命理想的叛徒，但他们仍然不会像顾顺章向中发那样为了生存而出卖革命 。 比如说，陈独秀，他在被捕前其实已经被中共开除党籍了， 但国名党对他的劝降仍然无济于事。后来他被减刑出狱， 当时日报发表的文字中有“爱国情深， 深自悔悟”这样的说法来解释陈独秀的减刑。 陈独秀感觉备受侮辱， 立即致函《申报》—— 当时第一大报声明“我本无罪， 悔悟何所而指？！”“鄙人今日固无意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 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污蔑也”。说白了就是我获释的原因绝不是因为悔悟， 鄙人理想依旧信念未改， 凡暗示我变节的都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从陈独秀后来发表的文字中， 他确实对自己过去的理念做了深深的反思，那些文字足以说明他已经抛弃了他曾经主张的共产主义理论。 但他的这些反思只是出于对个人良知的负责， 也是出于对社会文化负责的态度， 如果说他是出于为了自己减刑， 为了出狱， 他就会认为那是侮辱， 而且那也不是实情！ 凡是有独立思考的知识者， 都可能有这样的时刻， 同样， 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为了对自己的良知负责， 而不是为了红尘名利！
（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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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从历史角度就是如此。
我这里说的君子，是从世俗角度而言的。因为人不能有洞彻古今的能力，所以对初衷的判定可以认知最基本的人性。
所以瞿秋白可以与鲁迅成为朋友。
他们都已经开始觉察出了自己的所谓理想与信仰，其实就是骗人的一面旗帜，本质上，就是恶魔祸世。
但是中国的读书人都自恃清高、明白，错了也只是心里在自省，而绝不公开认错。
讲句俗话，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悲哉。
若说理想和爱国便可以抵罪，那世界上没有恶人。
希特勒既有理想，又深爱国家，无人出其右；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齐奥塞斯库等恶魔，皆为理想家、爱国者；最近的普京，更是出类拔萃。
可人类百年来受彼类祸害，罄竹难书。
所以，人类真正最应该警惕的，就是手握权力的理想家和爱国者，各国皆然，但独裁专制最甚。
市井有言：不要看他吆喝什么，而要看他卖的东西。
从《多余的话》来看，瞿对什么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大感觉了，他的自愿赴死，一则是觉得人生搞来搞去好没劲，也就是厌世了， 二则中国士大夫那股傲气是他觉得死了就死了。
大家“主义”不同，他的“主义”也不见得就是“救国救民的真理”，不能接受不同的想法，他做了党魁只能是民族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