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我刚入学那年的秋天，父亲找人给家里拉来电线安了插座装了电灯，从此结束了点煤油灯的日子。几天后，父亲又从商店抱回一台有着棕色外壳的红星牌三波段电子管五灯收音机，放在桌上很是漂亮，刚学会画画的我便在一本书的封底内页上将它画了下来。看我认真画完之后，父亲说它不光是放着好看的，这是“戏匣子”，还能唱戏，说着插上电源扭开旋钮，于是真的从那匣子里传出了歌声，令我一时间惊叹不已。知道我喜欢乱动，父亲特意嘱咐我：“收音机开关打开后不能马上再关掉，同样的，关掉后也必须停段时间才可以打开，不然会烧掉收音机里的管子。”收音机右下方并排有三个旋钮，一个是电源开关兼调节音量，一个频率旋钮，一个波段旋钮。父亲指着最右边的波段旋钮对我说：“这个旋钮不能随便动，只收中波就可以了，顺时针拨到头是短波位置，短波里全是些外国电台，不可以听。”我那时年纪还小，父亲的话还是听从的，所以也从来不去动那个波段旋钮。

   父亲管收音机叫“戏匣子”是没有错的，“戏匣子”给全家带来了欢乐，除了歌曲和戏曲，还有侯宝林的相声，当然也有电影录音——随着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电影中的场景接着就会出现在脑海里，还不用费眼睛，父母也可以边做家务边收听。可收音机买来刚半年，文革就来了。收音机里的一些娱乐节目不见了，文革前的歌曲几乎都不准唱了，相声也不准说了，连我最喜欢的对学龄前儿童广播的《小喇叭》和对红领巾广播的《星星火炬》也都停播了，凡是富有人情味的节目都取消了，除了新闻就剩下八个戏八首歌，那台收音机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待见了。那时候的住户没有电表，居委会每个月是按照灯头数量挨家挨户收电费的，那台收音机是按照25瓦的灯泡收取电费。由于收音机里没啥好听的节目了，仍每月交电费不太划算，父亲就将收音机放进了柜子里，然后告知居委会我们的收音机不再听了。打那之后，我们就少了一个25瓦的灯泡，省钱了，但也不能再听收音机了。

   转眼到了文革中期，我也升入了初中，文革初期的紧张氛围开始有所缓和，久违了的相声又恢复广播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又将那台收音机从柜子里搬了出来。记得恢复后的第一个相声是马季的《友谊颂》，是歌颂型相声，而讽刺型相声仍被封禁着。就在那年秋天，有天晚上我无意中打算要去转动那个波段旋钮，想搞清楚它究竟有啥用。我将波段旋钮转到短波位置上，然后旋转频率旋钮，发现国内电台很少，几乎全是国外电台，当然也全听不懂。就在随便旋转着频率旋钮时，一阵歌声传进耳畔，注意听了一下，竟然是中文歌词，一瞬间，我被美妙的歌声所震撼——那是一首从未听过的歌曲。听完后，激动不已的我心中感叹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呢！接着便是主持人不急不慢且很温柔的播报声：“这里是澳洲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夏雪为您主持的听众点唱节目。”接着播报点歌听众的所在地、姓名以及要点唱的歌曲，播放的也大都是中国三、四十年代的老歌。点歌的听众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泰国，也有香港、台湾的听众，只是没有中国大陆的。听众点唱节目结束了，心情却如同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兴奋。接下来是新闻与时事类节目，当时文革还在进行着，澳洲广播电台则展示了一种与毛泽东治下所允许的截然不同的对世界的看法，听完后竟是不知所措。我不知这算不算敌台，但透过它所传递的信息以及所播放的歌曲，我想应该算是了。

   第二天晚上，禁不住老歌的诱惑，我又将波段转到短波位置上，继续寻找那个频率。轻易地就找到了，只是没有昨晚那样清晰，信号时强时弱且伴有敲锣打鼓的干扰声。我试着转换频率，又搜到了几个对华广播的电台，普通话都没澳广标准，其中印度德里电台的播音员汉语最蹩脚，但也播放一些中国老歌。转回去继续寻找澳广，干扰的声音似乎少了，仍旧在播一些动听的歌曲，我尽量将音量放小，耳朵凑近喇叭。父亲看到我听收音机的样子，就对我说：“你不要总趴在收音机前，你可以将音量放大了听。”父亲不知我收听的是敌台，我更不敢将声音放大，声音太大万一被院里的人家听见了怎么办？后来父亲对我收听的内容还是有所了解，但也没有再说啥，毕竟不是文革初期了，院里的人家也都懒得管闲事了。从那以后，每天吃完晚饭，我都会守在收音机旁，等待着澳广传来的一首首动听的老歌。

   一天傍晚放学回家后，照例扭开收音机开关，指针窗口里的小灯虽然亮了，却没有声音，音量旋到最大也没用。父亲过来看了看，拿下收音机后面的挡板，看到里面有五个灯泡样子的电子管，有四个亮着，其中一个已发黑，父亲说是电子管坏了，等过两天送修理店修修吧。几天过去了，父亲似乎对修收音机的事并不太在意，一点也不着急。但我着急啊——那些好听的歌曲不能够听了！无奈，我就问父亲那台收音机啥时送去修理啊？父亲说明天就送去。第二天是星期天，早上吃完饭，父亲果然用包袱包好收音机拎着去了修理店。本以为送去后要好多天才能取回，但父亲回来时我看到那台收音机已被带回来了。“修好了？”我问父亲，心中一阵狂喜。父亲说修好了，将包袱放到桌子上，然后解开包袱。扭开收音机开关，我透过后挡板的散热孔往里面瞅，见五个灯全亮着呢——真的修好了！心情掩饰不住地高兴起来，又可以听澳广了。

   从初中到高中，在所有国外电台里，听澳广的时间应该算最多的了，虽然时不时会有信号干扰，但听得还算清晰。澳广的台呼也很具有标志性，是笑翠鸟的鸣叫声，笑翠鸟是澳大利亚的国鸟，深受澳大利亚人的喜欢。除了汉语标准语调温柔，澳广的主持人也都很随和，节目间也会搭配着讲些笑话，气氛轻松愉悦；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歌手大都来自东南亚与台湾，其中新加坡张小英、林竹君和台湾刘文正、邓丽君的歌点播率最高。那些日子里，几乎每晚都会在美妙的歌声中度过......

   临近高中毕业的那段时间，正是心情最糟的时候——高中毕业就意味着农村生活的开始；因为取消了高考，高考梦已经破灭，对学生时代的不舍，对前途的迷惘，还有青春期里特有的烦躁，令我的情绪低落到了谷底。去农村的头天晚上正好是星期日，澳广《您喜爱的歌》里播放的最后一首是林竹君的《罗娜罗娜》——在雨夜里又要想起最心爱的罗娜，她悄悄地离我而去没有留下一句话......第二天一早，我便告别了熟悉的城市和熟悉的人。

   在农村，就不再有机会收听澳广了，有个知青带下来一个砖头大小的晶体管收音机，晚上没事时几个人围住那块收音机偷偷搜寻敌台，只搜到了“美国之音”，没有搜到“澳广”......返城时文革已结束，《小喇叭》和《星星火炬》也都恢复了广播，而此时我已不再是少年，恢复广播后特意找到这两个节目，只为找回那段短暂的童年记忆。

   《小喇叭》如今还在播；《星星火炬》已停播，有点可惜。澳广的中文普通话广播如今也停播了，虽然在互联网上可以浏览澳广的中文网站，但需要翻墙；从前阻止听澳广用的是信号干扰，如今阻止看澳广是建立防火墙，效率更高。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回想起来，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还好有澳广带给了我快乐。